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民六秋，於役南昌，和魯迅別開三年。在這中間，魯迅的生活起了大變化，前後可以畫分爲兩段：前者是摩挲古碑，後者是發表創作。這個變化即發表創作，是《吶喊》序文所謂“老朋友金心異”——按即玄同——的催促慫恿與有力的。創作的開始在民七四月，發表在同年五月號的《新青年》，正是五四運動的前一年。其第一篇《狂人日記》（《吶喊》），是借了精神迫害狂者來猛烈地掊擊過去傳統和禮教的弊害，開始用“魯迅”作筆名。我說過：“這是魯迅生活上的一個大發展，也是中國文學史上應該大書特書的一章。因爲從此，文學革命纔有了永不磨滅的偉績，國語文學纔有了不朽的劃時代的傑作，而且使他成爲我們中國思想界的先知，民族解放上最勇敢的戰士。”我當時在南昌，讀到這篇《狂人日記》，所說他和人們沒有什麼仇，“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腳，古久先生很不高興。”又說，“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說穿了吃人的歷史，於絕望中寓着希望，我大爲感動。

覺得這很像周豫才的手筆，而署名卻是姓魯，天下豈有第二個豫才乎？於是寫信去問他，果然回信來說確是“拙作”，而且那同一冊裏有署名唐俟的新詩也是他做的。到了九年的年底，我們見面談到這事，他說：“因爲《新青年》編輯者不願意有別號一般的署名，我從前用過迅行的別號是你所知道的，所以臨時命名如此：理由是（一）母親姓魯，（二）周魯是同姓之國，（三）取愚魯而迅速之意。”“至於唐俟呢？”他答道：“哦！因爲陳師曾（衡恪）那時送我一方石章，並問刻作何字，我想了一想，對他說，‘你叫做槐堂，我就叫俟堂罷。’”我聽到這裏，就明白了這“俟”字的涵義，那時部裏的長官某頗想擠掉魯迅，他就安靜地等着，所謂“君子居易以俟命”也。把“俟堂”兩個字顛倒過來，堂和唐這兩個字同聲可以互易，於是成名曰“唐俟”。周，魯，唐又都是同姓之國也。可見他無論何時沒有忘記破壞偶像的意思。（拙著《魯迅的生活》）

　　這樣用母姓的事，以後就很多。不是蔡孑民先生晚年署名曰“周子餘”嗎？有一個蔡先生的熟人，不明這個底細，便向蔡先生開玩笑，說“你現在也姓了周嗎？哈哈。”因爲他只知道蔡夫人是姓周，而不知其母夫人姓什麼。蔡先生乃正色答道：“這因爲先母姓周……”。那位熟人聽了，立刻肅然道歉而退。

　　因爲魯迅只是筆名，所以魯迅不願意別人把魯迅上面再冠一個周字的。而且他自己的署名總是仍用樹人，凡有給我的信署名都是如此，但是自從十九年三月以後，則不得已而用種種化名，如“索士”“樹”“迅”“飛”……這是爲免除收信者橫受嫌疑計，用意是很周到的。

　　說到魯迅筆名，我還記起一件小小的故少事：十八年夏，魯迅至北平省親回來，對我說：“我爲了要看舊小說，至孔德學校訪隅卿，玄同忽然進來，嘮叨如故，看見桌子上放着一張我的名片，便高聲說：“你的名字還是三個字嗎？”我便簡截地答道：“我的名片從來不用兩個字，或四個字的。”他大概覺得話不投機，便出去了……。所謂用兩個字或四個字，乃是微微刺着玄同的名片，時而作“錢夏”，時而作“玄同”，時而作“疑古玄同”。《兩地書》一二六有云：“塗次往孔德學校，去看舊書，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嘮叨如故，時光可惜，默不與談……，”便是指玄同而言。直到魯迅去世了，玄同作文追悼，還提及這件小小的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