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自己方面,所以要擔任家庭教師,實在是爲着救窮,這是已坦白自招的了(這倒不是看不起家庭教師,卻是因爲我的功課已很忙,倘若不窮的話,很想多用些工夫在功課方面,不願以家庭教師來分心)。可是在執行家庭教師職務的時候,一點不願存着“患得患失”的念頭,對於學生的功課異常嚴格,所毅然保持的態度是:“你要我教,我就是這樣;你不願我這樣教,儘管另請高明。”記得有一次在一個人家擔任家庭教師,那家有一位“四太爺”,掌握着全家的威權,全家上下對他都怕得好像遇着了老虎,任何人看他來了都起立致敬。他有一天走到我們的“書房”門口,我正在考問我所教的那個學生的功課,那個學生見“老虎”來了,急欲起來立正致敬,我不許他中斷,說我教課的時候是不許任何人來阻撓的。事後那全家上下都以爲“老虎”必將大發雷霆,開除這個大膽的先生。但是我不管,結果他也不敢動我分毫。我所以敢於強硬的,是因爲自信我在功課上對得住這個學生的家長。同時我深信不嚴格就教不好書,教不好書我就不願幹,此時的心裏已把“窮”字拋到九霄雲外了!
這種心理當然是很矛盾的。自己的求學費用明明要靠擔任家庭教師來做主要來源,而同時又要這樣做硬漢!爲什麼要這樣呢?我自己也並沒有什麼理論上的根據,只是好像生成了一副這樣的性格,遇着當前的實際環境,覺得就應該這樣做,否則便感覺得痛苦不堪忍受。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我這樣的一個“硬漢教師”,不但未曾有一次被東家驅逐出來,而且凡是東家的親友偶然知道的,反而表示熱烈的歡迎,一家結束,很容易地另有一家接下去。我仔細分析我的“硬”的性質,覺得我並不是瞎“硬”,不是要爭什麼意氣,只是要爭我在職務上本分所應有的“主權”。我因爲要忠於我的職務,要盡我的心力使我的職務沒有缺憾,便不得不堅決地保持我在職務上的“主權”,不能容許任何方面對於我的職務作無理的干涉或破壞(在職務上如有錯誤,當然也應該虛心領教)。我不但在做苦學生時代對於職務有着這樣的性格,細想自從出了學校,正式加入職業界以來,也仍然處處保持着這樣的性格。我自問在社會上服務了十幾年,在經濟上僅能這手拿來,那手用去,在英文俗語所謂“由手到嘴”的境況中過日子,失了業便沒有後靠可言,也好像在苦學生時代要靠着工作來支持求學的費用,但是要使職務不虧,又往往不得不存着“合則留,不合則去”的態度。所以我在職業方面,也可說是一種矛盾的進展。
(原載1937年4月上海生活書店《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