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下 茶上
其在福建曰福州長清場，歲鬻十萬三百石，以給本路。天聖以來，福漳泉州、興化軍皆鬻鹽，歲視舊額增四萬八千九百八石。
熙寧十年，有廖恩者起爲盜，聚黨掠州郡。恩既平，御史中丞鄧閏甫言：“閩越山林險阻，連亙數千裏，無賴奸民比他路爲多，大抵盜販鹽耳。恩平，遂不爲備，安知無躡恩之跡而起者？”乃詔福建路蹇周輔度利害。周輔言：“建、劍、汀州、邵武軍官賣鹽價苦高，漳、泉、福州、興化軍鬻鹽價賤，故盜多販賣於鹽貴之地。異時建州嘗計民產賦錢買鹽，而民憚求有司，徒出錢或不得鹽。今請罷去，頗減建、劍、汀、邵武鹽價，募上戶爲鋪戶，官給券，定月所賣，從官場買之，如是則民易得鹽，盜販不能規厚利。又稍興復舊倉，選吏增兵。立法，若盜販、知情囊橐之者，不以赦原；三犯，杖、編管鄰州；己編管復犯者，杖、配犯處本城。”皆行之，歲增賣二十三萬餘斤，而鹽官數外售者不預焉。
元豐二年，提舉鹽事賈青請自諸州改法酌三年之中數立額。又請捕盜官獲私鹽多者，論賞不限常法。三年，青上所部賣鹽官吏歲課，比舊額增羨。詔曰：“周輔承命創法，青相繼奉行，期年有成，課增盜止，東南賴之。”時周輔已擢三司副使，監司已次被賞者凡二十人。
哲宗即位，御史中丞黃履奏福建多以鹽抑民，詔：“去歲先帝已立分遣御史、郎官察舉監司之法，福建遣御史黃降，江西遣御史陳次升按之。”繼又以命吏部郎中張汝賢並察舉周輔所立鹽法。降言：“福州緣王氏之舊，每產錢一當餘州之十，其科納以此爲率，餘隨均定，鹽額亦當五倍，而實減半焉。昨王子京奏立產鹽法，失於詳究，遂概以額增，多寡之間，遼遠絕殊，遠民久無以伸。”詔付汝賢。明年，按察司盡以所察事狀聞，於是福建轉運副使賈青、王子京皆坐掊克，謫監湖廣鹽酒稅；刑部侍郎蹇周輔坐議江西鹽法，掊克誕謾，削職知和州；郟亶坐倡議運廣鹽江西，張士澄坐附會推行周輔之法，肆志抑擾，並黜官；閩清縣尹徐壽獨用鹽法初行，能守官不撓，民以故不多受課，言於朝加賞焉。汝賢請定福建產賣鹽額，詔從其請；凡抑民爲鹽戶及願退不爲行者，以徒一年坐之；提舉鹽事官知而不舉，論如其罪。
已而殿中侍御史呂陶奏：“朝廷以福建、江西、湖南等路鹽法之弊，流毒生靈，遣使按視，譴黜聚斂之吏，以慰困窮之民，天下皆知公議之不可廢也。然湖南、江西運賣廣鹽添額之害，京東、河北榷鹽，皆章惇所倡，願付有司根治其罪，使賊民罔上之臣，少知所畏。”監察御史孫升繼言：“江西、湖南鹽法之害，兩路之民，殘虐塗炭，甚於兵火，獨提舉官劉誼乃能上言極其利害，誼坐奪官勒停。”詔復誼官，起守韶州。
崇寧以後，蔡京用事，鹽法屢變。獨福建鹽於政和初斤增錢七，用熙寧法聽商人轉廊算請，依六路所算末鹽錢每百千留十之一，輸請鹽處爲鹽本錢。
建炎間，淮、浙之商不通，而閩、廣之鈔法行；未幾，淮、浙之商既通，而閩、廣之鈔法遂罷。舊法，閩之上四州建、劍、汀、邵行官賣鹽法，閩之下四州福、泉、漳、化行產鹽法。 隨稅輸鹽也。
官賣之法既革，產鹽之法亦弊，鈔法一行，弊若可革，而民俗又有不便。故當時轉運、提舉司請上四州依上法，下四州且令依舊。及鈔法既罷，歲令漕司認鈔錢二十萬緡輸行在所榷貨務，自後或減或增，卒爲二十二萬緡。
二十七年，常平提舉張汝楫復申明鈔法，上以問宰執。陳誠之奏曰：“建、劍山溪之險，細民冒法私販，雖官賣鹽猶不能革；若使民自賣，其能免私販乎？私販既多，鈔額必虧。”上曰：“中間曾用鈔法，未幾復罷。若可行，祖宗已行之矣。大抵法貴從容，不然不可經久。”淳熙五年，詔泰寧、尤溪兩縣計產買鹽之令，更不施行。
八年，福建市舶陳峴言：“福建自元豐二年轉運使王子京建運鹽之法，不免有侵盜科擾之弊，且天下州縣皆行鈔法，獨福建膺運鹽之害。紹興初，趙不已嘗措置鈔法，而終不可行者，蓋漕司則藉鹽綱爲增鹽錢，州縣則藉鹽綱以爲歲計，官員則有賣鹽食錢、縻費錢，胥吏則有發遣交納常例錢，公私齟齬，無怪乎不可行也。鈔法未成倫序，而綱運遽罷，百姓率無食鹽，故漕運乘此以爲不便，請抱引錢而罷鈔法。鈔法罷而綱運興，官價高而私價賤，民多食私鹽而官不售，科抑之弊生矣。”於是詔峴措置。峴請從榷貨務自立五十斤至百斤，分爲五等，造大小鈔給買，仍預措置賣鈔，先以本錢畀三倉買鹽，以備商旅請買。九年正月，以福建鹽自來運賣，近爲鈔法敷擾害民，於是詔福建轉運司，諸州鹽綱依舊官般官賣。三月，詔轉運傅自得、楊由義廉察官賣鹽未便者，措置以聞。
淳熙十三年，四川安撫制置趙汝愚言：“汀州民貧，而官鹽抑配視他州尤甚，乞以汀州爲客鈔。”事下提舉應孟明及汀州守臣議，孟明等言：“上四州軍有去產鹽之地甚邇者，官不賣鹽則私禁不嚴，民食私鹽則客鈔不售，既無翻鈔之地則客賣銷折，所以鈔法屢行而屢罷。四川闊遠，猶不可翻鈔，汀州將何所往？故鈔法雖良，不可行於汀州，惟裁減本州並諸縣合輸內錢，而嚴科鹽之禁，庶幾汀民有瘳矣。”復下轉運趙彥操等措置裁減，以歲運二百萬四千斤會之，總減三萬九千三十八緡有奇，又免其分隸諸司，則汀州六邑歲減於民者三萬九千緡有奇，減於官者一萬緡有奇，所補州用又在外。蓋上四州財賦絕少，所恃者官賣鹽耳。
又瀕海諸郡計產輸錢，官給之鹽以供食，其後遂爲常賦，而民不復請鹽矣，此又下四州產鹽之弊也。寧宗嘉定六年，臣僚嘗極言之，於是下轉運司，將福之下四州軍凡二十文產以下合輸鹽五斤之家盡免，其折戶產錢僅及二十文者不輸鹽錢。
寶慶二年，監察御史樑成大言：“福建州縣半系頻州產鹽之地，利權專屬漕臣，乃其職也。鹽產於福州、興化，而運於建、劍、汀、邵，四郡二十二縣之民食焉。福建提舉司主常平茶事而鹽不預，漕司與認淨鏹以助用，近來越職營利，多取綱運，分委屬縣。縣邑既爲漕司措辦課鹽，今又增提舉司之額，其勢必盡敷於民，殆甚於青苗之害。望將運鹽盡歸漕司，提舉司不得越職，庶幾事權歸一，民瘼少蘇矣。”從之。
景定元年九月，明堂赦曰：“福建上四州縣倚鹽爲課，其間有招趁失時，月解拖欠，其欠在寶祐五年以前者，並與除放，尚敢違法計口科抑者，監司按劾以聞。”三年，臣僚言：“福建上四州山多田少，稅賦不足，州縣上供等錢銀、官吏宗子官兵支遣，悉取辦於賣鹽，轉運司雖拘榷鹽綱，實不自賣。近年創例自運鹽兩綱，後或歲運十綱至二十綱，與上四州縣所運歲額相妨，而綱吏搭帶之數不預焉。州縣被其攙奪，發泄不行，上供常賦，無從趁辦，不免敷及民戶，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有旨：“福建轉運司視自來鹽法，毋致違戾；建寧府、南劍州、汀州、邵武軍依此施行。”
廣州東筦、靜康等十三場，歲鬻二萬四千餘石，以給本路及西路之昭桂州、江南之南安軍。廉州白石、石康二場，歲鬻三萬石，以給本州及容、白、欽、化、蒙、龔、藤、象、宜、柳、邕、潯、貴、賓、梧、橫、南儀、鬱林州。又高、竇、春、雷、融、瓊、崖、儋、萬安州各鬻以給本州，無定額。天聖以後，東、西海場十三皆領於廣州，歲鬻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六石，以給東、西二路。而瓊、崖諸州，其地荒阻，賣鹽不售，類抑配衙前。前後官此者，或擅增鹽數，煎鹽戶力不給，有破產者。元豐三年，朱初平奏蠲鹽之不售者，又約所賣數定爲煎額，以惠遠民。久之，廣西漕司奏民戶逋鹽稅，其縣令監官雖已代，並住奉勒催，須足乃罷。而廣東漕臣復奏嶺外依六路法，以逐州管幹官，提點刑獄兼提舉鹽事，考較賞罰如之。瓊、崖等州復請賦鹽於民，斤重視其戶等，而民滋困矣。
南渡，二廣之鹽皆屬於漕司，量諸州歲用而給之鹽。然廣東俗富，猶可通商；廣西地廣莫而雕瘁，食鹽有限，商賈難行。自東廣而出，乘大水無灘磧，其勢甚易；自西廣而出，水小多灘磧，其勢甚難。建炎末鬻鈔，未幾復止，然官般、客鈔，亦屢有更革；東、西兩漕，屢有分合。
紹興元年三月，南恩州陽江縣土生鹼，募民墾之，置竈六十七，產鹽七十萬八千四百斤，收息錢三萬餘緡。十有二月，復置廣西茶鹽司。八年，詔廣西鹽歲以十分爲率，二分令欽、廉、雷、化、高五州官賣，餘八分行鈔法。尋又詔廣東鹽九分行鈔法，一分產鹽州縣出賣。廣南去中州絕遠，土曠民貧，賦入不給，故漕司鬻鹽，以其息什四爲州用，可以粗給，而民無加賦。昭州歲收買鹽錢三萬六千緡，以七千緡代潯、貴州上供赴經略司買馬，餘爲州用。及罷官賣，遂科七千緡於民戶，謂之縻費錢焉。九年，罷廣東官賣，行客鈔法，以其錢助鄂兵之費。
孝宗乾道四年，罷鹽鈔，令廣西漕司自認漕錢二十萬。且廣西之鹽乃漕司出賣，自乾道元年因曾連請並歸廣東，於是度支唐琢言：“廣西鹽引錢欠幾八千萬緡，緣向來二廣鹽事分東西兩司，而西路鹽常爲東路所侵，昔廣西自作一司，故鹽不至於虧減；今既罷西司併入東路，則廣東之鹽無復禁止，廣西坐失一路所入。”故有是命。既而宰執進蔣芾之奏：“鹽利舊屬漕司，給諸州歲；自賣鈔鹽之後，漕司遂以苗米高價折錢。今朝廷更不降鹽鈔，只今漕司認發歲額，則漕司自獲鹽息，析米招糴之弊皆去矣。”九年，詔廣州復行官般官賣法。
淳熙三年，詔廣西轉運司歲收官鹽息錢三分撥諸州，七分充漕計，從經略張栻請也。栻去而漕臣趙公浣增鹽直斤百錢爲百六十，欽州歲賣鹽千斛而五增之。六年，侍御史江溥以爲言，上黜公浣，詔閩、廣賣鹽自有舊額定直，自今毋得擅增。
九年，詔遣浙西撫幹胡廷直訪求利害，與帥、漕、提舉詳議以聞。使還，尋以廷直提舉廣東同措置廣西鹽事。十五年，詔曰：“廣南在數千裏外，疾痛難於上聞，朕憫之尤切。蓋鹽者，民資以食，向也官利其贏，轉而自鬻，久爲民疾。朕爲之更令，俾通販而杜官鬻，民固以爲利矣；然利於民者官不便焉，必胥動以浮言，且朕知恤民而已，浮言奚恤？矧置監司、守令以爲民，朕有美意，弗廣其推，顧撓而壞之，可乎？自今如或有此，必置之法。”於是命詹儀之知靜江府，並廣東、西鹽事爲一司，其兩路賣鹽，歲以十六萬五千籮爲額。儀之等言：“兩路鹽且以十萬籮爲額，俟三數年，視其增虧，乃增其額。所有客鈔東西路通貨錢與免，以便商販。”
十六年，經略應孟明言：“廣中自行鈔法，五六年間，州縣率以鈔抑售於民，其害有甚於官般。”詔孟明、朱晞顏與提舉廣南鹽事王光祖從長措置經久利便，毋致再有科抑之弊。寶慶元年，以廣州安撫司水軍大爲興販，罷其統領尹椿、統轄黃受，各降一官。
鬻鹼爲鹽，向幷州永利監，歲鬻十二萬五千餘石，以給本州及忻、代、石、嵐、憲、遼、澤、潞、麟、府州，威勝、岢嵐、火山、平定、寧化、保德軍，許商人販鬻，不得出境。仁宗時，分永利東、西兩鹽，東隸幷州，西隸汾州。籍州民之有鹼土者爲鐺戶；戶歲輸鹽於官，謂之課鹽；餘則官以錢售之，謂之中賣。鹽法亦與海鹽同，歲鬻視舊額減三千四百三十七石。河東唯晉、絳、慈、隰食池鹽，餘皆食永利鹽。其入官，斤爲八錢或六錢，出爲錢三十六，歲課緡錢十八萬九千有奇。
自鹹平以來，聽商人輦鹽過河西麟府州、濁輪砦貿易，官爲下其價予之。後積鹽益多，康定初，罷東監鬻鹽三年。皇祐中，又權罷西監鬻鹽，俟鹽少復故。時議者請募商人入芻粟麟府州、火山軍，予券償以鹽，從之。既而芻粟虛估高，券直千錢，爲鹽商所抑，才售錢四百有餘，而出官鹽五十斤，蠹耗縣官。或請罷入芻粟，第令入實錢，轉運司議以爲非便而止。大抵鹼土或厚或薄，薄則利微，鐺戶破產不能足其課。至和初，韓琦請戶滿三歲，地利盡得自言，摘他戶代之。明年，又詔鐺戶輸歲課以分數爲率，蠲復有差，遇水災，又聽摘他戶代役，百姓便之。河北、陝西亦有鬻鹼爲鹽者，然其利薄。明道初，嘗詔廢河中府、慶成軍鹼場，禁民鬻鹽以侵池鹽之利。
熙寧八年，三司使章惇言：“兩監舊額歲課二十五萬餘緡，自許商人並邊中糧草，增饒給鈔支鹽，商人得鈔千錢，售價半之，縣官陰有所亡，坐賈獲利不貲。又私鹽不禁，歲課日減，今才十萬四千餘緡，若計糧草虛估，官才得實錢五萬餘緡，視舊虧十之八。請如解鹽例，募商人入錢請買，或官自運，鬻於本路，重私販之禁，歲課且大增，並邊市糧草，一用見錢。”詔如所奏，官自運鬻於本路。
元豐元年，三司戶部副使陳安石言：“永利東、西監鹽，請如慶曆前商人輸錢於麟、府、豐、代、嵐、憲、忻、岢嵐、寧化、保德、火山等州軍，本州軍給券於東、西監請鹽，以除加饒折糴之弊。仍令商人言佔戶所賣地，即鹽已運至場務者，商人買之加運費。如是則官鹽價平而商販通。”遂行其說，用安石爲河東都轉運使。安石請犯西北青白鹽者，以皇祐敕論罪，首從皆編配；又青白入河東，犯者罪至流，所歷官司不察者罪之。四年，安石自言治鹽歲有羨餘，及增收忻州鹼地鐺戶、馬城池鹽課，詔安石遷官，賞其屬。
元祐元年，右司諫蘇轍言：“異時河東除食解鹽，餘仰東、西永利鹽，未嘗闕。元豐三年後，前宰相蔡確、兄礪等始議創增河東忻州馬城池鹽，夾硝味苦，民不願買。乞下轉運司，苟無妨闕，即止勿收。”詔從之。
四年，陳安石坐爲河東轉運使附會時論，興置鹽井，害及一路，降知鄭州。先是，熙寧中，議收熙河蕃部包順鹽井，或以爲非宜，王安石謂邊將苟自以情得之，何害？議者不能奪焉。
六年，詔代州賣鹽年額酌以中數，以八十五萬斤爲額，部內多少均裁之。紹聖元年，河東復行官賣法。崇寧三年，以河東三路鈔無定估，本路尤賤，害於糴買，罷給三路鈔，止給見錢鈔，他如河北新降鈔法。四年，詔河東永利兩監土鹽仍官收，見緡鬻之，聽商人入納算請，定往河東州軍，罷客販東北鹽入河東者。
鬻井爲鹽，曰益、梓、夔、利，凡四路。益州路一監九十八井，歲鬻八萬四千五百二十二石；梓州路二監三百八十五井，十四萬一千七百八十石；夔州路三監二十井，八萬四千八百八十石；利州路一百二十九井，一萬二千二百石：各以給本路。大爲監，小爲井，監則官掌，井則土民幹鬻，如其數輸課，聽往旁境販賣，唯不得出川峽。初，川峽承舊制，官自鬻鹽。開寶七年，詔斤減十錢，令幹鬻者有羨利但輸十之九。
太平興國三年，石拾遺郭泌上言：“劍南諸州官糶鹽，斤爲錢七十。鹽井浚深，鬻鹽極苦，樵薪益貴，輦之甚艱，加之風水之虞，或至漂喪；豪民黠吏，相與爲奸，賤市於官，貴糶於民，至有斤獲錢數百，官虧歲額，民食貴鹽。望稍增舊價爲百五十文，則豪猾無以規利，民有以給食。”從之。有司言：“昌州歲收虛額鹽萬八千五百餘斤，乃開寶中知州李佩掊斂以希課最，廢諸井薪錢，歲額外課部民鬻鹽，民不習其事，甚以爲苦，至破產不能償其數，多流入他部，而積年之徵不可免。”詔悉除之，其舊額二萬七千六十斤如故。端拱元年七月，西川食鹽不足，許商販階、文州青白鹽、峽路井鹽、永康軍崖鹽，勿收算。
川峽諸州自李順叛後，增屯兵，乃募人入粟，以鹽償之。景德二年，權三司使丁謂言：“川峽糧儲充足，請以鹽易絲帛。”詔諸州軍食及二年、近溪洞州三年者，從其請。大中祥符元年，詔滬州南井竈戶遇正、至、寒食各給假三日，所收日額，仍與除放。三年，減滬州淯井監課鹽三之一。
仁宗時，成都、梓、夔三路六監與宋初同，而成都增井三十九，歲課減五萬六千五百九十七石；梓州路增井二十八，歲課減十一萬一十九石；利州路井增十四，歲課減四百九十二石三鬥有奇；夔州路井增十五，歲課減三千一百八十四石。各以給一路，夔州則並給諸蠻，計所入鹽直，歲輸緡錢五分，銀、綢絹五分。又募人入錢貨諸州，即產鹽厚處取鹽，而施、黔並邊諸州，並募人入米。
康定元年，淮南提點刑獄郭維言：“川峽素不產銀，而募人以銀易鹽，又鹽酒場主者亦以銀折歲課，故販者趨京師及陝西市銀以歸，而官得銀復輦置京師，公私勞費。請聽入銀京師榷貨務或陝西並邊州軍，給券受鹽於川峽，或以折鹽酒歲課，願入錢，二千當銀一兩。”詔行之。既而入銀陝西者少，議鹽百斤加二十斤予之，並募入中鳳翔、永興。會西方用兵，軍食不足，又詔入芻粟並邊，俟有備而止。芻粟虛估高，鹽直賤，商賈利之。西方既無事，猶入中如故。夔州轉運使蔣賁以爲入中十餘年，虛費夔鹽計直二十餘萬緡，令陝西用池鹽之利，軍儲有備，請如初。詔許之。
先是，益、利鹽入最薄，故並食大寧監、解池鹽，商賈轉販給之。慶曆中，令商人入錢貨益州以射大寧監鹽者，萬斤增小錢千緡，小錢十當大錢一。販者滋少，蜀中鹽踊貴，斤爲小錢二千二百，知益州文彥博以爲言，詔皆復故。
四路鹽課，縣官之所仰給，然井源或發或微，而積課如舊，任事者多務增課爲功，往往貽患後人。時方切於除民疾苦，尤以遠人爲意，有司上言，輒爲蠲減。初，鹽課聽以五分折銀、綢、絹，鹽一斤計錢二十至三十，銀一兩、綢絹一匹折錢六百至一千二百，後詔以課利折金帛者從時估。荊湖之歸、峽二州，州二井，歲課二千八百二十石，亦各以給本州。
熙寧中，蜀鹽私販者衆；禁不能止。欲盡實私井，運解鹽以足之，議未決。神宗以問修起居注沈括，對曰：“私井既容其撲買，則不得無私易，一切實之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此亦省刑罰籠遺利之一端；然忠、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止之實難，若列候加警，恐所得不酬所費。”議遂寢。九年，劉佐入蜀經度茶事，嘗歲運解鹽十萬席。侍御史周尹奏：“成都府路素仰東川產鹽，昨轉運司商度賣陵井場，遂止東鹽及閉卓筒井，失業者衆，言利之臣，復運解鹽，道險續運甚艱；成都鹽踊貴，東川鹽賤，驅民冒法。乞東川鹽仍入成都，勿閉卓筒井，罷官運解鹽。”詔商販仍舊，賣解鹽依客商例，禁抑配於民。未幾，官運解鹽竟罷。
元祐元年，詔委成都提點刑獄郭概體量鹽事。右司監蘇轍劾概觀望阿附，奏不以實，且言：“四川數州賣邛州蒲江井官鹽，斤爲錢百二十，近歲鹼泉減耗，多雜沙土；而梓、夔路客鹽及民間販小井白鹽，價止七八十，官司遂至抑配，概不念民朝夕食此貴鹽。”詔遂罷概，今黃廉體量以聞。上封事者言：“有司於稅課外，歲令井輸五十緡，謂之官溪錢。”詔付廉悉蠲之。詔自今溪有鹽井輸課利鹽稅外，毋得更增以租。
崇寧二年，川峽利、洋、興、劍、蓬、閬、巴、綿、漢、興元府等州，並通行東北鹽。四年，梓、遂、夔、綿、漢州、大寧監等鹽仍鬻於蜀，惟禁侵解鹽地。
紹興二年，四川總領趙開初變鹽法，仿大觀法置合同場，收引稅錢，大抵與茶法相類，而嚴密過之。斤輸引錢二十有五，土產稅及增添約九錢四分，所過稅錢七分，住稅一錢有半，引別輸提勘錢六十六，其後又增貼輸等錢。凡四川四千九百餘井，歲產鹽約千餘萬斤，引法初行，百斤爲一擔，又許增十斤勿算以優之，其後遞增至四百餘萬緡。二十九年，減西和州賣鹽直之半。
孝宗淳熙六年，四川制置胡元質、總領程價言：“推排四路鹽井二千三百七十五、場四百五，除井一千一百七十四、場一百五十依舊額煎輸；其自陳或糾決增額者井一百二十五、場二十四，並今渲淘舊井亦願入籍者四百七十九；其無鹽之井，即與剗除，不敷而抱輸者，即與量減；共減錢引四十萬九千八百八十八道，而增收錢引十三萬七千三百四十九道，庶井戶免困重額。”七年，元質又言：“鹽井推排，所以增有餘補不足，有司務求贏餘，盈者過取，涸者略減，盡出私心。今後凡遇推排，以增補虧，不得逾已減之數。”十一年，以京西轉運副使江溥言金州帥司置場拘買商鹽，高價科賣，致商旅坐困，民食貴鹽，詔金州依法聽商人從便買賣，不得置場拘催。
初，趙開之立榷法也，令商人入錢請引，井戶但如額鬻鹽，輸土產稅而已。然鹼脈有盈縮，月額有登耗，間以虛鈔付之，而收其算，引法由是大壞。井戶既爲商人所要，因增其斤重予之，每擔有增至百六十斤者。又逃絕之井，許增額承認，小民利於得井，界增其額，而不能售，其引息土產之輸，無所從出，由是刎縊相尋，公私病之。
光宗紹熙三年，吏部尚書趙汝愚言：“紹興間趙開所議鹽法，諸井皆不立額，惟禁私賣，而諸州縣鎮皆置合同場，以招商販，其鹽之斤重，遠近皆平準之，使彼此均一而無相傾奪，貴賤以時而爲之翕張。今其法盡廢，宜下四川總所視舊法施行。”時楊輔爲總計，去虛額，閉廢井，申嚴合同場法，禁斤重之逾格者，而重私販之罰，鹽直於是頓昂。輔又請罷利州東路安撫司所置鹽店六，及津渡所收鹽錢，與西路興州鹽店。後總領陳曄又盡除官井所增之額焉。
五年，戶部言：“潼川府鹽、酒爲蜀重害。鹽既收其土產錢給賣官引，又從而徵之，矧州縣額外收稅，如買酒錢、到岸錢、榻地錢之類，皆是創增。”於是申禁成都、潼川、利路諸司。寧宗嘉定七年，詔四川鹽井專隸總所，既而宣撫使安丙言防秋藉此以助軍興，乃復奪之。
茶 宋榷茶之制，擇要會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漢陽軍，曰無爲軍，曰蘄州之蘄口，爲榷貨務六。初，京城、建安、襄復州皆置務，後建安、襄復州務廢，京城務雖存，但會給交鈔往還，而不積茶貨。在淮南則蘄、黃、廬、舒、光、壽六州，官自爲場，置吏總之，謂之山場者十三；六州採茶之民皆隸焉，謂之園戶。歲課作茶輸租，餘則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又民歲輸稅願折茶者，謂之折稅茶。總爲歲課八百六十五萬餘斤，其出鬻皆就本場。在江南則宣、歙、江、池、饒、信、洪、撫、筠、袁十州，廣德、興國、臨江、建昌、南康五軍；兩浙則杭、蘇、明、越、婺、處、溫、臺、湖、常、衢、睦十二州；荊湖則江陵府、潭、澧、鼎、鄂、嶽、歸、峽七州、荊門軍；福建則建、劍二州，歲如山場輸租折稅。總爲歲課江南千二十七萬餘斤，兩浙百二十七萬九千餘斤，荊湖二百四十七萬餘斤，福建三十九萬三千餘斤，悉送六榷務鬻之。
茶有二類，曰片茶，曰散茶。片茶蒸造，實卷模中串之，唯建、劍則既蒸而研，編竹爲格，置焙室中，最爲精潔，他處不能造。有龍、鳳、石乳、白乳之類十二等，以充歲貢及邦國之用。其出虔、袁、饒、池、光、歙、潭、嶽、辰、澧州、江陵府、興國臨江軍，有仙芝、玉津、先春、綠芽之類二十六等，兩浙及宣、江、鼎州又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爲號。散茶出淮南、歸州、江南、荊湖，有龍溪、雨前、雨後之類十一等，江、浙、又有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爲號者。買臘茶斤自二十錢至一百九十錢有十六等，片茶大片自六十五錢至二百五錢有五十五等，散茶斤自十六錢至三十八錢五分有五十九等；鬻臘茶斤自四十七錢至四百二十錢有十二等，片茶自十七錢至九百一十七錢有六十五等，散茶自十五錢至一百二十一錢有一百九十等。
民之慾茶者售於官，給其日用者，謂之食茶，出境則給券。商賈貿易，入錢若金帛京師榷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券隨所射與之，願就東南入錢若金帛者聽，計直於茶如京師。至道末，鬻錢二百八十五萬二千九百餘貫，天禧末，增四十五萬餘貫。天下茶皆禁，唯川峽、廣南聽民自買賣，禁其出境。
凡民茶折稅外，匿不送官及私販鬻者沒入之，計其直論罪。園戶輒毀敗茶樹者，計所出茶論如法。舊茶園荒薄，採造不充其數者，蠲之。當以茶代稅而無茶者，許輸他物。主吏私以官茶貿易，及一貫五百者死。自後定法，務從輕減。太平興國二年，主吏盜官茶販鬻錢三貫以上，黥面送闕下；淳化三年，論直十貫以上，黥面配本州牢城，巡防卒私販茶，依本條加一等論。凡結徒持杖販易私茶、遇官司擒捕抵拒者，皆死。太平興國四年，詔鬻僞茶一斤杖一百，二十斤以上棄市。雍熙二年，民造溫桑僞茶，比犯真茶計直十分論二分之罪。淳化五年，有司以侵損官課言加犯私鹽一等，非禁法州縣者，如太平興國詔條論決。
茶之爲利甚博，商賈轉致於西北，利嘗至數倍。雍熙後用兵，切於饋餉，多令商人入芻糧塞下，酌地之遠近而爲其直，取市價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謂之交引，至京師給以緡錢，又移文江、淮、荊湖給以茶及顆、末鹽。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茶鹽於江、淮。
淳化三年，監察御史薛映、祕書丞劉式等請罷諸榷務，令商人就出茶州軍官場算買，既大省輦運，又商人皆得新茶。詔以三司鹽鐵副使雷有終爲諸路茶鹽制置使，左司諫張觀與映副之。四年二月，廢沿江八務，大減茶價。詔下，商人頗以江路回遠非便，有司又以損直虧課爲言。七月，復置八務，罷制置使、副。至道初，劉式猶固執前議，西京作坊使楊允恭言商人市諸州茶，新陳相糅，兩河、陝西諸州，風土各有所宜，非參以多品則少利，罷榷務令就茶山買茶不可行。太宗欲究其利害之說，命宰相召鹽鐵使陳恕等與式、允恭定議，召問商人，皆願如淳化所減之價，不然，即望仍舊。有司職出納，難於減損，皆同允恭之說，式議遂寢。即以允恭爲江南、淮南、兩浙發運兼制置茶鹽使。二年，從允恭等請，禁淮南十二州軍鹽，官鬻之，商人先入金帛京師及揚州折博務者，悉償以茶。自是鬻鹽得實錢，茶無滯積，歲課增五十萬八千餘貫，允恭等皆被賞。
初，商人以鹽爲急，趨者甚衆，及禁江、淮鹽，又增用茶，如百千又有官耗，增十年場耗，隨所在饒益。其輸邊粟者，持交引詣京師，有坐賈置鋪，隸名榷貨務，懷交引者湊之。若行商，則鋪賈爲保任，詣京師榷務給錢，南州給茶；若非行商，則鋪賈自售之，轉鬻與茶賈。及南北和好罷兵，邊儲稍緩，物價差減，而交引虛錢未改。既以茶代鹽，而買茶所入不補其給，交引停積，故商旅所得茶，指期於數年之外，京師交引愈賤，至有裁得所入芻粟之實價，官私俱無利。是年，定監買官虧額自一釐以上罰奉、降差遣之制。
景德二年，命鹽鐵副使林特、崇儀副使李溥等就三司悉索舊制詳定，而召茶商論議，別爲新法：其於京師入金銀、綿帛實直錢五十千者，給百貫實茶，若須海州茶者，入見緡五十五千；河北緣邊入金帛、芻粟，如京師之制，而茶增十千，次邊增五千；河東緣邊次邊亦然，而所增有八千、六千之差；陝西緣邊亦如之，而增十五千，須海州茶者，納物實直五十二千，次邊所增如河北緣邊之制。其三路近地所入所給，皆如京師。河北次邊、河東緣邊次邊，皆不得射海州茶。茶商所過，當輸算，令記錄，候至京師並輸之。仍約束山場，謹其出納。議奏，三司皆以爲便。五月，以溥爲淮南制置發運副使，委成其事。行之一年，真宗慮未盡其要，三年，命樞密直學士李浚等比較新舊法利害。時新法方行，商人頗眩惑，特等請罷比較，從之。
有司上歲課：元年用舊法，得五百六十九萬貫，二年用新法，得四百一十萬貫，三年二百八萬貫。特言“所增蓋官本少而有利”，乃實課也，所虧虛錢耳。四年秋，特等皆遷官，仍詔三司行新法，不得輒有改更。大中祥符二年，特、溥等上編成《茶法條貫》並課利總數二十三策。
自新法之行，舊有交引而未給者，已給而未至京師者，已至而未磨者，悉差定分數，折納入官。大約商人有舊引千貫者，令新法歲入二百千，候五歲則新舊皆給足。官府有茶充公費者，慮其價賤亂法，悉改以他物。山場節其出耗，所過商稅嚴其覺舉。諸榷務所受茶，皆均第配給場務，以交引至先後爲次。大商刺知精好之處，日夜走僮使齎券詣官，率多先焉。初，禁淮南鹽，小商已困，至是，益不能行。
六年，申監買官賞罰之式，凡買到入算茶，及租額遞年送榷務交足而有羨餘者，即理爲課績，其不入算者，雖多不在此限。大中祥符五年，歲課二百餘萬貫，六年至三百萬貫，七年又增九十萬貫，八年才百六十萬貫。
是時數年間，有司以京師切須錢，商人舊執交引至場務即付物，時或特給程限，逾限未至者，每十分復令別輸二分見緡，謂之貼納。豪商率能及限，小商或不即知，或無貼納，則賤鬻於豪商。有司徒知移用之便，至存一歲之內文移小改至十數者，商人惑之，顧望不進。乃詔刑部尚書馮拯、翰林學士王曾詳定，拯等深以慎重敦信爲言，而上封者猶競陳改法之弊。九年，乃命翰林學士李迪、權御史中丞淩策、侍御史知雜呂夷簡與三司同議條制。時以茶多不精，給商人罕有饒益，行商利薄，陝西交引愈賤，鬻於市才八千。知秦州曹瑋請於永興、鳳翔、河中府官出錢市之，詔可。迪等以入中緡錢、金帛，舊從商人所有受之，至是請令十分輸緡錢四五，又定加饒貼納之差。然凡有條奏，多令李溥裁酌，溥務執前制，罕所變革。
天禧二年，太常博士李垂請放行茶貨。左諫議大夫孫奭言：“茶法屢改，商人不便，非示信之道，望重定經久之制。”即詔奭與三司詳定，務從寬簡。未幾，奭出知河陽，事遂止。三司言：“陝西入中芻糧，請依河北例，鬥束量增其直，計實錢給鈔，入京以見錢買之，願受茶貨交引，給依實錢數，令榷貨務並依時價納緡錢支茶，不得更用芻糧文鈔貼納茶貨。”詔每八百千，增五千茶與之，餘從其請。時陝西交引益賤，京師裁直五千，有司惜其費茶。五年，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閣門祗候李德明於京師市而毀之。
乾興以來，西北兵費不足，募商人入中芻粟如雍熙法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犀齒，謂之三說；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廣儲偫，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及其法既弊，則虛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錢，得券則轉鬻於茶商或京師交引鋪，獲利無幾；茶商及交引鋪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貿易，以射厚利。由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備日蹙，茶法大壞。初，景德中丁謂爲三司使，嘗計其得失，以謂邊糴才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盡歸商賈。當時以爲至論，厥後雖屢變法以救之，然不能亡敝。
天聖元年，命三司使李諮等較茶、鹽、礬稅歲入登耗，更定其法。遂置計置司，以樞密副使張士遜、參知政事呂夷簡、魯宗道總之。首考茶法利害，奏言：“十三場茶歲課緡錢五十萬，天禧五年才及緡錢二十三萬，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爲緡錢實十三萬，除九萬餘緡爲本錢，歲才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預，是則虛數多而實利寡，請罷三說，行貼射法。”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並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予之，給券爲驗，以防私害，故有貼射之名。若歲課貼射不盡，或無人貼射，則官市之如舊。園戶過期而輸不足者，計所負數如商人入息。舊輸茶百斤，益以二十斤至三十五斤，謂之耗茶，亦皆罷之。其入錢以射六務茶者如舊制。
先是，天禧中，詔京師入錢八萬，給海州、荊南茶；入錢七萬四千有奇，給真州、無爲、蘄口、漢陽並十三場茶，皆直十萬，所以饒裕商人；而海州、荊南茶善而易售，商人願得之，故入錢之數厚於他州。其入錢者，聽輸金帛十之六。至是，既更爲十三場法，又募入錢六務，而海州、荊南增爲八萬六千，真州、無爲、蘄口、漢陽增爲八萬。商人入芻粟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裏遠近，量增其直。以錢一萬爲率，遠者增至七百，近者三百，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願得金帛、若他州錢、或茶鹽、香藥之類者聽。大率使茶與邊糴，各以實錢出納，不得相爲輕重，以絕虛估之敝。朝廷皆用其說。
行之期年，豪商大賈不能爲輕重，而論者謂邊糴償以見錢，恐京師府藏不足以繼，爭言其不便。會江、淮計置司言茶有滯積壞敗者，請一切焚棄。朝廷疑變法之弊，下書責計置司，又遣官行視茶積。諮等因條上利害，且言：“嘗遣官視陝西、河北，以鎮戎軍、定州爲率，鎮戎軍入粟直二萬八千，定州入粟直四萬五千，給茶皆直十萬。以蘄州市茶本錢視鎮戎軍粟直，反亡本錢三之一，得不償失，敝在茶與邊糴相須爲用，故更今法。以新舊二法較之，乾興元年用三說法，每券十萬，茶售錢五萬一千至六萬二千，香藥、象齒售錢四萬一千有奇，東南緡錢售錢八萬三千，而京師實入緡錢五十七萬有奇，邊儲芻二百五萬餘圍，粟二百九十八萬石。天聖元年用新法，至二年，茶及香藥、東南緡錢每給直十萬，茶入實錢七萬四千有奇至八萬，香藥、象齒入錢七萬二千有奇，東南緡錢入錢十萬五百，而京師實入緡錢增一百四萬有奇，邊儲芻增一千一百六十九萬餘圍，粟增二百一十三萬餘石。舊以虛估給券者，至京師爲出錢售之，或折爲實錢給茶，貴賤從其市估。其先賤售於茶商者，券錢十萬，使別輸實錢五萬，共給天禧五年茶直十五萬，小商百萬以下免輸錢，每券十萬，給茶直七萬至七萬五千；天禧茶盡，則給乾興以後茶，仍增別輸錢五萬者爲七萬，並給耗如舊，俟舊券盡而止。如此又省合給茶及香藥、象齒、東南緡錢總直緡錢一百七十一萬。”二府大臣亦言：“所省及增收計爲緡錢六百五十餘萬。時邊儲有不足以給一歲者，至是，多者有四年，少者有二年之蓄，而東南茶亦無滯積之弊。其計置司請焚棄者，特累年壞敗不可用者爾。推行新法，功緒已見。蓋積年侵蠹之源一朝閉塞，商賈利於復故，欲有以動搖，而論者不察其實，助爲遊說。願力行之，毋爲流言所易。”於是詔有司榜諭商賈以推行不變之意，賜典吏銀絹有差，然論者猶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