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社會裏面，因個人主義之高度的發展，家屬的關係也比較地疏淺。這是西洋社會一般的情形，是我們所早知道的。記者在上文裏談起英國叫花子的時候，曾說他們具有獨立觀念，而同時因社會組織的關係，失業者遍地，雖有獨立觀念而仍不得不做叫花子。在他們家屬關係裏面，也可隨處察覺獨立觀念的成分。例如記者在倫敦所住的屋子的房東太太（二房東，前面曾談起過），那樣老，那樣辛苦，那樣孤寂，但是她仍不願去依靠她的已出嫁的女兒。我有一天夜裏回家，一進門（房客各人帶有開門的鑰匙，故不致驚動別人），便聽見廚房裏漏出的抽抽咽咽的哭訴聲，我辨得出是房東老太婆的聲音，偷偷摸摸移步到廚房門口偷聽，才知道原來是她對這替她幫忙的那個女子且哭且訴，說她這兩天發着寒熱，女兒又來勸她去同住，她說“爲自尊起見，我不能去。”這是她在這種社會裏數十年不知不覺中養成的意識。試再舉兩件記者所親自知道的事實。一件是有個太太於兩個月前死去了丈夫，把她的住宅賣了，來和她的已嫁的女兒同住，但她卻一定要照付房租；因她所有的一些餘積還不敷用，所以同時仍須每天出去做事，她的女兒勸她把事情辭掉，在家裏幫幫她（女兒）的忙，這母親不肯，覺得她那樣自由些。還有一件是關於一個六十歲的老頭兒，他是個鰥夫，很孤寂地獨自一人住在一個租賃的房間裏，他的女兒卻嫁給一個開小汽車行的人家，很過得去；這女兒自己仍在做一個闊人的私人祕書，每星期有五鎊的收入，丈夫雖只有幾輛汽車，也還不壞，所以他們夫婦便住在一個“flat”（租用的全層的屋子，例如二層樓全層，或三層樓全層，比租零碎房間的算是比較地闊綽）。但是這個老頭兒不願白吃女兒的，自願每星期替他們的這個“flat”大掃除一次，揩玻璃窗，刷地板等。在外國這類工作並不輕便，因爲各房間裏的地毯都須搬開，桌椅等等都須移開，門窗、房角都須細細地揩拭一遍，每個房間往往要費到一小時的時間，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情，但是這老頭兒自願要這樣幹，這樣幹了之後，他的女兒每星期給他一些費用，他才肯受。這樣的態度，在我們素重家族主義的東方人看來，簡直不易瞭解！在西洋這類例子很多，父母子女的關係不過如此，兄弟姊妹的關係更可想見了。這種獨立觀念，就某種意義說，不能不算是一種“美德”——至少在力求自食其力而不肯累人一點上很可貴。但是在另一方面看，各人只在個人主義裏兜圈子，不曾顧到社會的集團的利益，聽任剝削制度的社會存在着，勢必致於雖有獨立觀念而無法維持的時候，雖欲做工而無工可做的時候；平日辛勤做工，到老做不動時還須拖着命做，那些有剝削工具握在掌握的人，卻可以不勞而獲地一生享受不盡。

　　其次可附帶談談英國婦女的地位。自世界大戰後，英國婦女在職業界的地位似乎增高了不少，有女議員，有女律師，有女教授，乃至有過女閣員，但是這僅是在最上層的少數的人物，我們如移轉註意到一般勞動婦女的情形，便可見她們還大多數在掙扎的生活中。據英國鼎鼎大名的女議員阿斯特（Lady Astor）在最近演辭中所說，英國婦女做工賺工資的有六百萬人，其中已結婚的鄒韜奮散文家屬關係和婦女地位約一百萬人。有許多婦女加入工作，似乎是好現象，但如仔細一研究，便知有兩大原因：一是由於資本家利用“賤工”，婦女們的工資可以特別低；一是由於近幾年來一般失業的日漸尖銳化——尤其是已往的三年以來——婦女不得不出來找工作做，以勉強支持家計。英國資本家看見世界不景氣，爲顧全利潤計，便儘量利用賤價的女工，這是可於英國勞工統計中看出來的，至一九三〇年爲止的已往五年間，男工沒有變動，女工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其趨勢可以概見。據勞工調查所所報告，在有的地方，一家裏面，男的得不到工，只有女子在做工。她們集到工廠裏去，一天忙到晚，每星期約得十三先令（一般工資在兩鎊左右，即四十先令左右）。在限制失業救濟金的法令“全家總收入調查法”未實行以前，她們每人還可留下一兩先令做自己的零用費，自從該律實行之後，家屬裏男子（例如女工的父親）的失業救濟金，因爲女子得工，要相當的核減，她們便須“涓滴歸公”來養家人，窘苦更加劇了。有個鋼鐵廠的利用女工，那就更厲害！該廠只有十五歲的女子，每星期只出十三先令九個便士。等她們滿了十六歲，便把她們解除，換用新的女子。這些女子儘量受僱主剝削兩年，後來嫌貴，便被解除。據說實行此法比換新機器容易，因爲新機器還要花錢去買，新女子便堆在門口聽你使用！

　　女店員或女侍者每天工作十小時以上，每星期工資亦多在三十先令以下。例如規模很大的武爾華斯（Woolworth）商店（美國大富豪在英國開的支店），僱用女店員很多，每天工作從上午八點半到下午八點，工作十一小時之久，每星期僅有二十七先令的工資。照她們普通的生活程度，每星期每人的膳宿須一鎊左右，餘下七八先令，如何夠零用，衣服更不必說了，如再須挖出助家，苦況更可想！而這個公司的老闆於去年十一月間因女兒成年，先給以三分之一的遺產，即在一萬萬金圓以上，約合二百萬金鎊！這裏面就不知道含有多少女店員的血汗！

　　但是經濟恐慌一天一天地進展着，加緊剝削還不能維持資本家的利潤，於是更出於裁員。由內地因失業或家境困難而跑到倫敦做店員或侍者的女子，被裁之後，經過一番艱苦的掙扎而仍無法生存的時候，便淪入私娼的漩渦裏面去。

　　記者最近有一天傍晚在倫敦蠟人館（Madame Tussand’s Exhibition）參觀完了出來，就在附近一個飯館裏吃晚飯。一看規模非常的大，女侍者數十成羣，招呼我的那個女侍者年紀很輕，嫵媚玲瓏，活潑愉快，那個臉總是現着笑容；這時候還早，客人不多，她剛巧立在我的桌旁閒着，我見她那副欣然的態度，便乘便問她：“你在這裏工作很快樂嗎？”她微笑着說：“表面上似乎快樂，心裏不快樂。”我問：“爲什麼呢？”她倒很坦白，告訴我這樣的情形：她說前兩個月這個大飯館裏才裁去近百的同事，都是女侍者，雖在目前每星期可領到失業救濟金十五先令，但僅敷房金，衣食無着；在這些已裁去的女侍者裏面有個和她最好的朋友，老實告訴她，說她（指女友）最初還幸而有個熟悉的女裁縫每星期給些零碎的縫紉工作叫她（女友）做，略得津貼，但因不景氣，這零碎的工作也減少，最近她（女友）每星期不得不有兩晚到街上去找“男朋友”過夜。我問她，“自願去找‘男朋友’過夜，有什麼不快樂的事情？”她皺着眉說：“哦！不！不是真朋友，陪人過夜得些收入罷了！”我才知道究是什麼一回事！這種爲着生計所迫，雖欲做工而無工可做，萬不得已，把身體當商品出賣，是多麼苦痛的事情！這又是誰的罪惡？

　　據這個女侍者說，她所聽到的這類事實還多着哩，怪不得她覺得“心裏不快樂”。

1934年2月2日，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