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次同患難的幾個朋友裏面，我和史律師見面得最遲，雖則她在律師界的聲譽，以及她參加救國運動的英勇熱烈，都是很早就知道的。她思想敏銳，擅長口才，有膽量，這是略有機會和她接近的人就可以看得出的。我覺得她尤其有一種堅強的特性，那便是反抗的精神——反抗黑暗的勢力和壓迫。這種精神，在她很小的時候就流露了出來。例如她在十三歲的時候（民國六年），在本縣的武進女子師範附屬小學求學，做高三的正級長，就領導同學驅逐一個纔不勝任的算術教員，掀起學潮，罷課三天，結果終於達到掉換教員的目的，雖則因爲她是這次學潮的首領，被記了一次大過，作爲這個教員下場的條件。又例如她在十七歲的時候（民國十年），在女師本科三年級，因爲同學們不滿意顢頇的校長，她又領導同學驅逐校長，罷課示威，向南京教育局請願，大鬧縣公署，包圍縣長三小時，圍困教育局長十三小時，結果勝利，達到掉換校長的目的。當時她擔任女師學生會會長，同時擔任武進學聯會評議部主任。
她二十三歲（民國十六年）畢業於上海法科大學。在隨後五年裏面，她擔任過的職務有：南京總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員養成所少校指導員，江蘇省特種刑事法庭臨時地方法院書記官，江蘇省區長訓練所訓育員，江蘇省婦女協會常務委員兼總務主任，青島特別市黨部訓政科主任。自從民國二十年以來，她開始執行律師職務，在律師界已有五年了，有着很好的聲譽，同時對於救國運動，非常努力。
史律師最近的被捕，已是第四次了。她在“五·四”和“五卅”的怒潮中，曾經熱烈參加婦女運動和學生運動，因爲演講和領導的工作，被上海捕房拘捕過兩次。她在政治工作人員養成所任職的時候，有某主任追求她，被她拒絕，竟被誣爲“共黨”，被拘入南京模範監獄十四天，幸由吳稚暉、蔡孑民兩先生查明保釋。後來她在特種刑事法庭臨時地方法院任職的時候，又有某君追求她，五六年未達到目的，又誣陷她和“反動”有關，經該院停職偵查，結果認爲毫無反動嫌疑，宣告無罪，仍得恢復原職。
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深夜，她和我們這幾個“難兄難弟”同時被捕。第二天由高三分院審問，認爲證據不足，准許“責付”律師保出，公安局仍堅向法院請發拘票，她拒絕到案，後以同案六人解送蘇州高等法院依法審理，她便於十二月三十日到蘇州自行投案。
我曾經徵求史律師對於婦女運動的意見。她認爲：還在雙重壓迫下的中國婦女，一方面自應加倍努力，求自身能力的充實，在職業上、經濟上力爭男女平等的兌現，另一方面，也只有參加整個的反帝、反侵略的民族解放運動，纔有前途。她又說，她最反對一種以出風頭爲目的的婦女，自己跳上了政治舞臺，只求自己的虛榮祿位，朝夕和所謂“大人物”也者瞎混着，卻把大衆婦女的痛苦置諸腦後；這種婦女雖有一千人上了政治舞臺，也只有一千人享樂，和大衆婦女的福利是不相干的。
史律師還未曾結婚，有些朋友問她對於女子獨身的意見，她說：“我始終沒有提倡過獨身主義。我覺得獨身並不是一件高尚的事情；結婚也不是一件低微的事情。高興結婚就結，不願意不就結。不過爲着要免除工作事業的阻礙起見（如生育與家事麻煩等），結婚就算是私人的幸福，也只有犧牲一點，多做些工作與事業。”
有人問她“嫁不嫁”，她反對這個“嫁”字。她說這個“嫁”字明明是重男輕女，把女子嫁給男子；換句話說，還是把女子當做男子的財產；她認爲這種因襲陳腐的思想是人們所應當注意糾正的。
史律師的反抗和奮鬥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敬重的。我們要提倡婦女解放，“免除工作事業的阻礙”的確是一件很重要的先決條件。我在蘇聯視察的時候，就看到他們對於這一點非常努力進行。可是生育這件事，他們也看作婦女對於社會的貢獻，不過要極力造成良好的環境，使結婚不至成爲“工作事業的阻礙”。
（原載1937年4月上海生活書店《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