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客來去當然是不能十分固定的，遇有房客退出，她的租稅仍然是要照繳的，於是又增加了她的一種愁慮。記者搬入居住的時候，她再三鄭重地說，如果住得久，她要把沙發修好，要換過一個鐘，我聽了也不在意；第二天偶然移動那張老態龍鍾的唯一的長形大沙發，才知道不僅彈簧七上八下，而且實際僅剩下三隻腳，有一隻腳是用着幾塊磚頭墊着的，至於那個鍾，一天到晚永遠指着九點半！地上鋪着的絨地毯也患着禿頭或瘌痢頭的毛病。她三番四次地問我住得怎樣，提心吊膽怕我搬家，我原是隻住幾個月，便馬馬虎虎，叫她放心。至今那張老資格的沙發還是三隻腳，那個鍾還是一天到晚九點半！她往往忙不過來，索性把我的房間打掃整理暫時取消，我一天到晚忙着自己的事情，沒有工夫顧問，也不忍多所顧問。有一次有一位中國朋友來訪我，剛巧我不在家，她對這位朋友把我稱讚得好得異乎尋常，說她的屋子從來沒有租給過中國人，這是第一次，現在才知道中國人這樣的。後來這位朋友很驚奇地把這些話告訴我，我笑說沒有別的，就只馬虎得好！這幾天有一個房客退租了，她便着了慌，屢次問我有沒有朋友可以介紹。（這位老太婆怪頑固，不肯租給婦女，說不願男女混雜，並說向來不許有“女朋友”來過夜。）在資本主義發達特甚的社會裏，最注重的是金錢關係，一分價錢一分貨，感情是降到了零度，沒得可說的。
我曾問她爲什麼不和女兒同住，免得這樣孤寂勞苦，她說如果她有錢，儘可和女兒同住，一切關於她的費用，可由她照付，如今窮得要依靠女婿生活，徒然破壞女兒夫婦間的快樂，所以不願。在現社會裏，金錢往往成爲真正情義的障礙物。
附近有個女孩子，十四歲，她的父親是在煤炭業裏做夥計的，平日到義務學校就學，每遇星期六及星期日便來幫這老太婆掃抹樓梯及做其他雜務，所得的酬報是吃一頓飯，取得一兩個先令。人雖長得好像中國十六七歲的女子那樣大，但因貧困的結果，面色黃而蒼白，形容枯槁，衣服單薄而破舊。她每次見到記者，便很客氣地道早安，我每看到她那樣的可憐狀態，未嘗不暗歎這也是所謂“大英帝國”的一個國民！
當然，記者並不是說這一家“華美窗帷的後面”情形便足以概括一般的情況，不過在社會裏的這一類的苦況，很足以引起特殊的注意，尤其是在經濟恐慌和失業問題鬧得一天緊張一天以後。由此又令我聯想到另一件事。前天我在倫敦的一箇中國菜館裏請一位朋友同吃晚飯，談得頗晚，客人漸稀，不久有一個妙齡英國女子進來，坐在另一桌上，金髮碧眼，笑面迎人，沉靜而端莊，裝束也頗樸素而淡雅；從表面看去，似乎無從疑心她不是“良家婦女”，但這位朋友卻知道她的身世淒涼，因受經濟壓迫而不得不以“皮肉”做“生產工具”。我爲好奇心所動，就請認識她的這位朋友把她請過來，請她同吃一頓飯，乘便詳詢她的身世，才知道她的父親也是參加世界大戰而送命的，母親再嫁，她自己入中學二年後，便因經濟關係而離校自食其力，在一個藥房裏的藥劑師處當助手，做了兩年，對此業頗具經驗，但後來因受不景氣的影響，便失業了；忍了許多時候的苦，纔在一個商店裏找到一個包裹貨品的職務，小心謹慎地幹着，不久又因經濟恐慌而被裁，於是便加入失業隊伍裏面去了。多方設法，無路可走，除求死外，只得幹不願乾的事情。她此時雖在幹不願乾的事情，但因青春美貌還能動人，所以對“男朋友”還能作嚴格的選擇。我說，青春易逝，美貌不留，不可不作將來打算，不擇人而嫁，便須極力尋業。她說，嫁人不能隨便在街上拉一個，很不容易，尋業已想盡方法，無可如何，並說比她更苦的女子還多着哩，有不少女子終夜在街上立着候人，直到天亮無所獲而垂頭喪氣，甚至涕淚交流的，所在多有。據記者所見，她的話並非虛僞的。平日我夜裏十點後總不出外，最近因參觀幾個大規模的報館，往往深夜始歸，那樣遲的時候，公共汽車及地道車都沒有了，零租汽車又貴得厲害，只得跑腿，上月三十日夜裏參觀泰晤士報館（The Times），走過日間很鬧熱的大街叫做“Charing Cross”的時候，已在夜裏兩點鐘後，果見兩旁行人道上，每隔幾家店門便有女子直立着等候什麼似的，因怕警察干涉，僅敢對你做媚眼，或輕聲低語，這類“站班小姐”大概都比較的年大而貌不揚，找不到“男朋友”，只有“站班”的資格了！
1933年11月8日晚，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