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老前輩在某機關裏辦事，因爲他的事務忙，那機關裏替他備了一輛汽車，任他使用。有一天他對我說，他想念到中國有許多苦人，在餓寒中過可憐的日子，覺得非常難過，已把汽車取消，不再乘坐了。我問他什麼用意，他說改造社會，要以身作則。他這樣做是要把自己的儉苦來感化別人的。我說我很懷疑這種“感化”的實效究竟有多少，因爲許多“苦人”根本就坐不起汽車，用不着你去感化；至於上海灘上的富翁闊少，買辦官僚，決不會因爲你老不坐汽車，他們也把汽車取消。就是我這樣出門只能乘乘電車，或有的地方沒有電車可乘，因爲要趕快，不得不忍心坐上把人當牛馬的黃包車，也無法領略你老的“感化”作用。他聽了沒有話說。

　　就一般說，這位老前輩算是有着他的個人的美德，但他要想把這“個人的美德”的“感化”作用來“改造社會”，便發生我在上面所說的困難了。他真正要想改造社會，便應該努力促成一種社會環境，使白坐汽車的剝削者羣無法存在，勞苦大衆在需要時都有汽車可坐，這纔是根本的辦法；但是這種合理的社會環境是要靠集體的力量實際鬥爭得來的，絕不是像“取消汽車，不再乘坐”的“個人的美德”所能由“感化”而造成的。

　　有人羨稱列寧從革命時代到他握着政權以後，只有着一件陳舊破爛的呢大衣，連一件新大衣都沒有，嘆爲絕無僅有的個人的美德，好像要想學列寧的人只需學他始終穿着一件破舊的大衣便行！其實列寧並非有意穿上一件破舊的大衣來“感化”什麼人，他的偉大是在能領導大衆爲着大衆革命，在努力革命中忘卻了自己的衣服享用，恰恰是無意中始終穿着一件破舊的大衣。倘若不注意他爲解放大衆所積極進行的工作，而僅僅有意於什麼個人美德的感化作用，那就等於上面那位老前輩的感化論了。無疑地列寧絕不是要提倡穿着破舊的大衣，他所領導的革命成功之後，勞苦大衆不但無須穿着破舊的大衣，而且因社會主義建設的着着成功，大家還都得穿上新的好的大衣！

　　我在德國的時候，聽見有人不絕口地稱讚希特勒的儉德，說他薪俸都不要，把它歸還到國庫裏。我覺得他的重要任務是所行的政策能否解決德國人民的經濟問題，是否有益於德國的大衆，倒不在乎他個人的薪俸的收下或歸還。老實說，像我們全靠一些薪俸來養家活命的人們，便無從領受這樣“個人的美德”的“感化”。

　　我們的意思，當然不是反對個人的美德，更不是說奢侈貪污之有裨於社會，不過鑑於有一班人誇大“個人的美德”對於改造社會的效用，反而忽略或有意模糊對於改造現實所需要的積極的鬥爭。

（原載1936年2月26日《大衆生活》第1卷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