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許景宋先生在第六卷四期《抗戰文藝》上《民元前的魯迅先生》以後，我很覺得感奮。魯迅先生和我們永別已四年了，第一念好似已經有了四十年；但是無怪的，我們在這四年裏面，做了多少照耀史冊的大事，不但抵得了平時的四十年，也許抵得了迂迴曲折、踟躇不前的四百年。但是第二念，好似只隔了四日，因爲魯迅先生的聲音笑貌都在眼前，他的遺訓像耳提面命一般的促醒我們努力，說四日已經太多了，魯迅先生實在並沒有離開我們。

　　這篇的題目我寫上了“惜別”兩字，主要的意思是在提到藤野先生的《惜別》一節，其次纔是我們和魯迅先生一別四年的“惜別”。

　　藤野先生給魯迅先生印象之深，似乎連藤野先生自己也不大瞭然。記得我們的報紙上曾經譯過東京記者訪問藤野先生的一篇記事，敘述藤野先生不但幾乎忘記了三十年前曾有這樣一位中國學生，連他贈給魯迅先生一張相片的事也忘記了，以爲也許是他那去世已久的太太經手代贈的。這可不然，我在魯迅先生的書齋中，清清楚楚的看見在這張相片的背面，有藤野先生親筆的“惜別”兩字。藤野先生的清癯謹厚的面容，戴着近視眼鏡，留着短短的頭髮，都還在我的記憶之中。魯迅先生去世以後，我去拜望周老太太，並去瞻仰魯迅先生所謂“老虎尾巴”式的書齋，還看見這張藤野先生的相片。

　　辛亥革命時代紹興的都督名“王金髮”，同時還有兩個要人名“黃介卿”和“黃競白”。紹興方言“王”和“黃”二字一樣讀作“王”，所以當時有“反對三王”的口號。關於“反對三王”，一則由於革命者的幼稚，再則由於封建勢力的反動，魯迅先生似乎曾在文字中解釋過。

　　魯迅先生任師範學校校長，誠如許景宋先生文中所說：“是當局對前任校長不滿意，要他來繼任之後，可以從辦交代中，找出前校長的錯處，做一個堂堂的處理的。”這位前任校長，是杜海生先生，民國十五年左右曾任開明書店的經理，開明出版的書籍中還有“發行人杜海生”等等字樣。

　　所謂“當局對前任校長不滿意”的原因，是一般青年革命者認爲杜先生在秋先烈瑾殉難的時候，站在可以援救的地位而不援救。但在魯迅先生的看法，杜先生未必有援救的力量，援救了也未必有效，不援救也決不應該在交代的時候藉故報復，所以魯迅先生沒有遵照當局的意旨，在交代中任意挑剔。

　　許景宋先生說：“在紹興尚未光復之前，人心浮動，先生曾經召集了全校學生們，整隊出發，在市面上遊行了一通來鎮靜人心，結果大家當作革命軍已經來了，成爲唾手而得的紹興光復。”我回憶了許久，要想找尋遷批“整隊出發”的全校學生們當時所用的名義，最後才記出是一個頗爲特別的“武裝演說隊”。

　　武裝演說隊將要出發的時候，魯迅先生會有一段簡單的訓話，當時同學中有一位當隊長的請問先生：“萬一有人攔阻便怎樣？”魯迅先生正顏厲色的答覆他說：“你手上的指揮刀作甚麼用的？”那時學校用的指揮刀都沒有“出口”，用處雖不在殺人，但當作鞭子用來打人也就夠厲害的，結果遊行一趟直到回校沒有遇着抵抗。這就是同衢張貼“溥儀逃，弈劻被逮！”的大新聞，紹興成立軍政府那一天；都督王金髮到紹興還在這以後約五天左右。

　　關於秋先烈，許景宋先生文中說：“假使趕快款待餐飯，也會風平浪靜地化險爲夷。”魯迅先生常說，秋先烈加入吃飯，如果只添一客飯菜，一定是吃不夠的。這事一方面表示日本人的食量小和寒酸，一方面表示秋先烈的健康。秋先烈就義時代的一般空氣，魯迅先生在小說《藥》中表現出來。《藥》的主人翁名“夏瑜”，就是隱射“秋瑾”二字。《藥》的篇末，烈士墓上發現花圈，這在當時也是事實。浙江一帶學校的學生，爭向秋女俠墓前瞻禮。花圈在當時是極時髦的禮物，一般人決不瞭解的，在壘壘荒冢之中，竟有一處着了花圈，不但一般人不解，即先烈的母親也以爲這是先烈顯聖。

　　魯迅先生對太炎先生的敬禮始終不衰，有如許先生文中所述。也曾常常講到太炎先生的性情行事。例如大掃除，警察總要把地板和天花板都起下來，弄得滿屋凌亂。太炎先生氣憤之餘，就說這是日本人反對他著作，或則說日本人受了清室的委託，有意使他生活不安，不能作革命的事業。魯迅先生那時是青年，態度比較客觀，知道大掃除是挨戶進行的事，決不是有意使章太炎先生受窘，心中是明白的，但也不與太炎先生抗爭。太炎先生講《說文解字》，往往四五小時連着講，夏天大赤膊，但不喝茶水，只是不斷的抽菸。對面房間裏住着劉申叔先生夫婦，爲了辯論，太炎先生常常不穿衣服，闖進劉申叔先生房中去。

　　太炎先生最後一次到北平去，門徒們公宴席上，問起魯迅先生，說：“豫才現在如何？”答說現在上海，頗被一般人疑爲左傾分子。太炎先生點頭說：“他一向研究俄國文學，這誤會一定從俄國文學而起。”我曾在魯迅先生書齋中看見一張太炎先生所書大條幅，上款只寫“書贈豫才”四字，下題“章炳麟”。

　　因許文而引起的回憶止此，將來有機會再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