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次和諸君談過，我們在香港的報館因爲試辦的經費是由幾個書呆子勉強湊借而成的，爲數很有限，所以是設在貧民窟裏。但是說來好笑，我正在香港貧民窟裏籌辦報館的時候，香港有一家報紙登出一段很肯定的新聞，說我被廣西的當局請到南寧去，擔任廣西省府的高等顧問，同時兼任南寧《民國日報》總主筆和廣西大學教授，每月收入在六百元以上云云。你看這多麼闊！不但“顧問”，而且是“高等”；不但兼了“總主筆”，而且還兼着“大學教授”！一身兼這樣的要職三個，依我們所知道的一般情形看來，每月收入僅僅在六百元以上，似乎還未免過於菲薄的。但是在我這樣的一個窮小子看來，確覺得這是一個不小的數目，而且老實說，確也有些垂涎欲滴！因爲我自從結束苦學生的生活，在社會裏混了十多年以來，從來沒有賺過這樣大的薪水。自從在十年前因《生活》週刊業務發達，我不得不擺脫其他一切兼職——要附帶聲明的是這裏沒有什麼“高”，沒有什麼“總”，也沒有什麼“大”，只是有着夜校教員之類的苦工——用全副精神來辦這個刊物，計算起來，每月收入總數還少去十塊大洋，十年來一直是這樣。我有大家族的重累，有小家庭的負擔，人口日增，死病無常，只靠着一些版稅的收入貼補貼補；因爲出國視察借了一筆款子，有好幾本著作的版稅已不是我自己的，除把版稅抵消一部分，還欠着朋友們幾千塊錢，一時無法償還；不久以前一個弟弟死了，辦喪事要舉債；最近有一個庶母死了，辦喪事又要舉債。好了，不嚕囌了，在這樣嚴重的國難裏面幾乎人人都有“家難”的時代，我知道諸君裏面有着同樣痛苦或更厲害的痛苦的一定不少，我不該多說關於個人的訴苦的話，我只是說像我們這樣的窮小子，“每月收入在六百元以上”並不是用不着，但是我們爲保全在社會上的事業的信用，我們絕不能無條件地拿錢，而且我們知道僅僅孜孜於在各個人的圈子裏謀解決，也得不到根本的解決。

　　話越說越遠，我不得不請諸君原諒，現在再回轉頭來談談在香港貧民窟裏辦報的事情吧。我在香港只是在貧民窟裏辦報，從未到過廣西，所以誰做了廣西政府的“高等顧問”等等，我不得而知，所知道的只是在香港的貧民窟裏所辦的那個報館。

　　香港的市面和大多數的居民是在山麓，這是諸君所知道的。在這裏你要看看豪華區域和貧苦區域的對比，比在任何處來得便當，因爲你只要跑到山上的高處俯瞰一下，便看得見好像汪洋一大片的所謂西營盤和它的附近地方，都是些狹隘齷齪的街巷和破爛不堪的房屋，像蟻窟似的呈現在你的眼前。但是除了這樣整批的貧民窟之外，在熱鬧的市面，於廣闊的熱鬧街道的中間，也夾有貧民窟，這可說是零星的貧民窟。我們的報館一面要遷就熱鬧市面的附近，一面又出不起那昂貴的屋租，所以便選定了一個零星貧民窟裏的一條小街上的一所小屋——就是也許已爲諸君所耳熟的利源東街二十號。

　　這一條短短的小街雖在貧民窟裏，雖然汽車貨車不許進去，地勢卻很好，夾在最熱鬧的德鋪道和皇后大道的中間，和印刷所也很近。這屋子號稱三層樓，似乎和“高等顧問”有同樣闊綽的姿態，但是每層只有一個長方形的小房間，房間的後面有一個很小的廚房，前面臨街有一個窄得只夠立一個人的露臺。至於屋子材料的窳陋，那是貧民窟房屋的本色，不足爲怪。天花板當然是沒有的，你仰頭一望，便可看得見屋頂的瓦片。上樓是由最下層的鋪面旁邊一個窄小的樓梯走上去的。你上去的時候，如不湊巧有一個人剛從上面下來，你只得緊緊地把身體貼在牆上，讓他唯我獨尊地先下來；這好像在蘇州狹隘的街上兩輛黃包車相碰着，有着那樣擁擠不堪的滑稽相。屋子當然是髒得不堪，但是因爲包括鋪面的關係，每月卻要租一百塊錢。我承蒙一位能說廣東話的熱心朋友陪着到經租賬房那裏去，往返商量了好幾趟，在大熱天的炎日下出了好幾次大汗，總算很幸運地把每月屋租減到九十塊錢。

　　這樣髒得不堪的房子，當然需要一番徹底的粉刷，否則我實在不好意思請同事踏進去；並不是嫌難看，要努力辦事不得不顧到相當的健康環境。可是那裏的粉牆經過粉刷了五次，纔有白的顏色顯露出來。泥水匠大叫倒黴，因爲他接受這樁生意的時候，並未曾想到要粉刷到五次纔看得見白色。我不好意思難爲他，答應他等到完全弄好之後，加他一些小費。那個窄小的樓梯，是跑二樓和三樓必經之路，樓梯上的木板因年久失修，原來平面的竟變成了凹面的了，有的還向下斜，好像山坡似的，於是不得不修的修，換的換，這也是和房東辦了許多交涉而勉強得到的。

　　談起來似乎瑣屑，在當時卻也很費經營，那是小便的地方。在那貧民窟的屋子裏，一般人的習慣，廚房裏倒水的小溝（樓上也有，由水管通到下面去），同時就是小便的所在，所以廚房和樓下的屋後小弄，便是臭氣燻蒸的區域。報館裏辦事的人比較的多，需要小便的人無法使它減少，如沿用一般人的辦法，大家恐怕要薰得頭痛，無法辦公了。說的話已多，這事怎樣解決，只得且聽下回分解吧。

（原載1936年8月30日《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1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