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仰之先生邀他的親戚趙景賢先生來校對三年級學生作關於修辭學的講演，已是學期試驗快要開始的時候。時間是授課最末一星期的星期四下午三時，地點就在三年級教室。

　　自從前數日王先生在授課時報告這消息以後，學生們就非常高興，巴不得這日期快到。有些學生且到圖書室去借閱關於修辭學的書類，以期收得預備知識，聽講時可以格外容易瞭解。

　　屆時，王先生陪了趙先生到教室來了。學生全體起立致敬。王先生叫志青、復初二人擔任記錄，說了幾句介紹詞，就請趙先生講演。

　　這位趙先生年齡和王先生差不多，樸素的衣服，和藹的神情，一望就知道是位好教師。他開端說了幾句謙虛的話，又說自己才從戰地歸來，心緒未寧，恐怕講不出好成績來，既而就講到本題上去。他先取粉筆在黑板右端寫了“修辭學”三字，說：

　　“修就是調整，辭就是語言，修辭就是調整語言，使它恰好傳達出我們的意思。事情極平常，可以說是日常茶飯事，同時，亦極切要，和吃飯喝茶一樣，是我們大家早晚不能缺少的。

　　“所謂調整語言，乃是依照了我們的意思去調整。我們所想發表的意思如有不同，被調整的語言便該有所不同，假如世間有千千萬萬的意思，照理便該有千千萬萬的調整方式。我們只好隨機應變，不能籠統固執。不過許多小異之中，又盡有大同的成分存在，倘若除去小異抽出大同，也未始沒有若干條理可講。所謂修辭學，便是在依照意思調整語言這一件事情上面，把那千千萬萬具體的說話與文章中的千千萬萬小異抽去，將一些大同抽出來詳加研討的學問。簡略地說，就是說述依照意思調整語言的一般現象的一種學問。”

　　趙先生說到這裏，略一停頓，在黑板上加寫了“消極修辭與積極修辭”數字；隨又繼續說道：

　　“方纔所講的是修辭學的意義，以下再講修辭學的本身。

　　“作文或說話，普通總不外兩件事：一是‘說什麼’，一是‘怎樣說’。‘說什麼’就是內容，‘怎樣說’就是形式或方法。內容與形式或方法，其實不應分開來說。‘說什麼’與‘怎樣說’有關係，‘怎樣說’與‘說什麼’也有關係。從修辭學看來，‘怎樣說’處處都是依據了‘說什麼’來確定。假如說的東西是抽象的、知識的，如諸君所學習的算學之類，那麼只要說得明明白白，沒有不可通、不可解之處就可以了。這時的注意幾乎整個都在乎語言文字的意義，但求意義上沒有毛病，這在修辭學上叫作消極的修辭。假如說的東西是具體的、情緒的，例如我想把這次自己在福建逃難的情形寫成一首詩，那就不但要把意思說得很明白，還要把情景說得很活現，運用語言或文字的時候，不但須消極地把意義弄正確，還須把語言、文字的聲音乃至形體也拿來運用。情境有感覺性，是意思的感覺的要素，語言、文字的聲音或形體也有感覺性，是語言、文字的感覺的要素。形容戰地人民的恐慌，從來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名句。這句子的所以爲名句，就因爲不抽象地說恐慌，利用着周圍的情境——風、鶴、草木等等的緣故。至於語言、文字的聲音與形體，運用得適當，更有利於表現。‘風蕭蕭兮易水寒’，‘風飄飄兮吹衣’，這兩句古文句，諸君是知道的吧。一句很悲壯，一句很閒適。同是從風說起，所以如此不同者，不得不說和‘蕭蕭’與‘飄飄’的聲音有關係。這是就了聲音說的。至於形體，範圍更廣，凡句語之構造、排列以及文體的選擇等皆是屬於形體的事。這樣利用了感覺的要素，積極地使所說所寫的語言增加力量的事，在修辭學上叫作積極的修辭。”

　　趙先生說到這裏，又把話暫停，取了粉筆回頭在黑板上續寫“兩種修辭方式的用處”一行，再重新開始他的講演：

　　“消極修辭與積極修辭的區別，想來諸君已明白了。這兩種修辭方式用處是不同的，我們如果有意於修辭，首先不能把這兩種手段用錯。同是一個字，在只可用消極手段的如算學之類的文語中，只能呆板用，而在可用積極手段的如詩歌及其他的文語中，卻可靈活用。例如一個‘千’字，在算學中一定是比九百九十九多了一，比一千零一少了一，決不是九百九十九，也不是一千零一。而在詩歌中說‘千山萬水’的時候，則並不能像這樣一般看。我們平常說‘千不該萬不該’的時候，也如此。這所謂‘千’，只是表示多的意思而已。因爲‘千’比‘多’較具體，所以就用‘千’來代‘多’了。這種方式在說具體的、情緒的東西的時候，只要不妨礙意思的明白，是不妨用的，可是在以明確爲主的如算學之類的文語中，卻絕對不能用。這是修辭學上的大條理，非首先遵守不可的。”

　　趙先生又把話暫停，回頭去寫黑板了。他的講話步驟精嚴，條理不亂，很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全室中的三十多個人頭沒有一個轉動的，大家只是眼看着黑板上新寫好的一行“積極修辭與情境”，靜待再聽。

　　“以下應該講修辭的各種方式了。”趙先生繼續說道，“修辭的方式，普通叫作辭格，很多很多，如什麼擬人格咧，層遞格咧，一一列舉，不但不勝其煩，也難得要領。我在這裏想對諸君提出‘情境’二字。修辭在一方面固然與所說的事情有關係，在一方面也與說那事情時所感受到的情境有關係。這‘情境’二字包含很廣，不只所說事情的形相、環境包含在內，就是說者與聽者的關係以及說者所居的地位、所處的時代、所有的心情乃至說話的上下文的關係也都包含在內。情境與修辭，關係非常密切，不論在消極修辭或積極修辭。諸君所用的算學書，不是用現代語寫的嗎？這也不外乎是顧到情境的一種現象。因爲寫的、看的都是現代人，用現代語比較明白的緣故。算學書之類，性質是抽象的、知識的，所注意的只是消極修辭，利用情境之處尚有限，與情境關係最多而最可利用的當然是積極修辭。

　　“積極修辭中所用的各種方式或各種的格，都以適合情境爲條件。換句話說，就是應看情境而運用。譬如我們對於尊上的人說要死應說什麼‘不可爲諱’，在紳士社會裏說小便、大便處要說什麼‘盥洗室’‘更衣室’，在病院裏說陳屍入殮處要說什麼‘太平房’，這種說法在修辭上叫作‘諱飾格’，是在難言或不便明言的情境中自然發現的一種修辭方式。反之，因了情境可以放言無礙的時候，我們又會用張大其辭的說法。說‘小’會說什麼‘渺滄海之一粟’，說‘長’會說甚麼‘白髮三千丈’，說‘難’會說什麼‘比駱駝穿孔還難’，說‘易’會說什麼‘如反掌’了，這種說法在修辭學上叫作‘鋪張格’，和方纔所說的‘諱飾格’情形恰恰相反。什麼情境之下該諱飾，什麼情境之下可鋪張，不可弄錯。對赤腳的農民說便所爲‘更衣室’，在身體檢查單上寫‘白髮三千丈’，就可笑萬分了。”

　　趙先生的話引得大家都鬨笑起來。趙先生把話暫停了一會，待大家止了笑又繼續道：

　　“修辭學上的辭格，名目繁多，無一不以情境爲條件。如果能着眼於情境，不一一在瑣碎地方討究也可以。這些辭格之中，有許多是相共通、相關聯的。例如方纔的‘鋪張格’，所謂鋪張，就是張大，張大是就這種說法的作用說的。有時作用相同，構造可以不同，辭格的名目也就改變了。‘白髮三千丈’就作用說是鋪張，構造卻不過是平常的句法，即所謂平句。至於‘如反掌’，作用也是鋪張，就其構造說，卻屬於修辭學上另外的一種方式。這種方式叫作‘譬喻’，也是我們說話、寫作的時候常用的。如‘猶火也’，‘亂如麻’，通常句中都用着‘如’‘猶’等字以表示兩種事物的相像，使聽者、讀者可因了較親近、較熟悉的另一事物領略某事物的狀況。有時太過明顯，將這‘如’‘猶’等表示相像的字略掉也可以。例如，我這次在福建逃難，如果把情形寫記出來，也許會用到‘槍林彈雨’的話。‘槍林’就是‘槍如林’，‘彈雨’就是‘彈如雨’，可是‘如’字已略掉了。雖沒有‘如’字，人家也決不至誤解槍真作怪而成林，彈真變異而爲雨。在不至誤解的情境中，有時更可省略，單把譬喻留着，將本文完全略掉。如說這次內戰爲‘鬩牆’，便是最簡省的譬喻的說法。修辭學上對於這三種譬喻，各有各的名目。如上文有‘如’‘猶’等字的叫‘明喻格’，略掉‘如’‘猶’等字的叫‘隱喻格’，像最後一個省至無可再省的叫‘借喻格’。

　　“辭格名目繁多，其間互相共通關聯的情形，因了方纔的話，想可明白了。現在再來講一個關聯的例子。方纔所講的譬喻，目的在‘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是使人於兩種事物之間認識相似之點，感到一種調和的。與調和相反的，還有對比。調和的作用在叫人發見同點，對比的作用在叫人發見異點。把相反的事物放在一起說，使它們交映相輝，事物的異點就分外顯出了。這種修辭方式叫作‘映襯格’。例如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這樣把君子和小人對照起來說，就可叫人看清分別，不致混同了。”

　　趙先生講到這裏，又拿起粉筆來在黑板上接寫“幾種常用的辭格”一行。把“諱飾”“鋪張”“明喻”“隱喻”“借喻”“映襯”這幾個名目也附註在旁邊。接續又另行寫“作風”二字，說：

　　“修辭學上的辭格名目繁瑣得很。依據情境，用了共通關聯的眼光去看，不難得到要領的。修辭學還應討論到作風，現在要就作風來談談。作風也稱風格，諸君讀別人的文字，不是感到情味不同嗎？有的覺得讀去很鬆快，有的覺得讀去很誠摯，有的覺得幽默，有的覺得冷酷。這種不同，就是作風的不同。作風是什麼呢？

　　“我們平常說話、作文，總有內容，這內容二字，範圍可以狹，可以廣。如果包得狹，單指所說的事情，如果包得廣，便連方纔所說的情境也包括在裏面。譬如我今天對諸君講修辭學，諸君於受到修辭學的知識以外，還會收得許多東西。我的講話的態度、姿勢、口氣等等，也都可以和修辭學的知識同時被吸收到諸君的心目之中吧。同樣這幾句話，今天如果換一個人來說，在諸君心目之中的印象也許會不同吧。這就是作風的不同了。作風可以說就是說話者的風度的表出，是在生活上、品性上有着很深的根源的。沒有深刻的生活，決不會有深刻的作風，沒有幽默的天性，決不會有幽默的作風。生活——日常的或學術的——從作品講，是作品的源頭，從修辭的技術講，也是修辭技術的源頭。從這源頭上着力，纔算不是捨本逐末的努力。”

　　趙先生愈講聲音愈高起來。講到這裏，又迴轉頭去拿起粉筆來大大地在黑板上寫道：“一般人對於修辭的誤解。”

　　“尋常講到修辭，總以爲就是雕琢粉飾一類的玩意兒。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我國古來有許多文人從事襲用詞藻，在文字的表面形式上用功夫，其實只是所謂‘雕蟲小技’而已。五四以來的文學運動，在消極方面所做的就是破除這一類的玩意兒。這工作表面上是消極的，實際卻是積極的。正像反對女子纏腳一樣，看似消極的，對於女子身體的健全與健康卻是積極的。諸君是初中三年生，初中並無修辭學一科。我今天所講的只是一個大略的輪廓而已。這些大略的知識，也許可以助諸君讀書時的理解與鑑賞，供寫作時的參考與運用吧。但希望能致力於生活上的修養，從生活的根源立腳來做修辭功夫，切勿誤信說話與寫作可以雕琢粉飾取勝的。錯誤的修辭見解，古來固然多，現代也不少。正如古來女子有三寸金蓮、現代女子有高跟皮鞋一樣。”

　　天已快晚，趙先生的講演就在笑聲與拍手聲中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