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遠不能忘記在那個小小的過街樓裏，在幾盞懸掛在辦公桌上的電燈光下面，和徐孫兩先生共同工作到午夜的景象。在那樣靜寂的夜裏，就好像全世界上只有着我們這三個人；但同時唸到我們的精神是和無數萬的讀者聯繫着，又好像我們是夾在無數萬的好友叢中工作着！我們在辦公的時候，也往往就是會議的時候；各人有什麼新的意思，立刻就提出，就討論，就議決，就實行！孫先生是偏重於主持會計的事情，雖則他對發行方面也很努力。徐先生是偏重於營業和廣告的事情，雖則他在總各方面也很重要；在編輯方面他常用“吟秋”的筆名作些漫畫湊湊熱鬧，因爲他不但在營業和廣告方面富有創造的天才，而且也對於美術具有深切的興趣。我的工作當然偏重於編輯和著述方面。我不願有一字或一句爲我所不懂的，或爲我所覺得不稱心的，就隨便付排。校樣也完全由我一人看，看校樣時的聚精會神，就和在寫作的時候一樣，因爲我的目的要使它沒有一個錯字；一個錯字都沒有，在實際上也許做不到，但是我總是要以此爲鵠的，至少能使它的錯字極少。每期校樣要三次，有的時候，簡直不僅是校，竟是重新修正了一下。講到這裏，我還要附帶謝謝當時承印我們這個週刊的交通印刷所，尤其是當時在這個印刷所裏服務的張銘寶先生和陳錫麟先生。他們不但不怪我的麻煩，而且都成了我的好朋友。
讀者一天天多起來，國內外的來信也一天天多起來。我每天差不多要用全個半天來看信。這也是一件極有興味的工作，因爲這就好像天天和許多好友談話，靜心傾聽許多讀者好友的衷情。其中有一小部分的信是可以在週刊上公開發表和解答的，有大部分的信卻有直接答覆的必要。有的信雖不能發表，我也用全副精神答覆；直接寄去的答覆，最長的也有達數千字的。這雖使我感到工作上的極愉快的興趣，乃至無上的榮幸，但是時間卻漸漸不夠起來了，因此只得擺脫一切原有的兼職，日夜都做《生活》週刊的事情，做到深夜還捨不得走。我的妻有一次和我說笑話，她說：“我看你恨不得要把牀鋪搬到辦公室裏面去！”其實後來縱然“把牀鋪搬到辦公室裏面去”也是來不及的。後來最盛的時候，有五六個同事全天爲着信件的事幫我的忙，還有時來不及，一個人縱然不睡覺也幹不了！
但是《生活》週刊的發展是隨着本身經濟力的發展而逐漸向前推的，所以在增加職員方面不得不慢慢兒來，因此事務的增繁和人手的增多，常常不能成正比例。《生活》週刊本身經濟力的發展，來源不外兩方面：一方面是發行的推廣，由此增加報費的收入；一方面是廣告費的收入，隨着銷數的增加而增加。我們既沒有什麼大宗的經費，事業的規模不得不看這兩方面的收入做進行的根據，因爲我們是要量入爲出的；但是我們所欣幸的，是我們可以儘量運用我們在這兩方面的收入，擴充我們的事業，沒有什麼“老闆”在後面剝削我們。關於這一點，我們不得不感謝職業教育社。當時《生活》週刊還在職業教育社的“□”之下，我和徐孫諸先生都只是僱員，原沒有支配的全權，但是職業教育社當局的諸先生全把這件事看作文化事業，一點沒有從中取利的意思。
（原載1937年4月上海生活書店《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