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稍留心中國救國運動的人，沒有不知道有沈鈞儒先生其人。我認識沈先生還在前年（一九三五）十二月底組織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的時候。我記得那時是文化界救國會開着成立大會，沈先生做主席。我那時還不知道他的年齡，也不詳細知道他的平常，只看見他雖有着長鬚，但是健康的體格，洪亮的聲音，熱烈的情緒，前進的意識，都和青年沒有兩樣。後來我因爲參加救國會，和沈先生來往比較多一些，我更深深地敬愛沈先生的爲人。最近因共患難，更有機會和他接近，更加深了我對於他的敬愛。他不但是我所信任的好友，我簡直愛他如慈父，敬他如嚴師。我生平的賢師良友不少，但是能這樣感動我的卻不多見。我現在要很簡要地介紹這位赤誠愛國的“老將”的歷史。
沈先生號衡山，浙江嘉興人，生長在蘇州。七八歲時入家塾，十六歲進秀才，三十歲中舉人，三十一歲中進士。但是沈先生卻忽然脫離了科舉的束縛，就在這一年到日本去進法政大學求學。他三十四歲時回國，在北京辦過短時期的日報，幾個月後回到浙江。當時立憲運動正在發展，他便在浙江籌備地方自治，籌備諮議局，當選爲副議長。同時兼任浙江的兩級師範監督（即校長），魯迅先生就在這個時候在該校教授理科。後來他加入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同盟會，辛亥革命成功後，他擔任浙江教育司司長，後來辭職應選國會議員（因官吏不得應選）。袁世凱稱帝，沈先生奮起反對洪憲，幾爲所害，回到南方。廣州的護法政府成立的時候，他到廣州，任參議院議員，兼總檢察廳檢察長。後來護法政府取消，北京政府改組，他北上重任參議院議員，兼該院祕書廳的祕書長（時在民國十一年）。後來曹錕賄選，沈先生也是激烈反對的一人。民國十五年回到南方，參加國民革命，組織蘇、浙、皖三省聯合會，反對孫傳芳。同時冬季受蔣介石氏（這時做總司令）委任組織浙江臨時省政府，中經反動的軍隊反攻，處境非常危險。民國十六年浙江全在國民政府統轄之下，分政務和財務委員會，分科無廳，除主席一人和祕書長一人外，其餘四科的科長也由省府委員分任。沈先生當時任政務委員兼祕書長。“清黨”後因誤會被拘七天，到南京後因諒解恢復自由。回到上海以後，法學院因副校長潘大道被刺，聘沈先生擔任該校教務長，直到現在。民國十七年起並執行律師職務，被選任上海律師公會常務委員，已有五年多了。
我們看了這樣的經過事實，雖儘管說得簡單，但已可看出沈先生二三十年來總是立於國家和民衆的立場，作繼續不斷的奮鬥，一直到現在還是絲毫不懈地向前邁進。他參加過辛亥革命，參加過講護法之役，又參加過國民革命。他曾有過三反：反對袁世凱稱帝，反對曹錕賄選，反對孫傳芳阻礙國民革命。他在行動上實行這“三反”的過程中，冒着出生入死的危險，都在所不顧。我們一方面感到沈先生政治經驗——革命經驗——的豐富，一方面感到沈先生百折不回的毅力。現在這位赤誠愛國的“老將”，又用着同樣的精神，參加當前的最艱危階段的救國運動了！我們爲着民族解放的前途，要竭誠愛護我們的這位“老將”！鄒韜奮散文我們的“家長”。
我覺得陶行知先生的《留別沈鈞儒先生》一首詩，很能說出這個意思，我現在就把它寫在這裏：
一
老頭，老頭！
他是中國的大老；
他是同胞的領頭。
他忘記了自己的頭，
要愛護別人的頭。
唯一念頭，
大家出頭。
二
老頭，老頭！
他是中國的大老；
他是戰士的領頭。
冒着敵人的炮火，
沖洗四十年的冤仇。
拼命爭取，
民族自由。
三
老頭，老頭！
他是中國的大老；
他是大衆的領頭。
他爲老百姓努力，
勞苦功高像老牛。
誰害老頭？
大衆報仇。
四
老頭，老頭！
他是少年的領頭。
老年常與少年遊，
老頭沒有少年愁。
雖是老頭，
不像老頭。
在這首詩的後面，陶先生還加有一段附註，也很值得介紹：
“沈鈞儒先生，六十三歲的老翁，上海領導救國運動，親自參加遊行示威，走四五十里路，不覺疲倦。今年‘一·二八’到廟行公祭滬戰無名英雄，我曾追隨先生參加遊行。現讀‘永生’，見一照片，知爲公祭‘五卅’烈士之影，前排有個老少年，仔細看來，知道是先生，回寓即想寫一首詩表示敬意。但行色匆匆，詩思不定，到新加坡前一日才寫成。現飛寄先生請覽，並致聯合戰線敬禮。”
這段附註裏的“老少年”三字，我覺得是形容沈先生的最好的名詞。沈先生這次在上海被捕之後，曾在捕房的看守所裏冰冷的水門汀上靜坐了一夜——在那樣令人抖顫的一個寒夜裏！但是這種苦楚在他是絲毫不在乎的。自從我和沈先生同被拘捕以來，每看到他那樣的從容，那樣的鎮靜，那樣的只知有國不知有自己的精神，我不由得受到了很深的感動；反顧我自己這樣年輕人，爲着愛國受些小苦痛，真算是什麼！這樣一來，我的心也就安定了許多。
沈先生有四個兒子和一個女兒，都是很賢孝的，他們父子間的親愛，也是令人歆羨不置的；沈先生伉儷情愛極篤，他的夫人去世以後，他於慈父之外，還兼有着慈母的職務。他的大兒子是留學德國的醫生，二兒子是留學德國的土木工程師，他們兩位都在國內爲社會服務了；三兒子在日本學習商業管理，四兒子在德國學習電機，女兒在金陵女大理科。以沈先生的地位，儘可以做“老太爺”享福了，但是這位“老少年”爲着救國運動，寧願含辛茹苦，拋棄他個人的一切幸福。
我們不但要學沈先生的爲國犧牲的精神，還要學他的至誠的愛；他以至誠的愛愛他的子女，以至誠的愛愛他的祖國，以至誠的愛愛他的朋友，以至誠的愛愛他的同志！我深深地感覺到沈先生的全部生命都是至誠的愛造成的！
我爲着中華民族解放的前途，虔誠地爲我們的“家長”祝福！
（原載1937年4月上海生活書店《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