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友魯迅印象記二 〇廣州同住

  同年八月底,魯迅離開北京,至廈門大學教書去了。臨行,我表示亦將離京謀事,託他隨時爲我留意,因爲,我和他及壽山三人的教育部職務雖已恢復,總覺得雞肋無味。他極以爲然,所以對於我之所託,非常關心,視同己事,《兩地書》中時時提到至十幾次之多,如雲:“玉堂在此似乎也不大順手,所以上遂的事竟無法開口。”(書四二)又云:“上遂的事則至今尚無消息,不知何故。我同兼士曾合寫一信,又託伏園面說,又寫一信,都無迴音,其實上遂的辦事能力,比我高得多。”(書八一)又云:“上遂南歸,杳無消息,真是奇怪,所以他的事情也無從計劃。”(書九六)到了十二月底,他知道了我的事容易設法,就接連的來信通知,現錄一通如下:

季茀兄:


昨寄一函,已達否?此間甚無聊,所謂國學院者,虛有其名,不求實際。而景宋故鄉之大學,催我去甚亟。聘書且是正教授,似屬望甚切,因此不能不勉力一行,現擬遲於一月底前往,速則月初。伏園已去,但在彼不久住,仍須他往,昨得其來信,言兄教書事早說妥,所以未發聘書者,乃在專等我去之後,接洽一次也。現在因審慎,聘定之教員似尚甚少雲。信到後請告我最便之通信處,來信寄此不妨,即我他去,亦有友人收轉也。此布。


即頌


曼福。


樹人上。十二月廿九日


  魯迅到廣州中山大學後,就接連來信催我前往,略說兄之聘書已在我處,月薪若干,此間生活費月需約若干,所教功課,現尚無從說起,因爲一切尚無頭緒,總之此校的程度是並不高深的。開學是三月二日,但望兄見信即來,可以較爲從容,談談。從滬開來之輪船如何如何。唐餐間勝於官艙,價約若干……他的指示很周到,使我感激不可以言宣,真是所謂“窮途仗友生”!這幾封催我前往的信,我因爲在抗戰那年,檢入行篋中,老是攜帶着,前年在重慶寫了一篇《魯迅的幾封信》,把它發表,作爲他逝世九週年的一點紀念,所以這裏不再抄引了。

  我航海既到廣州,便在逆旅中,遣使送信去通知魯迅。使者回,說人不在家。到了第二天的下午,景宋見訪,始知魯迅才從香港講演回來,因足受傷,不良於行,教她來接我至校同住。那時候,他住在中山大學的最中央而最高最大的一間屋——通稱“大鐘樓”,相見忻然。書桌和牀鋪,我的和他的佔了屋內對角線的兩端。這晚上,他邀我到東堤去晚酌,餚饌很上等甘潔。次日又到另一處去小酌,我要付賬,他堅持不可,說先由他付過十次再說。從此,每日吃館子,看電影,星期日則遠足旅行,如是者十餘日,豪興才稍疲。後來,開學期近了,他是教授兼教務主任,忙於開會議,舉行補考,覈算分數,接見種種學生,和他們辯論種種問題,覺得日不暇給,豪興更減了。我對於廣州的印象,因爲是初到,一切覺得都很新鮮,便問他的印象如何。他答道:革命策源地現在成爲革命的後方了,還不免是灰色的。我聽了很受感動。又問他在香港講演的題目是什麼,反應是怎樣,他答道:“香港這殖民地是極不自由的,我的講演受到種種阻礙,題目是《老調子已經唱完》《無聲的中國》,有人想把我的講稿登載報上,可是被禁止了。”

  這間大鐘樓是大而無當,夜裏有十幾匹頭大如貓的老鼠賽跑,清早有懶不做事的工友們在門外高唱,我和魯迅合居其間,我喜歡早眠早起,而魯迅不然,各行其事,兩不相妨,因爲這間樓房的對角線實在來得長。晚餐後,魯迅的方面每有來客絡繹不絕,大抵至十一時才散。客散以後,魯迅纔開始寫作,有時至於徹夜通宵,我已經起牀了,見他還在燈下伏案揮毫,《鑄劍》等篇便是這樣寫成的。有一天,傅孟真(其時爲文學院長)來談,說及顧某可來任教,魯迅聽了就勃然大怒,說道:“他來,我就走,”態度異常堅決。

  後來搬出學校,租了白雲樓的一組,我和魯迅、景宋三人合居。地甚清靜,遠望青山,前臨小港,方以爲課餘可以有讀書的環境了。那知道感觸之來,令人窒息,所謂“抱着夢幻而來,一遇實際,便被從夢境放逐了,不過剩下些索寞。”清黨事起,學生被捕者不少,魯迅出席各主任緊急會議,歸來一語不發,我料想他快要辭職了,一問,知道營救無效。不久,他果然辭職,我也跟着辭職,他時常提起,有某人瘦小精悍,頭腦清晰,常常來談天的,而今不來了。魯迅從此潛心寫作,不怕炎熱的陽光侵入住室到大半間,仍然手不停揮;修訂和重抄《小約翰》的譯稿;編訂《朝花夕拾》作後記,繪插圖,又編錄《唐宋傳奇集》。十月回至上海。自去年秋,出北京,中經廈門,廣州,至此僅一年,他的生活是不安的,遭遇是創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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