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實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險了的緣故罷，幾個朋友暗自協商定局，請了美國的D醫師來診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歐洲的肺病專家，經過打診，聽診之後，雖然譽我爲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國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滅亡，並且說，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死掉。這判決使善感的朋友們下淚。我也沒有請他開方，因爲我想，他的醫學從歐洲學來，一定沒有學過給死了五年的病人開方的法子，然而D醫師的診斷卻實在是極準確的，後來我照了一張用X光透視的胸像，所見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診斷相同。（《且介亭雜文附集·死》）
他的身體底子雖好，卻經不起多年的努力和苦鬥，以致陷入這種重病中，病危之後，還是力疾工作，不肯小休，而且“要趕快做”，這年四月五日，他寄給我的信中，述及病情，有云：
我在上月初驟病，氣喘幾不能支，注射而止，臥牀數日始起，近雖已似復原，但因譯著事煩，終極困頓。倘能優遊半載，當稍健，然亦安可得哉？
信中並不說明肺病，我又疏忽胡塗，以爲不過是重感冒之類，所以回信只勸他節勞調攝而已。到了五月下旬，我因公事至南京，二十九日特地往上海去看他，才知病勢沉重，胃口不開，神色極憊，不願動彈，兩脛瘦得像敗落的絲瓜，看了真叫人難受，這一天，須藤醫師給他注射強心劑。三十一日，我再去看他，似乎已略有轉機，便勸他務必排遣一切，好好療養半年，他很以爲然說：“我從前總是爲人多，爲己少，此後要想專心休養了。”這一天的下午，便是上述的D醫師來診，宣告病危。我返北平以後，景宋來信雖說病體已轉危爲安，然而仍不肯入院療治。六月五日，孫夫人宋慶齡先生在病院中，寫信慰問魯迅，勸其馬上入院醫治，說：“……你的生命，並不是你個人的，而是屬於中國和中國革命的！爲着中國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體的必要，因爲中國需要你，革命需要你！”但是魯迅仍不肯住院或轉地療養，他覺得如果“中國需要你，革命需要你”，就更不應該自己輕易捨去。六月五日以後，精神委頓，便不能按日寫日記了！一直到六月三十日，他有一段追記如下：
自此（五日）以後，日漸委頓，終至艱於起坐，遂不復記，其間一時，頗虞奄忽。但竟漸愈，稍能坐立誦讀，至今則可略作數十字矣，但日記是否以明日始，則近頗懶散，未能定也。六月三十日下午大熱時志。
七月一日起，魯迅居然又按日寫日記了，直至十月十八日，——逝世前夕始止。茲錄一段如下：
七月一日，晴熱。上午得文尹信。午季來，並贈橘子及糖果。下午須藤先生來注射Takamol是爲第四次。……
這一天，我剛由北平到上海，所以立刻去慰問，看他的病體確已漸臻恢復，甚爲忻喜，他告訴說，“醫師勸我轉地療養，我正在考慮中，國內是無處可走，國外則如東京之類，來客必多，亦非靜養之地，俟後再定。”我竭力慫恿出國療養，回家後還去信催問動身日期。他七月十七日覆信雲：
季茀兄：
三日惠示早到。弟病雖似向愈，而熱尚時起時伏，所以一時未能旅行。現仍注射，當繼續八日或十五日，至爾時始可定行止，故何時行與何處去，目下初未計及也。
頃得曹君信，謂兄南旋，亦未見李公，所以下半年是否仍有書教，毫無所知，囑弟一探聽。如可見告，乞即函知，以便轉達，免其懸懸耳。
目前寄上版畫一本，內容尚佳，想已達。
專此布達，即請
道安
弟樹頓首七月十七日
可憐！旅行之期始終未能決定。隔了十天，（七月二十七日）我回北平，道經上海，再去看他，身體雖瘦，精神已健，確乎已轉危爲安，只須好好調養罷了。我們長談一日，他以手自經營，精印題詞的《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贈我。（參閱本文第十一）到了晚九時，我握着這本選集告別，他還問我幾時再回南並且下樓送我上車，萬不料這竟就是他題詞贈我的最後一冊，萬不料“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見的末一回，竟就是我們的永訣！”
十月十九日上午，我在北平便得了電傳噩報，知道上午五時二十五分，魯迅竟爾去世了。我沒法想，不能趕去執紼送殯，只打了一個電，略雲：“上海施高塔路大陸新村九號，許景宋夫人，豫才兄逝世，青年失其導師，民族喪其鬥士，萬分哀痛，豈僅爲私，尚望善視遺孤，勉承先志……。”魯迅的壽僅五十六歲，其致死之由，我在拙著《懷亡友魯迅》文中，舉出三點：（一）心境的寂寞，（二）精力的剝削，（三）經濟的壓迫，而以這第（三）爲最大的致命傷。他大病中所以不請D醫開方，大病後之不轉地療養，“何時行與何處去”，始終躊躇着，就是爲了這經濟的壓迫。魯迅畢生爲反帝反封建而奮鬥，淡泊自甘，痛惡權勢，受禁錮而不悔，受圍攻而不屈，受誣衊不知若干次；翻譯幾本科學的文藝理論，就誣他得了蘇聯的盧布，出版一本《南腔北調集》，就誣他得了日本萬金，意在賣國，稱爲漢奸；愛羅先珂從中國到德國，說了些中國的黑暗，北洋軍閥的黑暗，就說這些宣傳，受之於他，因爲他的女人是日本人，所以給日本人出力；給一個毫不相干的女士做了一篇《〈淑姿的信〉序》，就說她是他的小姨；“一二八”戰事驟起，寓所突陷火線中，得日本人內山完造設法，才避居於其英租界支店的樓上幾天，就說他託庇於日本間諜。魯迅對這些誣衊，能夠憤而安之，“細嚼黃連而不皺眉”。惟獨在病勢沉重之際，對於抗日的統一戰線的態度，因爲有人誣陷他，則不能不扶病明白答覆，主張不分派別，一致聯合來抗日的。他說：“我贊成一切文學家任何派別的文學家，在抗日的口號之下統一起來的主張，”“我以爲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只要他不是漢奸，願意或贊成抗日，則不論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鴛鴦蝴蝶都無妨。”“我以爲在抗日戰線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應當歡迎的。”（《且介亭雜文末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他又在《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且介亭雜文·附集》），強調爲了民族生存上，非和日本侵略者決戰不可。“因爲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人人所共的問題，是民族生存的問題。……而中國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國一致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果然，他的文字的感召力極強，所以死後不到一年，偉大的神聖的全國抗戰開始了！
魯迅之喪，我雖掛名爲治喪委員之一，卻是未能實際趕到參加。景宋曾寄給我一大套喪儀的照片，大約有三四十張，我看了下淚。關於喪儀的盛況，是有一種特色的，報章雜誌上都記載得很詳，現在取其敘述簡單的內山完造（他也是治喪委員之一）的《魯迅先生》文中一二節如下：
……二十日和二十一日在萬國殯儀館瞻仰遺容的期間，有一萬人光景從朝到晚作着長蛇形的行列。二十二日出殯，雖說是下午兩點鐘，可是從早晨就開始擁塞進來的羣衆，圍繞着遺體，幾乎連出殯的道路都沒有的。
誰也沒有下過命令，沒有做過邀請，也沒有預先約好，而送葬的行列，卻有六千人光景的大衆，而且差不多全是青年的男人和少年。旗子輓聯，都是棉布的；拿花圈的也罷，拿旗子輓聯的也罷，全部是送葬的人。而且，除了主治醫生一個人之外，一輛自備汽車也沒有，僅僅由“治喪委員會”租來九輛汽車（按時間計算租金）。一個僧侶也沒有，一個牧師也沒有，一切都由八個治喪委員辦了。這等等，毫無遺憾地發揮着被葬者的人格。兩小時半的大行進，一絲未亂，什麼事故也沒有出。到完全入好穴的辰光，是上弦月開始放射青輝到禮堂上的下午六時了。
內山完造是魯迅的好友，基督教徒，內山書店的老闆，其人好義有識見，抗戰中，魯迅的冢墓被敵僞毀壞了，後忽有人把它完全修復而不以告人。據景宋說，想必是出於他的慷慨而不肯居功。
我和吾友羅膺中，爲要永久保留魯迅的手跡，遺物，以及工作室的全部情形起見，曾經同至西三條衚衕住宅，照了十幾張相片，以存紀念，且以一套郵寄給景宋。
至於哭挽魯迅的詩和文，當然很多，我僅就吾友中，選錄許季上（丹），張冷僧（宗祥）的詩各一首，馬幼漁（裕藻），羅膺中（庸）的輓詞各一聯，附錄於下，以見一斑。
許季上《哭豫才兄》
驚聞重譯傳窮死
坐看中原失此人。
兩紀交情成逝水，
一生襟抱向誰陳。
於今欲殺緣無罪，
異世當知仰大仁，
豈獨延陵能掛劍，
相期姑射出埃塵。
張冷僧《哭豫才詩》
老友飄零剩幾人，
海濱驚報損愁身。
文章幾度疑戕命，
魑魅千年見寫真。
別有煩冤天莫問，
但餘慈愛佛相親。
嘔心瀝血歸黃土，
天下黔婁識苦辛。
馬幼漁《挽豫才聯》
熱烈情緒，冷酷文章，直筆遙師薊漢閣；
清任高風，均平理想，同心深契樂亭君。
羅膺中《集遺詩句挽魯迅先生聯》
荷戟獨彷徨，豈惜芳心遺遠者；
大圜猶酩酊，如磐夜氣壓重樓。
翌年一月我利用假期回南，特至萬國公墓，在魯迅墓前獻花圈以申哀弔，歸途成《哭魯迅墓詩》一首，附錄於此，以終斯記：
身後萬民同雪涕，
生前孤劍獨衝鋒。
丹心浩氣終黃土，
長夜憑誰叩曉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