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生初到，大抵留着辮子，把它散盤在腮門上，以便戴帽。尤其是那些速成班有大辮子的人，盤在頭頂，使得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口裏說着怪聲怪氣的日本話。小孩們見了，呼作“鏘鏘波子”。我不耐煩盤發，和同班韓強士，兩個人就在到東京的頭一天，把煩惱絲剪掉了。那時江南班還沒有一個人剪辮的。原因之一，或許是監督——官費生每省有監督一人，名爲率領學生出國，其實在東京毫無事情，連言語也不通，習俗也不曉，真是官樣文章——不允許吧。可笑的是江南班監督姚某，因爲和一位姓錢的女子有奸私，被鄒容等五個人闖入寓中，先批他的嘴巴，後用快剪刀截去他的辮子，掛在留學生會館裏示衆，我也興奮地跑去看過的。姚某便只得狼狽地偷偷地回國去了，魯迅剪辮是江南班中的第一個，大約還在姚某偷偷回國之先，這天，他剪去之後，來到我的自修室，臉上微微現着喜悅的表情。我說：“阿，壁壘一新！”他便用手摩一下自己的頭頂，相對一笑，此情此景，歷久如新，所以我說這是最初的，而且至今還歷歷如在目前的一個印象。
魯迅對於辮子，受盡痛苦，真是深惡而痛絕之，他的著作裏可以引證的地方很多，記得《吶喊》便有一篇《頭髮的故事》，說頭髮是我們中國人的寶貝和冤家。晚年的《且介亭雜文》裏有云：
“對我最初提醒了滿漢的界限的不是書，是辮子。這辮子，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頭，這才種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識的時候，大家早忘卻了血史，反以爲全留乃是長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須剃一點，留一點，纔可以算是一個正經人了。而且還要從辮子上玩出花樣來；……”（《病後雜談之餘》）
魯迅回國之後，照例裝假辮子，也受盡侮辱，同書裏有云：
“‘不亦快哉’！……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的雙十，後來紹興也掛起白旗來，算是革命了。我覺得革命給我的好處，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可以從此昂頭露頂，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聽到什麼嘲罵。幾個也是沒有辮子的老朋友從鄉下來，一見面就摩着自己的光頭，從心底裏笑了出來道：哈哈，終於也有了這一天了。”（同上）
魯迅的那篇絕筆《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且介亭雜文末編》）有云：
“……假使都會上有一個拖着辮子的人，三十左右的壯年和二十上下的青年，看見了恐怕以爲珍奇，或者竟覺得有趣，但我卻仍然要憎恨，憤怒，因爲自己是曾經因此吃苦的人，以剪辮爲一大公案的緣故。我的愛護中華民國，焦脣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爲了使我們得有剪辮的自由。假使當初爲了保存古蹟，留辮不剪，我大約是決不會這樣愛她的。”
看了上面所引，魯迅在初剪辮子的時候，那種內心的喜悅，也就可以推測，無怪不知不覺地表現到臉上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