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千里說，他在民國十八年（距今八年前）就曾經來看過我，那時我在辣斐德路一個小小的過街樓上辦《生活》週刊，他已在一家躉批疋頭的字號裏做賬房先生了。這一段故事，以及當時的情景，我已完全不記得。就尋常說，賬房先生所注意的只是算盤，他竟注意到《生活》週刊，他平日對於新運動的注意和同情，從這種小事裏已可想見了。後來我們就一直沒有見過面。直到我由香港回到上海，纔在救國會的會議席上遇着。我想千里在八年前來看我的時候，哪裏夢想得到我們會住在一個牢獄裏？
但是因此我對於我們的這個“小弟弟”的生平懂得更清楚一些，卻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他是蘇州人，生長在上海，十五歲的時候小學還未讀完，就被送到一家躉批疋頭的字號裏做學徒，每月僅得“月規錢”二百文。因爲他學習敏捷，辦事負責，過了兩年多就升任職員，每月月薪四塊錢。不久賬房缺人，他被請代理賬房，後就擔任清賬房，月薪有了二十元，年齡約在二十歲左右。好些職員在閒暇的時候，喜歡酒食徵逐，狂嫖濫賭，他卻能利用閒暇的時間來增加自己的知識。他先在補習學校補習英文，喜歡閱看前進的刊物。後來他過着工讀的生活；一面做賬房先生，一面卻在上海法科大學（即現在的法學院）做學生。那時只須考的成績夠得上就行，並不像現在對於升學文憑有着那樣呆板的規定，所以千里雖然連小學畢業的文憑都還沒有到手，但是因爲他平日補習的勤奮，應試的成績夠得上，居然也有入大學的機會，替社會增加了一位能夠主持正義的律師。看了這樣的事實，爲着一般窮苦出身力求上進的青年，我向來積極主張升學應該重視實際的考試成績而不應死守文憑的主張，更得到有力的證明（爲着這件事，在《生活》週刊上曾和朱經農先生有過很激烈的辯論）。
千里不但有強烈的求知慾，堅強而有恆的研究精神，對於社會的新運動也有着深刻的注意和濃厚的同情。在民國十五年的時候，北伐軍正在出發，還未到上海，一個賬房先生的他，就奮起參加國民黨的祕密工作。那時的上海，正是瘋狂似的李寶章以殺頭殘害革命青年的時候。民國十七年，他曾經同幾位朋友創辦《青年之友》，一年半後被禁；前年十二月起主編《生活知識》，一年後也被禁。
今日的千里，我看他的求知慾的強烈，研究精神的堅強而有恆，和他在做學徒的時候沒有兩樣；這隻要看他這次在牢獄裏還是那樣孜孜不倦地研究英文，研究法律，便可以知道的。他在這裏還學會了《蘇武牧羊》的悲壯歌曲，這是沒有聽過的朋友們不可錯過的！至於他參加救國運動的熱烈，更不必我來多說了。
（原載1937年4月上海生活書店《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