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岱，字宗子，又字石公，號陶庵，又號蝶庵居士。山陰人，其先世爲蜀之劍州人，故《自爲墓誌銘》稱“蜀人張岱”。宗子的家世，頗爲顯貴的。高祖天覆嘉靖廿六年進士，官至太僕卿；曾祖元汴，隆慶五年狀元，官至左諭德侍經筵；祖汝霖，萬曆二十三年進士，視學黔中時，得士最多，楊文籩梅豸俱出他的門下，當時黔人謂“三百年來無此提學”；父耀芳，爲魯藩長史司右長史，魯王好神仙，他卻精導引術，君臣之間，甚是契合。（以上俱見《琅環文集》卷四家傳）宗子之能享受那樣豪華的生活，如《夢憶》中所寫的，正因其生長於這樣家庭的關係。

宗子《自爲墓誌銘》說生於萬曆二十五年丁酉（一五九九），崇禎甲申明亡時，他已四十八歲了。他的死年有兩說：邵廷采的《逸民傳》，說活到七十多歲，而徐鼐的《小腆記傳》補遺說活到八十八歲（一六八四）。大概後說是可靠的，因《蝶庵題象》有“八十一年，窮愁桌犖”之語，（《文集》卷五）這顯然不止於七十餘了。又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開明史館，毛奇齡以翰林院檢討充史館纂修官，當時寄信給他，要他的明史著作，以作修史的藍本（《西河全集》書四）。開明史館這年，他已八十三了，記齡的信可能就寫在這一年，也可能在這一年以後。足見說他活到八十八歲，一定有所根據的。

據此知宗子國亡以後，在滿清統治下，還作了四十年的逸民。那麼，他的生平可以甲申爲限，劃作兩個階段。在前一段他的生活是極爲豪侈，而態度是極爲放縱的。《自爲墓誌銘》雲：“少爲紈褲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譎謔，書囊詩魔。”這是他真實的自白，而《夢憶》一書中所記的又是更加具體的事實。

國亡後的生活，則大大不同了。《墓誌》雲：“年至五十，國破家亡，避跡山居。所存者，破牀碎幾折鼎病琴，與殘書數帙，缺硯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斷炊。”雖然，這樣的貧乏在他是甘心的。《遺民傳》雲：“丙戌後，屏居臥龍山之仙室，短檐危壁，沉淫於明一代紀傳，名曰《石匱藏書》，以擬鄭思肖之鐵函心史也”。《夢憶》自序亦云：“陶庵國破家亡，無所歸止，披髮入山，駭駭爲野人。故舊見之，如毒藥猛獸，愕窒不敢與接。作自輓詩，每欲引決，因《石匱書》未成，尚視息人間。然瓶粟屢罄，不能舉火。”一向生活於華貴的家庭，而又沉溺於聲色狗馬之好，一旦國亡，不乞求保全，如錢謙益阮大鋮一類人的行爲；只將舊有的一切一切，當作昨夜的一場好夢，獨守着一部未完成的明代紀傳，寧讓人們將他當作毒藥，當作猛獸，卻沒有甚麼怨悔。大概一個人能將寂寞與繁華看做沒有兩樣，才能耐寂寞而不熱衷，處繁華而不沒落，劉越石文文山便是這等人，張宗子又何嘗不是這等人？錢謙益阮大鋮享受的生活，張宗子享受過，而張宗子的情操，錢阮輩卻沒有。

一場熱鬧的夢，醒過來時，總想將虛幻變爲實有。於是而有《夢憶》之作。也許明朝不亡，他不會爲珍惜眼前生活而着筆；即使着筆，也許不免鋪張豪華，點綴承平，而不會有《夢憶》中的種種境界。至於《夢憶》文章的高處，是無從說出的，如看雪個和瞎尊者的畫，總覺水墨滃鬱中，有一種悲涼的意味，卻又捉摸不着。餘澹心的《板橋雜記》，也有同樣的手法，但清麗有餘，而冷雋沉重不足。

宗子的詩文，是受徐文長的影響，而宗子來得深刻，這因爲他是亡國的逸民的關係。文長是宗子曾祖的朋友，家傳雲：“徐文長以殺後妻下獄，曾祖百計出之，在文長有不能知之者。”當時他的祖父還是小孩子，曾去獄中看文長，“見囊盛所卓械懸壁，戲曰：‘此先生無絃琴耶？’文長摩大父頂曰：‘齒牙何利！’”這樣惡謔，大概對徐文長是合適的，在別人我想可受不了，但於此可以看出他們張家不是道學的家庭。宗子年少時，曾從事蒐集過文長的佚文，以所收頗多草率之作，再求王謔庵爲之刪削。（見《文集·與王謔庵書》）但四庫總目著錄《徐文長逸稿二十四卷》，雲“爲其鄉人張汝霖王思任所同選”，何以不署己名而署其祖名，也許藉以表彰其先德罷。此書末卷所載優人謔、吃酸梨偈、放鷂圖、對聯、燈謎諸作，《提要》謂“鄙俚猥雜，豈可入之集中？”（《提要》三十五卷別集類存目五）然宗子卻雲：“昔人未有以柱對傳者，傳之自文長始；昔人未有以柱對傳而刻之文集者，刻之自餘刻文長之逸稿始”（《文集》卷一柱銘抄自序）。足見宗子不受傳統觀念的束縛，而與提要作者的頭腦不是同一的範疇。徐文長文章的風格，傳統的文學觀念者，批評爲鄙俗纖巧，蹈入魔趣，可是文長唾棄七子，自成風格；袁宏道謂其：“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徐文長傳》），不是無見之言。以張宗子的天才學力，而猶追逐於文長的，固由文長在當時文學上造成的清明風氣足以影響他，而同是不羈的性格也是原因之一，再者文長是他先世的朋友也不能無所薰染罷？

宗子不僅長於文學，且長於史學，重要的著作，便是上面提到過生命相依的《石匱書》。是書寫了幾五十年才脫稿（《文集》卷一《石匱書自序》），脫稿後猶時加刪改，故與李硯翁書有“弟《石匱》一書，泚筆四十餘載”之語。（《文集》卷四）順治年間浙江學使谷應泰編《明史紀事本末》，想以五百金購買《石匱書》，宗子慨然予之。（思復堂《逸民傳》）至於毛奇齡寄書要他的明史著述，那已是二十多年以後的事了。按《逸民傳·談遷傳》雲：“名季廒史雖多，而心思陋脫，體裁未備，不過偶記聞見，罕有全書；惟談遷編年，張岱列傳，兩傢俱有本末，谷應泰並採之，以成紀事 ”。於此可知《石匱書》與《明史紀事本末》的關係。雖然，《石匱書》稿本並未因曾與谷應泰而未刻，昔年在北平時，聞朱逖先先生藏有此書，爲海內孤本雲。

關於《夢憶》的版本，有硯雲甲編本一卷，王文誥本八卷，皆乾隆年中刻。王本始刻於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一七九四），後因雕板失去，重刻爲巾箱本，有王文誥見大道光二年任午（一八二二）序，《譚復堂日記》卷三稱之爲王見大本。咸豐五年乙卯（一八五五）南海伍崇曜刻入《粵雅堂叢書》者，即據王本。頃開明書店經理劉甫琴先生來信，二十年前店中印行此書，愛好者甚多，今取粵雅堂本標點重印，屬爲一序，俾讀者略知作者的生平，因拉雜寫此。

臺靜農序於臺北龍坡裏之歇腳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