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譯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時，曾對我說：“這是一部有獨創力的文學論，既異於科學家似的玄虛，而且也並無一般文學論者的繁碎。作者在去年大地震裏遭難了。我現在用直譯法把它譯出來。”我照例將原文對照一讀，覺得魯迅的直譯工夫較前更進步了。雖說是直譯的，卻仍然極其條暢，真非大手筆不辦。他深嘆中國文法的簡單，一個“的”字的用處，日本文有“丿”“處”“的”等等，而中國文只有一個的字。於是創造出分別來：“其中尤須聲明的，是幾處不用‘的’字，而特用‘底’字的緣故。即凡形容詞與名詞相連成一名詞者，其間用‘底’字，例如Socialbeing爲社會底存在物，Psychische Trauma爲精神底傷害等；又形容詞之由別種品詞轉來，語尾有-tive,tic之類者，於下也用‘底’字，例如Speculative,romantic，就寫爲思索底，羅曼底”。本書中所引英詩的翻譯，我曾效微勞，他在《引言》中還特別提到。
魯迅譯《小約翰》也是一部力作。本書的著者荷蘭望·藹覃（全集卷十四，題下，荷蘭誤作德國，全集卷一總目內沒有錯），本來是研究醫學，具有廣博的知識，青年著作家的精神的領袖，魯迅的學力很有些和他相似，所以生平愛讀這部象徵寫實的童話詩，有意把它譯成中文，發願很早，還在留學時代，而譯成則在二十年以後。初稿系在北平中央公園的一間小屋內，和吾友齊壽山二人揮汗而作，整理則在翌年廣州白雲樓，那時我和他同住，目睹其在驕陽滿室的壁下，伏案工作，手不停揮，真是孜孜，夜以繼日，單是關於動植物的譯名，就使他感到不少的困難，遍問朋友，化去很多的精力和時間，他書後附有《動植物譯名小記》，可供參考。至於物名的翻譯，則更難，因爲它是象徵，不便譯音，必須意譯，和文字的務欲近於直譯已大相反。小鬼頭Wistik之譯作“將知”，科學研究的冷酷的精靈Pleuzer之作“穿鑿”，小姑娘Robinetta之作“榮兒”都是幾經斟酌才決定的。
至於魯迅譯果戈裏的《死魂靈》，更是一件艱苦的奇功，不朽的絕筆，他受果戈裏的影響最深，不是他的第一篇創作《狂人日記》，就和八十多年前，果戈裏所寫的篇名完全相同嗎？“但後起的《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卻比果戈裏的憂憤深廣……。”當魯迅臥病的時候，我去訪問，談到這部譯本，他告訴我：“這番真弄得頭昏眼花，筋疲力盡了。我一向以爲譯書比創作容易，至少可以無須構想，那裏知道是難關重重！……”說着還在面孔上現出苦味。他在《“題未定”草》一有云：
“……於是‘苦’字上頭。仔細一讀，不錯，寫法的確不過平鋪直敘，但到處是刺，有的明白，有的卻隱藏，要感得到；雖然重譯，也得竭力保存它的鋒頭。裏面確沒有電燈和汽車，然而十九世紀上半期的菜單、賭具、服裝，也都是陌生傢伙。這就勢必至於字典不離手，冷汗不離身，一面也自然只好怪自己語學程度的不夠格。”
又在同題二有云：
“動筆之前，就先得解決一個問題：竭力使它歸化，還是儘量保存洋氣呢？日本文的譯者上田進君，是主張用前一法的。他以爲諷刺作品的翻譯，第一當求其易懂，愈易懂，效力也愈廣大。所以他的譯文，有時就化一句爲數句，很近於解釋。我的意見卻兩樣的。只求易懂，不如創作，或者改作，將事改爲中國事，人也化爲中國人。如果還是翻譯，那麼，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覽外國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時，有這等事，和旅行外國，是很相像的！它必須有異國情調，就是所謂洋氣。其實世界上也不會有完全歸化的譯文。倘有，就是貌合神離，從嚴辨別起來，它算不得翻譯。凡是翻譯，必須兼顧着兩面，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這保存，卻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慣了。不過它原是洋鬼子，當然誰也看不慣，爲比較的順眼起見，只能改換他的衣裳，卻不該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張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寧可譯得不順口。……”（《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
總之，魯迅對於翻譯的理論及其實際，都是成功的，開闢了大道，培養的沃壤，使中國的新文藝得以着着上進，欣欣向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