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碼頭上和他見面的時候，就感覺到他容顏蒼白，和他往時的紅潤丰采迥異，精神也很萎頓，在當時以爲只是旅途勞頓，而且在途中暈過船，所以這樣疲乏，到後稍稍休養，便可無礙。他自己也對我這樣說。我問他在船上夜裏睡得怎樣，他說夜裏睡得不好，總要到東方既白，纔在朦朧中睡着片刻。其實他此時已有了病，他自己不在意，我們也只想到他的長途辛苦，不曾知道他有了病。
他在海參崴將動身的時候，給我一個電報，說乘北方號回上海，可於十六日到。我在十五日打聽該船於十六日何時可到，才知道在當日（即十五日）下午四時半即到。仲持先生和他是《申報》舊同事，原和我約過一同去接他，我便臨時匆匆通知了他，同向三馬路外灘跑去。當時因戈先生的許多親友都不知道輪船當天即到，所以到碼頭去接他的就只有仲持先生和我。輪船灣在浦東，我們僱了一隻小汽油船把他接到海關碼頭後，因等候行李，三個人就在那裏談了兩小時左右。他孜孜不倦地問着上海報界的最近情形，一點沒有想到他自己的疲倦。我請他在那裏的板凳上坐坐，他略坐了一會兒，又立起來，詢問上海報界老友們這個怎樣，那個怎樣，又談到中國的時局。直到六點多鐘，行李手續弄清楚後，我們三個人才離開了海關碼頭。他決定暫住四川路的新亞旅館，因相距不遠，主張我們一同步行；仲持先生和我因想到他的長途勞頓，在途中輪流着替他提着一個裝得滿滿的皮包。他說這個皮包裏所裝的是他在考察所得的尤其重要的材料，放在其他行李一處，有些不放心，所以隨身帶着；他哪裏知道這樣辛勤搜得的重要材料，如今竟沒有機會被他用到，我現在回想到當時他的這幾句話，更不禁有無限的傷感。我們於燈光隱約人影憧憧中沿着外灘，經過外白渡橋，一路談到新亞旅館。此時他很健步，並對我說，暈船這件事很奇怪，一上岸就和在船上時不同。他在談話裏提到史量才先生的死，提到黃任之先生的病，他很替黃先生的安然渡過危病難關慶幸，說要抽出時間去看看他。我本想在那天夜裏約幾位朋友來吃晚飯，和他談談，他說身體疲倦得很，只想吃些粥，睡個好好的覺，他友另約吧，我說好，便約在第二夜七點鐘晚餐一敘。我們一同到新亞定了房間後，出去到附近的一個小廣東菜館裏吃了極簡單的晚飯。因他晚飯後還有事接洽，要到通信社和報館裏去訪友，未多談，晚飯後即匆匆握別，臨行時勸他早些安寢，不可過勞。
第二天（十六日）晚上我和幾位朋友和他一同晚餐，他颳了鬍子，穿了一套整潔的灰色法蘭絨的西裝，神采較前一天好得多，我很替他安慰，很暢快地談了一番。十七日上午和十八日上午，我還因事在電話裏和他談話。他本打算十九日往南京去幾天，所以我末次在電話裏和他分別後，一直以爲他到南京去了。不料二十二日早晨，他的妹妹紹怡女士來找我，一見即淚如泉涌，我一時摸不着頭腦，急問何事，才由她嗚咽着說戈先生患盲腸炎，很危險，已於二十一日下午五點一刻在虹橋療養院開刀，現熱度很高，叫她來找我，說有話要對我說。我聽了好像遇着晴天的霹靂，趕緊叫了一輛汽車往虹橋療養院奔。
轉瞬間到了療養院，輕輕地踏進了他的病室，看見他身上罩着白被單筆直地臥着，那臉兒已瘦削得兩頰向內凹，臉色比第一天遇見時更來得蒼白，他閉着眼睛，呼吸已不如平時的自然。樑福蓮女醫師剛在房裏，我很輕聲地問她戈先生的病危險不危險，她很輕聲地說很危險。戈先生偶然睜開眼睛瞥見了我，還能略點頭微笑，我因醫師說他疲極不宜談話，所以只走近他的身旁，輕撫他的額部，說病不要緊，請他靜養，醫師囑咐不宜多談。他略點頭，大概因過於疲乏，只說“死我不怕……”仍閉着眼睛。我略立一會兒，輕輕請樑醫師到房外來問個詳細，據說腹膜炎的毒已傳播於血液裏，非常危險；我急問究有多少活的希望，她說恐怕只有百分之二三的活的希望了。我回到病房裏，戈先生忽睜開眼，叫我走近他，對我說他在海參崴時，小便現青蓮色，雙十節那天在海參崴領館參加行禮，忽然暈倒，不久醒來，因海參崴沒有好醫生，船期又近，只得匆匆上船，在船上時小便仍有青蓮色；那天早晨（即我到療養院去看他的那一天早晨）並沒有吃什麼，吐出的水也有青蓮色；叫我請醫生注意這個青蓮色，我便把他的意思告訴了樑醫師。我此時雖知道他的病勢已經十分危險，但仍想不到當天就要和他永訣，又因自己職務的忙碌，所以靜默地陪伴他約一小時後，叮嚀醫師和女看護細心照料，並請紹怡女士隨時將病狀由電話報告外，便匆匆離院。出院後，替他打個電報通知他的令兄，並請託一位同事打電話通知他的幾位朋友。
剛回到辦公室不久（將近十二點鐘），即得到紹怡女士告急的電話，申報館經理馬蔭良先生適亦因聽到戈先生病危的消息，來找我，我們隨即一同到療養院。一到病房外，紹怡女士即哭告戈先生有話急待告訴我，這時馬先生正向她詢問病情，我便三步作兩步地趕到戈先生的榻旁，見他的神色較上午更差，呼吸也漸在短促起來。他很輕微地很吃力地說：“韜奮兄……我的身體太弱……這次恐怕經不住……我有幾句話……”他的聲音非常地微弱，且因氣喘漸甚，斷斷續續地說，我俯着頭把耳朵就近他的嘴邊才聽得出。我想這是遺囑的口氣，便插着說，馬蔭良先生也來了，我去請他來一同聽，他說好。於是我們兩個人就同在榻旁忍淚靜聽他說。同時他的妹妹伏在他的枕旁淚如泉涌地哀痛着。
他接着說：“我的著作……《報學史》原想用白話寫過，現在要請你叫寶權（戈先生的侄子，現在莫斯科考察），替我用白話完全寫過……關於蘇聯的視察記，大部分已做好……也叫寶權接下去……你知道他是……很好的……還有關於世界報業考察記，材料都已有，可惜還未寫出來……現在只好隨他去。……”
我嗚咽着安慰他，對他說一切要照他的意思辦，至於末了的著作，寶權一定可繼他的志願，請他放心。
他很吃力，簡直接不下去，停一會兒，他才說：“在俄國有許多朋友勸我不必就回來……國勢垂危至此，我是中國人，當然要回來參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
他說這幾句話的時候，雖在極端疲乏之中，眼睛突然睜得特別的大，語音也特別的激昂，但因爲太疲乏了，終至力竭聲嘶，沉沉地昏去。誰在此時看着這樣的神情，都不免於萬分沉痛中感覺到無限的悲壯，酸楚揮淚！
不久以後，戈先生又說：“死我不怕，有件事要拜託你們……我看已不行，請問問醫生，如認爲已無救，請她替我打安眠針，讓我即刻睡去。把身體送給醫院解剖，供醫學研究……”我安慰他說：“你不要多想，今天早晨我很仔細地問過醫生，她說你的病還是有希望的。”他說：“不，今天下午和早晨的情形已大兩樣。我看醫生已沒有辦法：……血已經抽不出來……”這時替他開刀的董醫師已來看過，他們——董、樑等醫師——的神情語氣，大概都被戈先生髮覺，因爲他的神志是始終異常清楚的。我見他再三要把身體供醫學解剖，以供科學研究，便出了病房，對樑醫師商量這件事。我問她戈先生是否已絕對無救，照她行醫的經驗，病狀像那時的戈先生，是否還有人能有生的希望。她說一百人中偶然也有一二人能逃過難關，所以她認爲病勢雖極危，但非到最後的一剎那，誰也不應結束他的生命。她對於戈先生的意思表示非常敬佩，說倘有不幸，醫院可以容納；但在未到最後的一剎那，他們還是要盡力救他的生命。我和樑醫師接洽之後，又跑進病房去安慰戈先生，說剛纔問過醫生，據說仍有希望，請他靜養，不必多想，萬一有不幸，當然照他的意思辦，不過在仍有希望的時候，不必再想到這件事；而且照醫生的意思，病人自己須有自信心，不要拋棄希望，然後醫生的努力纔有效驗。他聽了閉着眼微點着頭，對我請他安心靜養勿失希望的話，連說：“好，好。”
不久以後，他的朋友周劍雲夫婦，蔣光堂，黃寄萍等諸位先生也先後趕到。戈先生睜開眼睛，還能微微點頭作微笑，從被單裏緩緩伸出抖顫着的左手和圍在榻旁的好友們一一握手，最後並和服侍他的女看護握手；看他的神情，是和諸友告別的意思。他的視死如歸，那樣的鎮定，那樣的曠達，把人生看得那樣的清楚，那樣的置生死於度外的態度，實給我以非常深刻的印象。
到了這個時候，他氣喘更厲害起來，我們可看見他的胸部很急促起伏地升降着。看護和樑醫師摸摸他的脈息，都搖着頭。各親友都很沉痛的靜默着。我隨着幾位朋友到房外去商量後事。忽然女看護奔出來說不好了，請大家快進去。我們都慌忙着向病房裏跑，我最前踏進了房門，見他的眼睛已開始圓睜着向上呆直，我趕緊跑過去俯頭把嘴接近他的耳朵，問他還有什麼要緊的話要對我說。在他的知覺和感覺即將完全失去的最後一剎那，對於我的問句似乎還聽得懂，因爲經我一問，他動着嘴表示要說什麼話的樣子，但是隻動了兩動嘴脣，說不出什麼，轉瞬間連動也不能動了。親友們都放聲大哭，在旁的樑醫師也不禁掉下了眼淚。我們所敬重的戈先生就此與世長辭了。
戈先生畢生盡瘁於新聞事業的已往歷史，知道的人很多，所以我在這裏不再贅述，我在這篇文裏僅將戈先生最近回國後不幸因病逝世的情形，就我所知道的，略述一些，報告給痛念戈先生的朋友們。即就此簡短的經過裏，我們已不能不受戈先生的精神所感動：他對於環境奮鬥的置生死於度外的無畏的精神，他雖在臨危的時候，還不忘獻身於科學的犧牲的精神。我以爲比他後死的朋友們不但不應爲他的死而發生消極的觀念，而且要不忘卻這位好友的不死的精神，共同向前努力奮鬥。
我所最覺得悲痛的是以戈先生二三十年積累的學識經驗，益以最近二三年來對世界大勢的辛勤的觀察研究，在正確認識上的邁進（我在莫斯科時和他作數次長談，深感覺到他的猛烈進步），我們正希望着他能爲已淪入奴隸地位的中華民族做一員英勇的鬥士，不料他竟這樣匆匆忙忙地撒手而去。我想到這裏，回憶着他在彌留時睜大着眼睛，那樣激昂地——我覺得他竟是很憤怒地——對於侵略者的鬥爭情緒，我不禁擱筆痛哭；但我轉念，又深深地感覺到這是我們後死者同樣要負起的責任，我們都當以同樣的“置生死於度外”的態度，朝着民族解放的目標向前猛進。我認爲這樣纔是不忘卻我們的好友！這樣纔是能紀念着我們的好友！
（原載1935年11月1日《世界知識》 第3卷第4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