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住的高等法院看守分所裏的這個病室，因爲是新造的，所以比較的清潔。牆上的白粉和牆上下半截的黑漆，都是簇簇新的；尤其僥倖的是，沒有向來和監獄結着不解緣的臭蟲。房前有個較大的天井，可以讓我們在這裏走動走動，也是件幸事。我們早晨七八點鐘起身以後，洗完了臉，就都到這個天井裏去運動。我們沿着天井的四周跑步。跑得最多的是公樸，可跑五十圈；其次是乃器，可跑二十五圈；其次是造時和我，可跑二十圈，雖然他後來減到十五圈，大概是因爲他的肥胖的緣故；其次是千里，可跑十七圈，他很有進步，最初跑九圈就覺得過於疲乏，後來漸漸進步到十七圈。就是六十三歲的沈先生，也有勇氣來參加；他最初可跑五圈，後來也進步到七八圈了。跑步以後，大家分道揚鑣，再去實行自己所歡喜的運動。沈先生打他的太極拳，乃器打他的形意拳，千里也從乃器學到了形意拳，其餘的都做柔軟體操。早餐後，大家開始各人的工作。有的譯書（造時），有的寫文（乃器和我），有的寫字（沈先生和公樸），有的溫習日文（千里）。午飯後，略爲休息，再繼續工作。晚飯後，有的看書，有的寫信，有的下棋。有的時候因爲有問題要討論，大家便談做一團，把經常的工作暫擱起來；有的時候偶然有人講着什麼笑話，引得大家集中注意到那方面去，工作也有暫擱的可能。在准許接見的時期內，幾於每天有許多朋友來慰問我們。本來只認識我們裏面任何一個人的，進來之後也要見見其餘的五個人；這樣一來，經常的工作也要暫時變動一下，雖我們都很希望常有朋友來談談，換換我們的單調的生活。但是自從西安事變發生以後，竟因時局的緊張，自十二月十四日以後，完全禁止接見，連家屬都不準接見，於是我們幾個人竟好像與世隔絕了！直至我拿着筆寫這篇文字的時候（民國二十六年的一月十三日），還是處在這樣與世隔絕的境域中，我們的苦悶是不消說的。

　　不幸中的幸事是我們共患難的有六個朋友，否則我們恐怕要孤寂得更難受。我們雖然是在羈押的時候，卻也有我們的臨時的組織。我們“萬衆一心”地公推沈先生做“家長”。我們都完全是純潔愛國，偏有人要誤會我們爲“反動”，所以不用“領袖”，或其他含有政治意味的什麼“長”來稱我們所共同愛戴的沈先生，卻用“家長”這個名稱來推崇他；我們想無論如何，總沒有人再能不許我們有我們的“家長”吧！此外也許還有兩個理由：一個理由是我們這幾個“難兄難弟”在患難中的確親愛得像兄弟一般；還有一個理由便是沈先生對於我們這班“難兄難弟”的愛護備至，仁慈親切，比之慈父有過之無不及，雖則以他那樣的年齡，而天真，活潑，勇敢，前進，卻和青年們沒有兩樣。除了“家長”之外，大家還互推其他幾種職務如下：乃器做會計部主任，他原是一位銀行家，而且還著過一本很精彩的《中國金融問題》，叫他來管會計，顯然是可以勝任的。關於伙食、茶葉、草紙等等開支的財政大權，都握在他的掌中。造時做文書部主任，這個職務雖用不着他著《荒謬集》的那種“荒謬”天才，但別的不說，好幾次寫給檢察官請求接見家屬的幾封有聲有色的信，便是出於他的大手筆；至於要託所官代爲添買幾張草紙、幾兩茶葉，更要靠他開幾張條子。公樸做事務部主任，稍爲知道李先生的想都要佩服他的幹事的幹才。他所管的是好好貯藏親友們送來的“慰勞品”，有的是水果，有的是菜餚，有的是罐頭食物，有的是糖餅。他尤其要注意的是今天吃午飯以前有沒有什麼紅燒肉要熱一下，明天吃晚飯以前有什麼獅子頭要熱一下（雖則不是天天有肉吃）！大家看見草紙用完了，也要大聲狂呼“事務部主任！”所以他是夠忙的。千里是衛生部主任，他的職務是比較的清閒，誰敢偶然把香蕉皮和橘子皮隨意拋棄在桌上的時候，他便要低聲細語道：“衛生部主任要提出抗議了！”我被推爲監察，這個名稱怪大模大樣的！我記得監察院院長似乎曾經說過，打不倒老虎，打死幾隻蒼蠅也好；在我們這裏既沒有“老虎”可打，也沒有“蒼蠅”可欺，所以簡直有“尸位素鄒韜奮散文臨時的組織餐”之嫌，心裏很覺得不安，便自告奮勇，兼任文書部和事務部的助理，打打雜。會計部主任和事務部主任常常彼此“搗亂”，他們每天要彼此大叫“彈劾”好幾次！

（原載1937年4月上海生活書店《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