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輿氏有言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夫孔子懼亂賊，亂賊亦懼孔子。則信乎一字之貶嚴於斧鉞，而筆削之功爲甚大也。春秋以降，亂賊之迭起未艾，厥惟南北朝，宋武爲首惡，而齊而樑而陳，無一非篡弒得國，悖入悖出，忽興忽亡，索虜適起而承其敝，據有北方，歷世十一，享國至百七十餘年。合東西二魏在內。夷狄有君，諸夏不如，可勝慨哉！至北齊、北周，篡奪相仍，蓋亦同流合污，駸駸乎爲亂賊橫行之世矣。隋文以外戚盜國，雖得混一南北，奄有中華，而冥罰所加，躬遭子禍。阿弒君父，賊弟兄，淫烝無度，卒死江都，夏桀、商辛不是過也。二孫倏立倏廢，甚至布席禮佛，願自今不復生帝王家，倘非乃祖之貽殃，則孺子何辜，乃遽遭此慘報乎？然則隋之得有天下，亦未始非過渡時代，例以舊史家正統之名，隋固不得忝列也。沈約作《宋書》，蕭子顯作《齊書》，姚思廉作樑陳二書，語多回護，諱莫如深。沈與蕭爲樑人，投鼠忌器，尚有可原；姚爲唐臣，猶曲諱樑、陳逆跡，豈以唐之得國，亦仍篡竊之故智歟？抑以乃父察之曾仕樑、陳乃不忍直書歟？彼夫崔浩之監修《魏史》，直書無隱，事未蕆而身死族夷。旋以諂諛狡佞之魏收繼之，當時號爲“穢史”，其不足徵信也明甚。《北齊書》成於李百藥，《北周書》成於令狐德芬，率爾操觚，徒憑兩朝之記錄，略加刪潤，於褒貶亦無當焉。《隋書》輯諸唐臣之手，而以魏徵標名。魏以直臣稱，何以《張衡傳》中，不及弒隋文事，明明爲亂臣賊子，而尚曲諱之，其餘何足觀乎？若李延壽之作《南北史》，本私家之著述，作官書之旁參，有此詳而彼略者，有此略而彼詳者，茲姑不暇論其得失，但以隋朝列入《北史》，後人或譏其失宜，竊謂《春秋》用“夷禮”則夷之，李氏固猶此意也。嗟呼！亂臣賊子盈天下，即幸而牢寵九有，囊括萬方，亦豈真足光耀史乘，流傳後世乎哉？本編援李氏《南北史》之例，捃摭事實，演爲是書；復因年序之相關，合南北爲一爐，融而冶之，以免閱者之對勘，非敢謂是書之作，足以步官私各史之後塵。但閱正史者，常易生厭，而覽小說者不厭求詳，鄙人之撰歷史演義也有年矣，每書一出，輒受閱者歡迎，得毋以辭從淺近，跡異虛誣，就令草草不工，而於通俗之本旨，固尚不相悖者歟！抑尤有進者，是書於亂賊之大防，再三致意，不爲少諱。值狂瀾將倒之秋，而猶欲揚湯止沸，鄙人固不敢出此也。若夫全書之體例，已數見前編之各歷史演義中，茲姑不贅雲。

中華民國十三年一月古越蔡東藩自敘於臨江書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