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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你如果有福氣獨自坐在窗內,靜悄悄的沒一個人來打擾我,一點鐘,兩點鐘的過去,嘴裏銜着一支菸,躺在沙發上慢慢的噴着煙雲,看它一白圈一白圈的升上,那末在這靜境之內,你便可以聽到那牆角階前的鳴蟲的奏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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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曉得你們這兒的兵怎樣,據我所看見的大都是面黃肌瘦,一層皮子包着突出來的骨頭。至於我們那兒的也差不多,也是一層皮子包着突出來的骨頭的,可是滿臉卻罩着的是一層慘白的菸灰色,——大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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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先生給我的信,如果都能保存起來,我想可以有一百來封。可惜民國十五年的京報事變,二十一年的上海戰爭,我都損失了不少書物,那些書物裏面準有幾十封魯迅先生的信;加以平時不小心,居住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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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生逝世五週年紀念會講紀念魯迅先生,我想,最好用學術演講。今天有曹靖華先生講“魯迅與翻譯”,郭沬若先生講“魯迅與王國維”,都是極有價值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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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先生常說:“許多往事,知道的人浙漸少了,要是不趕緊寫,實在是可惜的。”但是他的生活,永遠在思想的鬥爭中,似乎無暇記述這些往事,他的願望並沒有充分地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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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了許景宋先生在第六卷四期《抗戰文藝》上《民元前的魯迅先生》以後,我很覺得感奮。魯迅先生和我們永別已四年了,第一念好似已經有了四十年;但是無怪的,我們在這四年裏面,做了多少照耀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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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魯迅先生的未完成的作品,似乎已經有人提到,手邊沒有書籍,不能確切徵引。其中以劇本《楊貴妃》爲最令人可惜。魯迅先生對於唐代的文化,也和他對於漢、魏、六朝的文化一樣,具有深切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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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元年的新年,我在紹興初級師範學校。陰曆十一月十三日的午飯時分,我們的學校得到了消息,說:“革命政府今日成立於南京,改用陽曆,今日就是陽曆的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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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弟手足:藝風社的展覽會快開了,你叫我寫一篇文字來批評你的思想和藝術。這事在一個意義上是容易得很的,因爲我無論如何不瞭解你的思想和藝術,我總可以站在老兄的立場,說幾句冒充的內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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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歲以上的人,每把求學叫做讀書;這讀書,也就是四十歲以下的人所稱的求學。(雖然四十歲只是一句含混話,並不極端附和錢玄同先生一過四十歲即須槍斃之說,但是到底隱隱約約有一條鴻溝,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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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縣是一片平原,境內連土堆般的小山也沒有,就有也只是幾個小山般的土堆。河流大小雖有幾條,毛病卻在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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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聽一位雲南朋友潘孟琳兄談及,雲南有一種挑販,挑着兩個竹簍子,口頭叫着:“賣東西呵!”這種挑販全是紹興人,挑裏面的東西全是紹興東西;顧主一部分自然是紹興旅滇同鄉,一部分卻是本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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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看紅葉,特地跑到紹興去。上海是春天連蝴蝶也不肯光降的,秋天除了墓地裏的法國梧桐呈着枯黃以外,紅葉這一樣東西從未入夢,更何論實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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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遊宗傑:你是好遊的,我願同你講講我去年在里昂時的遊興。在那裏的時候,每年暑假我必到山中或海邊旅行,而且每逢禮拜日,只要沒有約會或緊要的事務,我也必到鄉間去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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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月大清早上與諸位講夜的事情,未免十分的得罪;然而今夜是有特別意義的,所以不惜來荒廢您所要計劃今天一日大事的時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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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乎北京乎!別來五年了。經過豐臺以後,火車着慌,如追隨火光的蛇的急急遊行。我,停了呼吸,不能自主的被這北京的無形的力量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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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把戲的老人船停泊在蘇彝士運河口的波得賽特,旅客們在岸上游逛以後乘坐小划船兩兩三三的回到船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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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別忽然聽到一陣雜擾的聲音,大家都趕到船邊去看,見岸上一大羣水手,正在撤去船上的梯子,船與岸兩者間所藉以交通者只有兩個梯子,正在撤去的就是二者之一,也就是我到船上來時所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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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難兄難弟”裏面有一個胖弟弟——王博士。這個胖弟弟的樣子生得那樣胖胖白白,和藹可親!他的性情又是那樣天真爛漫,篤實敦厚!凡是和我們這個胖弟弟做過朋友的,想都能得到這樣的印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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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幾個“難兄難弟”裏面,居然有着三個學徒,這也可算是這幾個人的奮鬥史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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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談到“難兄難弟”的又一個——李公樸先生。上節談過的章先生是銀行練習生出身;倘若練習生可算是摩登學徒的另一名稱,那末李先生卻也有着相類的發源,他原來做過鎮江一家京廣洋貨店的學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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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家長”外,我們還有幾個“難兄難弟”,倘若這裏所用的“難”字可作“共患難”的“難”字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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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昨天和諸位談過了“故事的象徵”,現在要在這一個觀點之下來談逆流中的一個文化堡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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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從蘇聯一個又一個的五年經濟計劃實行奏效之後,經濟學家都喜談“計劃經濟”,其實不但經濟應有計劃,就是讀書也應該首先有一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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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同時被捕的幾個“難兄難弟”,關於他們的生平,我已和諸君談過了。最後要談到我們的一個“難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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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要談談我們的“家長”。稍稍留心中國救國運動的人,沒有不知道有沈鈞儒先生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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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住的高等法院看守分所裏的這個病室,因爲是新造的,所以比較的清潔。牆上的白粉和牆上下半截的黑漆,都是簇簇新的;尤其僥倖的是,沒有向來和監獄結着不解緣的臭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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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高等法院是在道前街,我們所被羈押的看守分所卻在吳縣橫街,如乘黃包車約需二十分鐘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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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次所談的情形,已可看出《生活》週刊的創辦並沒有什麼大宗的開辦費。寥若晨星的職員三個,徐先生月薪二十幾塊錢,孫先生月薪幾塊錢,我算是主持全部的事業,月薪最多的了,每月拿六十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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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再續談《生活》週刊的事情以前,其中有兩件事可以先談一談。第一件是關於我的婚姻,第二件是我加入時事新報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