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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次輕掠飄浮過的思緒，都浸在晶瑩的淚光中了。何嘗不是冷豔的故事，悽哀的悲劇，但是，不幸我是心海中沉淪的溺者，不能有機會看見雪浪和海鷗一瞥中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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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一九二七——底冬月初十，因爲父親和姊姊的遭難，我單身從故鄉流亡出來，到長沙天心閣側面的一家小客棧中搭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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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小品文和漫畫，在這年頭，我們比旁的藝術作品還需要得厲害。小品文和漫畫差不多是天天和我們見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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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過雁門關，氣候顯然不同了，重陽前後，天就飄起大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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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校明天放假，愛羅先珂君請你明晨八時到他那裏，一同往西山去玩。”一位和愛羅先珂君同住的朋友來告訴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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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點打上芭蕉有銅盤的聲音，怪。“紅心蕉”，多美的字面，紅得濃得好。要紅，要熱，要烈，就得濃，濃得化不開，樹膠似的纔有意思，“我的心像芭蕉的心，紅……”不成！“緊緊的卷着，我的紅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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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夜夜真是睡得太熟了，夜裏絕不醒來，而且未曾夢見過你一次，豈單是沒有夢見你，簡直什麼夢都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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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尋找着，在春底懷中，想得到一枝桃花；春是這般的美麗。我幾乎沉醉了，在春底懷中，但是我仍然繼續着找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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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之號叫！豺狼全下山來了，在靜夜。被飢餓所驅逐着，衝突，向着田野，無數的狼，紅着眼，拖着瘦長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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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鬼子卻像發瘋一般，還要大家（苦力）加快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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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有鸚武[鵡]飛集陀山。山中大火，鸚武[鵡]遙見，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爾雖有意志，何足雲也？’對曰：‘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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偌大的北京城，一年以來，我每星期必到的有三個地方：一處是鐘鼓寺，一處是後局大院，一處是東高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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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間病榻上時時背誦去冬所作詞，初頗自得，繼乃發覺篇中每每有俗句，於是四心內向，檢點言行，遂乃發現自身充滿俗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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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州從隋煬帝以來，是詩人文士所稱道的地方；稱道的多了，稱道得久了，一般人便也隨聲附和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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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人又稱書生。這固然是個可以驕傲的名字，如說“一介書生”，“書生本色”，都含有清高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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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最能行》雲，“若道士無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水經注》，秭歸“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爲屋基。”看來只是一堆爛石頭，杜甫不過說得嘴響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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悽愴的歸途一個陰黯慘淡的下午，我抱着一顆微顫的心，去叩正師的門。剛由寒冷的街道上忽然走到了室中，似乎覺得有點溫意，但一到那裏後這溫意仍在寒冷中消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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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走廊上望着飛舞的雪花，和那已透露了春意的樹木花草，一切都如往日一樣。黯淡的天幕黑一陣，風雪更緊一陣，遙望着執政府門前的屍身和血跡，風是吹不幹，雪是遮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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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你們查先生來電話要我講演，我說但是我沒有什麼話講，並且我又是最不耐煩講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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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死，這戰爭的年代，我是不常悲哀或感動的；但如你那青春的夭折我欲要向蒼天怨訴了！滿紅：《哀蕭紅》如果能把悲哀留在人間，也還算是活在人的心上（就是極少的人也算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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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紗間裏的幾萬只飛轉的錠子像哨子一樣尖着，分不出個點子來地響成一片。車間裏迷迷濛濛，不知道是噴霧還是飛舞的細花絨，簡直像漫天大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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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深夜到來，我往往淪入沉思。當爐火奄息，夜寒加重的時候，我往往蜷縮着我自己在我底斗室之中默察着每一個細微的聲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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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再續談《生活》週刊的事情以前，其中有兩件事可以先談一談。第一件是關於我的婚姻，第二件是我加入時事新報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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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散沙一般，正要團結起來；像癱病一般，將要恢復過來；全民族被外力壓迫的剛想振作，而我們的思想界和精神界的勇猛奮進的大將忽然撒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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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55年7月23日到了印度尼西亞的“詩之島”峇釐，在那裏住了八天，欣賞了不少峇釐島上的藝術，從繪畫、木雕刻到舞蹈，尤其以舞蹈看得比較多，南派的、北派的、宮廷的、民間的、古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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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鐵流”從一九二七年就流起……不，這裏是說綏拉菲摩維支的一本小說《鐵流》——有完全的註解和序文的中文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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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家當，人們總以爲這是相當數量的財富。家當的“當”字，本來應該寫成“帑”字。帑是貨幣貯藏的意思，讀音如“蕩”字，北方人讀成“當”字的同音，所以口語變成了“家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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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郊區的農民似乎不大喜歡養牛，這是什麼緣故呢？有的同志說，這僅僅是習慣的問題。我想其中恐怕還有別的原因，特別是因爲人們在認識上可能還不明白養牛的好處，所以有必要在農村中進行一番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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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什麼不願吃羊肉而寧願吃菜羹呢？說這樣的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我估計到大家看見這個題目會感覺詫異。其實，這本來是很普通的典故，我覺得它很有啓發性，所以又想把它拿來重新做一番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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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近來把業餘活動的注意力轉到其他方面，我已經不寫《燕山夜話》了。現在將三十二篇未編的文稿重閱一遍，選得二十九篇。又把在別的報刊上發表的短文選了一篇加上，補足三十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