但是我卻不得不承認，關於經濟方面的應付，無論怎樣極力“節流”，總不能一文不花；換句話說，總不能一點“開源”都沒有。這卻不是完全可由自己做主的了！在南洋附屬小學就做同學的老友鬱錫範先生，那時已入職業界做事；我實在沒有辦法的時候，往往到他那裏去五塊十塊錢的借用一下，等想到法子的時候再還。他的經濟力並不怎樣充分，但是隔幾時暫借五塊十塊錢還覺可能；尤其是他待我的好，信我的深，使我每次借款的時候並不感覺到有着絲毫的難堪或不痛快的情緒，否則我雖窮得沒有辦法，也是不肯隨便向人開口的。在我苦學的時候，鬱先生實在可算是我的“鮑叔”。最使我感動的是有一次我的學費不夠，他手邊也剛巧在週轉不靈，竟由他商得他的夫人的同意，把她的首飾都典當了來助我。但是他對於我的信任心雖始終不變，我自己卻也很小心，非至萬不得已時也絕對不向他開口借錢；第一次的借款未還，絕對不隨便向他商量第二次的借款。一則他固然也沒有許多款可借；二則如果過於麻煩，任何熱心的朋友也難免於要皺眉的。
我因爲要極力“節流”，雖不致衣不蔽體，但是往往衣服破爛了，便無力置備新的；別人棉衣上身，我還穿着夾衣。蚊帳破得東一個洞，西一個洞，蚊蟲乘機來襲，常在我的臉部留下不少的成績。這時注意到我的情形的卻另有一位好友劉威閣先生。他是在約翰和我同級的，我剛入約翰做新生的時候，第一次和他見面，我們便成了莫逆交。他有一天由家裏回到學校，手裏抱着一大包的衣物，一團高興地跑進了我的臥室，打開來一看，原來是一件棉袍，一頂紗帳！我還婉謝着，但是他一定要我留下來用。他那種特別愛護我的深情厚誼，實在是使我一生不能忘的。那時他雖已結了婚，還是和大家族同居的，他的夫人每月向例可分到大家族津貼的零用費十塊錢；有一次他的夫人回蘇州孃家去了一個月，他就硬把那十塊錢給我用。我覺得這十塊錢所含蓄的情義，是幾十萬幾百萬的鉅款所含蓄不了的。
我國有句俗話，叫做“救急不救窮”，就個人的能力說，確是經驗之談。因爲救急是偶然的、臨時的；救窮卻是長時期的。我所得到的深摯的友誼和熱誠的贊助，已是很難得的了，但是經常方面還需要有相當的辦法。我於是開始翻譯杜威所著的《民治與教育》。但是鉅著的譯述，有遠水不救近火之苦，最後還是靠私家教課的職務。這職務的得到，並不是靠什麼職業介紹所，或自己登報自薦，卻是和我在南洋時一樣，承蒙同學的信任，剛巧碰到他們正在替親戚物色這樣的教師。我每日下午下課後就要往外奔，教兩小時後再奔回學校。這在經濟上當然有着相當的救濟，可是在時間上卻弄得更忙。忙有什麼辦法？只有硬着頭皮向前幹去。白天的時間不夠用，只有常在夜裏“開夜車”。
後來我的三弟進南洋中學，我和我的二弟每月各人還要設法拿幾塊錢給他零用，我經濟上又加上了一點負擔。幸而約翰的圖書館要僱用一個夜裏的助理員，每夜一小時，每月薪金七塊錢。我作毛遂自薦，居然被校長覈准了。這樣才勉強捱過難關。
畢雲程先生乘汽車趕來借給我一筆學費，也在這個時期裏，這也是我所不能忘的一件事，曾經在《萍蹤寄語》初集裏面談起過，在這裏就不贅述了。
深摯的友情是最足感人的。就我們自己說，我們要能多得到深摯的友誼，也許還要多多注意自己怎樣做人，不辜負好友們的知人之明。
（原載1937年4月上海生活書店《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