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揹着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

——魯迅：《墳》

　　象牙塔裏的紳士總會假清高的笑罵：“政治家，政治家，你算得什麼藝術家呢！你的藝術是有傾向的！”對於這種嘲笑，革命文學家只有一個回答：

你想用什麼來罵倒我呢？難道因爲我要改造世界的那種熱誠的巨大火焰，他在我的藝術裏也在燃燒着麼？

——盧納察爾斯基：《高爾基作品選集序》

　　革命的作家總是公開地表示出他們和社會鬥爭的聯繫。他們不但在自己的作品裏表現一定的思想，而且時常用一個公民的資格出來對社會說話，爲着自己的理想而戰鬥，暴露那些假清高的紳士藝術家的虛僞。高爾基在小說戲劇之外，寫了很多的公開書信和“社會論文”（publicist article），尤其在最近的幾年——社會的政治的鬥爭十分緊張的時期。也有人笑他做不成藝術家了，因爲“他只會寫些社會論文”。但是，誰都知道這些譏笑高爾基的，是些什麼樣的蚊子和蒼蠅！

　　魯迅在最近十五年來，斷斷續續的寫過許多論文和雜感，尤其是雜感來得多。於是有人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做“雜感專家”。“專”在“雜”裏者，顯然含有鄙視的意思。可是，正因爲一些蚊子蒼蠅討厭他的雜感，這種文體就證明了自己的戰鬥的意義。魯迅的雜感其實是一種“社會論文”——戰鬥的“阜利通”（feuilleton）。誰要是想一想這將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這種文體發生的原因。急遽的劇烈的社會鬥爭，使作家不能夠從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鎔鑄到創作裏去，表現在具體的形象和典型裏；同時，殘酷和強暴的壓力，又不容許作家的言論採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幫助他用藝術的形式來表現他的政治立場，他的深刻的對於社會的觀察，他的熱烈的對於民衆們鬥爭的同情。不但這樣，這裏反映着“五四”以來中國的思想鬥爭的歷史。雜感的這種文體，將要因爲魯迅而變成文藝性的論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詞。自然，這不能夠代替創作，然而他的特點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應[映]社會的日常事變。

　　現在選集魯迅的雜感，不但因爲這裏有中國思想鬥爭史上的寶貴的成績，而且也爲着現時的戰鬥：要知道形勢雖然不會大不相同，而那種吸血的蒼蠅蚊子，卻總是那麼多！

　　魯迅是誰？我們先來說一通神話罷。

　　神話裏有這麼一段故事：亞爾霸·龍迦的公主萊亞·西爾維亞被戰神馬爾斯強姦了，生下一胎雙生兒子，一個是羅謨魯斯，一個是萊謨斯；他們倆兄弟一出孃胎就被丟在荒山裏，如果不是一隻母狼喂他們的奶吃，也許早就餓死了；後來羅謨魯斯居然創造了羅馬城，並且乘着大雷雨飛上了天，做了軍神；而萊謨斯卻被他的兄弟殺了，因爲他敢於蔑視那莊嚴的羅馬城，他只一腳就跨過那可笑的城牆。萊謨斯的命運比魯迅悲慘多了。這也許因爲那時代還是虛僞統治的時代。而現在，吃過狼奶的羅謨魯斯未必再去建築那種可笑的像煞有介事的羅馬城，更不願意飛上天去高高的供在天神的寶座上，而完全忘記自己的乳母是野獸。雖然現代的羅謨魯斯也曾經做過一些這類的傻事情，可是，他終於屈服在“時代精神”的面前，而同着萊謨斯雙雙的回到狼的懷抱裏來。萊謨斯是永久沒有忘記自己的乳母的，雖然他也很久在“孤獨的戰鬥”之中找尋着那回到“故鄉”的道路。他憎惡着天神和公主的黑暗世界，他也不能夠不輕蔑那虛僞的自欺的紙糊羅馬城，這樣一直到他回到“故鄉”的荒野，在這裏找着了羣衆的野獸性，找着了掃除奴才式的家畜性的鐵掃帚，找着了真實的光明建築，——這不是什麼可笑的猥瑣的城牆，而是偉大的簇新的星球。

　　是的，魯迅是萊謨斯，是野獸的奶汁所餵養大的，是封建宗法社會的逆子，是紳士階級的貳臣，而同時也是一些浪漫諦克的革命家的諍友！他從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懷抱。

　　俄國的貴族地主之間，“也發展了十二月十四日的人物，這是英雄的隊伍，他們像羅謨魯斯和萊謨斯似的，是野獸的奶汁所餵養大的。這是些勇將，從頭到腳都是純鋼打成的，他們是活潑的戰士，自覺地走上明顯的滅亡的道路，爲的要驚醒下一輩的青年去取得新的生活，爲的要洗清那些生長在劊子手主義和奴才主義環境裏的孩子們。”（赫爾岑）

　　辛亥革命前的這些勇將們，現在還剩得幾個？說近一些，五四時期的思想革命的戰士，現在又剩得幾個呢？“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歷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夥伴不久還是會這麼變化。”（魯迅：《自選集序言》）

　　魯迅說“又經歷了一回”！他對於辛亥革命的那一回，現在已經不敢說，也真的不忍說了。那時候的“純鋼打成的”人物，現在不但變成了爛鐵，而且……真金不怕火燒，到現在，才知道真正的純鋼是誰呵！辛亥革命前的士大夫的子弟，也有一些維新主義的老新黨，革命主義的英雄，富國強兵的幻想家。他們之中，客觀上領導了民權主義的羣衆革命運動的人，也並不是沒有，而且，似乎也做了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魯迅也是士大夫階級的子弟，也是早期的民權主義的革命黨人。不過別人都有點兒慚愧自己是失節的公主的親屬。本來帝國主義的戰神強姦了東方文明的公主，這是世界史上的大事變，誰還能夠否認？這種強姦的結果，中國的舊社會急遽的崩潰解體，這樣，出現了華僑式的商業資本，候補的國貨實業家，出現了市儈化的紳董，也產生了現代式的小資階級的智[知]識階層。從維新改良的保皇主義到革命光復的排滿主義，雖然有改良和革命的不同，而士大夫的氣質總是很濃厚的。文明商人和維新紳董之間的區別，只在於紳董希望滿清和第二次中興，用康梁去繼承曾左李的事業，則商人的意識代表（也是士大夫），卻想到了另外一條出路：自己來做專權的諸葛亮，而叫四萬萬阿斗做名義上的主人。在這種根本傾向之下，當時的思想界，多多少少都早已埋伏着復古和反動的種子，要想恢復什麼“固有文化”。獨有現代式的小資產階級智[知]識階層的萌芽，能夠對於科學文明的堅決信仰，來反對這種復古和反動的預兆。魯迅和當時的早期革命家，同樣揹着士大夫階級和宗法社會的過去。但是，他不但很早就研究過自然科學和當時科學上的最高發展階段，而且他和農民羣衆有比較鞏固的聯繫。他的士大夫家庭的敗落，使他在兒童時代就混進了野孩子的羣裏，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氣。這使得他真像吃了狼的奶汁似的，得到了那種“野獸性”。他能夠真正斬斷“過去”的葛藤，深刻地憎惡天神和貴族的宮殿，他從來沒有擺過諸葛亮的臭架子。他從紳士階級出來，他深刻地感覺到一切種種士大夫的卑劣，醜惡和虛僞。他不慚愧自己是私生子，他詛咒自己的過去，他竭力要肅清這個骯髒的舊茅廁。

　　現代最偉大的革命政治家說過：“吃人經濟的存在，剝削的存在永遠要產生反對這種制度的理想，在被剝削的羣衆自己之中是如此，在所謂智[知]識階層的個別代表之中也是如此。這些理想對於馬克思主義者都是很寶貴的。”辛亥革命之前，譬如一九○七年的時候，除出富國強兵和立憲民治之外，還有什麼理想呢？不是偉大的天才，有敏銳的感覺和真正的世界的眼光，就不能夠跳過“時代的限制”，就算只是容納和接受外國的學說，也要有些容納和接受的能力。而魯迅在一九○七年說：

輇才小慧之徒，於是競言武事。……謂鉤爪鋸牙，爲國家首事，又引文明之語，用以自文，……雖兜牟深隱其面，威武若不可陵，而幹祿之色，固灼然現於外矣！計其次者，乃復有製造商估立憲國會之說。前二者素見重於中國青年間，縱不主張，治之者亦將不可縷數。蓋國若一日存，固足以假力圖富強之名，博志士之譽；即有不幸，宗社爲墟，而廣有金資，大能溫飽……若夫後二，無可論已。……將事權言議，悉歸奔走幹進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壟斷之市儈……嗚呼，古之臨民者，一獨夫也；由今之道，且頓變而爲千萬無賴之尤，民不堪命矣，於興國究何與焉。（《墳·文化偏至論》）

　　這在現在看來，幾乎全是預言！中國的資產階級，經過了短期的革命，而現在，那些一九○七年時候的青年，熱心於提倡而實行“製造商估”的青年，正在一面做“志士”，一面預備亡國，而且更進一步，積極的巧妙的賣國了。至於千萬無賴之尤的假民權，也正在粉刷着新的立憲招牌。自然，魯迅當時的思想基礎，是尼采“重個人而非物質”的學說。這種學說在歐洲已經是資產階級反動的反映。他們要用超人的名義，最“先進”的英雄和賢哲的名義，去抵制新興階級的羣衆的集體的進取和改革，說一切羣衆其實都是守舊的，阻礙進步的“庸衆”。可是，魯迅在當時的傾向尼采主義，卻反映着別一種社會關係。固然，這種個性主義，是一般的智[知]識分子的資產階級性的幻想。然而在當時的中國，城市的工人階級還沒有成爲巨大的自覺的政治力量，而農村的農民羣衆只有自發的不自覺的反抗鬥爭。大部分的市儈和守舊的庸衆，替統治階級保守着奴才主義，的確是改革進取的阻礙。爲着要光明，爲着要征服自然界和舊社會的盲目力量，這種發展個性，思想自由，打破傳統的呼聲，客觀上在當時還有相當的革命意義。只要看魯迅當時的《摩羅詩力說》，他是要“舉一切詩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而爲世所不甚愉悅者悉入之。”摩羅是梵文，歐洲人說“撒旦”，意思是天魔。魯迅的敘說這些天魔詩人（裴倫等等），目的正在於號召反抗，推翻了一切傳統的重壓的“東方文化”的國故殭屍。他是真正介紹歐洲文藝思想的第一個人。

　　在那時候——一九○七年——他的這些呼聲差不多完全沉沒在浮光掠影的粗淺的排滿論調之中，沒有得到任何的迴響。如果不是《墳》裏保存了這幾篇歷史文獻，也許同中國的許多“革命檔案”一樣，就這麼失敗了。這些文獻的意義，在於回答當時思想界的一個嚴重問題：羣衆這樣落後怎麼辦？對於這個問題，當時革命思想界裏有一個現成的答覆，就是說，羣衆落後是天生的，因此，不要他們起來革命，等編練了革命軍隊來替他們革命，而革命成功之後也還不能夠給民衆自由，而要好好地教訓他們幾年。而魯迅所給的答案卻有些不同，他是說，因爲民衆落後，所以更要解放個性，更要思想的自由，要有“自覺的聲音”，使它“每響必中於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響”。這雖然也不是正確的立場，然而，比“革命的愚民政策”總有點不同罷，問題在於當時中國“亦頗思歷舉前有之耿光，特未能言，則姑曰左鄰已奴，右鄰且死，擇亡國而較量之，冀自顯其佳勝”，有了這種阿Q式的自譬自解，大家正在飄飄然的得意得很，所以始終是諸葛亮式的革命理論“勝利”，而對於科學藝術的努力進取的呼聲反而沉沒了。

　　魯迅在當時不能夠不感覺到非常之孤獨和寂寞，他問：“今索諸中國，爲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他說俄國文家科羅連珂的《末光》裏，敘述一個老人在西伯利亞教書，書上有黃鶯，而那地方卻冷得什麼也沒有，他的學生聽說這黃鶯會在櫻花裏唱出美妙的歌聲，就只能夠側着頭想像[象]那黃鶯叫的聲音。這種想望多麼使人感動呵。“然則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惟沉思是已夫！”（《墳·摩羅詩力說》）

　　然而魯迅其實並不孤獨的。辛亥革命的怒潮，不在於一些革命新貴的風起雲涌，而在於“農人野老的不明大義”；他們以爲“革命之後從此自由”（《總理全集·民元杭州歡迎會上演說辭》）。不明大義的貧民羣衆的騷動，固然給革命新貴白白當了一番苦力，固然有時候只表現了一些阿Q的“白鎧白甲”的夢想，然而他們是真的光明鬥爭的基礎。精神界的戰士只有同他們一路，纔有真正的前途。

　　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的思想界就不可避免的完成了第一次的“偉大的分裂”，反映着羣衆的革命情緒和階級關係的轉變，中國的士大夫式的智[知]識階層就顯然的劃分了兩個陣營：國故派和歐化派。這是在“五四”的前夜，《新青年》早期在新文化運動的開始時期。當時德謨克拉西先生和賽因思先生的聯盟，繼續開展了革命的鬥爭，這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深入，也就是現代式的智[知]識階層生長髮展的結果。魯迅的參加“思想革命”是在這時候就開始的。我們說他的“參加”開始，是因爲在這之前，還沒有什麼可以參加的，他還只能夠孤獨的“沉思”。而在《新青年》發動了“新文化鬥爭”之後，反國故派方纔成爲整個的隊伍。

　　辛亥之後，大家都可以懂得革命是失敗了。但是，並不是個個人都覺得到繼續統治的是誰。魯迅說，這是些“現在的屠殺者”；“殺了‘現在’，也便殺了‘將來’——將來是子孫的時代”。而殺“現在”的自然是一些殭屍。那時候還是完全的殭屍統治呵。

　　這些殭屍，封建性的軍閥，官僚式的買辦，自然要竭力維持一切種種的國故：宗法社會的舊道德，忠孝節義和腐爛發臭的古文化。他們——好比“妻女極多的闊人，婢妾成行的富翁，亂離時候，照顧不到，一遇‘逆兵’（或是‘天兵’），就無法可想。只得救了自己，請別人都做烈女。變成烈女，‘逆兵’便不要了。他便待事定以後，慢慢回來，稱讚幾句。”（《墳·我的節烈觀》）這些將到“被征服的地位”的人，一定要提倡守節，一定要稱讚烈女。而且爲着保持自己的統治，自然更要提倡忠孝，因爲活人總要想前進，青年總想活動，只有死人可以拖住活的，老人可以管住小孩，這樣就天下太平了。

我想：暴君的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愚民（應當說是殭屍）的專制使人們變成死相。大家漸漸死下去，而自己反以爲衛道有效……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華蓋集·忽然想到之五》）

　　這固然是黎明期的新文化運動的一般精神，然而魯迅在這時代已經表現了他的特點。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大家都不免要想做青年的新的導師；而誠實的願意做一個“革命軍馬前卒”的，卻是魯迅。他自己“揹着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他沒有自己造一座寶塔，把自己高高供在裏面，他卻砌了一座“墳”，埋葬他的過去，熱烈的希望着這可詛咒的時代——這過渡的時代也快些過去。他這種爲着將來和大衆而犧牲的精神，貫穿着他的各個時期，一直到現在，在一切問題上都是如此。舉一個例說罷。白話運動初起的時候，錢玄同之流不久就開倒車，說《三國演義》那樣的文言白話夾雜的“言語”就是“合於實際的”模範，理想不可以過高。而另一方面也有人着重的說明文章的好壞不在於文言白話的分別，而都靠天才，或者要白話好還應該懂古文。這樣，每一個新文學家，都在運用“天才”創造新白話文的模範。魯迅說：“這實在使我打了一個寒噤。……但自己卻正苦於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而“許多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詩詞中摘些好看而難懂的字面，作爲變戲法的手巾，來裝潢自己的作品了。”（《墳·寫在“墳”後面》）“新文學興起以來，未忘積習而常用成語如我的和故意作怪而亂用誰也不懂的生語如創造社一流的文字，都使文藝和大衆隔離。”（《三閒集·“小小十年”小引》）我自己以爲只不過是“橋樑中的一木一石，並非什麼前途的目標，範本”，“應該和光陰偕逝，逐漸消亡”（《寫在“墳”後面》）。然而正因爲如此，他這“橋樑”總是真正通達到彼岸的橋樑，他的作品才成了中國新文學的第一座紀念碑。也正因爲如此，他的確成了“青年叛徒的領袖”。

　　“五四”前後，《新青年》的領導作用是誰也不能否認的。當時反對宗法禮教，反對國故，主張婦女和青年的解放，主張白話文學，——“理想”的浪潮又激動起來，革命的智[知]識青年開始尋找新的出路，新的前途。然而大家都應該記得，這時期之前不久，正是辛亥革命之後的反動，——橫梗在思想界前面的重要問題，是理想沒有用處，革命的亂鬧就是由於一味理想。當時的反動派，的確“提高了他的喉嚨含含糊糊說：‘狗有狗道理，鬼有鬼道理，中國與衆不同，也自有中國的道理。道理各各不同，而一味理想，殊堪痛恨。’”（《熱風·隨感錄》三十九）。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卻是新文化運動內部分化的開始。不用說，那些治國平天下的老革命黨其實是被反動派難倒了。他們趕緊悔過，說以前我們只會破壞，現在要考究建設了；至於理想過高，民衆理會不到，那麼，革命黨本來就不要民衆理會，民衆總是不知不覺的，叫他們“一味去行”，讓我們替他們建設以理想好了！這是老革命黨的投降。而新革命黨呢？“五四”之後不久，“新青年”之中的胡適之派，也就投降了；反動派說一味理想不行，胡適之也趕着大叫“少研究主義，多研究問題”。這種美國市儈式的實際主義，是要預防新興階級的偉大理想取得思想界的威權。而魯迅對於這個問題——革命主義和改良主義的分水嶺的問題，——是站在革命主義方面的。他揭穿那些反理想重經驗的人的假面具，指出他們的所謂“經驗”正是皇帝和奴才的經驗！

　　魯迅在“五四”前的思想，進化論和個性主義還是他的基本。他熱烈的希望着青年，他勇猛的襲擊着宗法社會的殭屍統治，要求個性的解放。可是，不久他就漸漸的瞭解到封建的等級制度和中國社會裏的層層壓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他的《春末閒談》，《燈下漫筆》，《墳·雜憶》，以及整部的《華蓋集》，尤其是一九二六的《華蓋集續編》，都包含着猛烈的攻擊階級統治的火焰。自然，這不是社會科學的論文，這只是直感的生活經驗。但是他的神聖的憎惡和諷刺的鋒芒，都集中在軍閥官僚和他們的叭兒狗。“五四”到“五卅”前後，中國思想界裏逐步的準備着第二次的“偉大的分裂”。這一次已經不是國故和新文化的分別，而是新文化內部的分裂：一方面是工農民衆的陣營，別方面是依附封建殘餘的資產階級。這新的反動思想，已經披了歐化，或所謂五四化的新衣服。這個分裂直到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方纔完成，而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的時候，卻已經準備着，只要看當時段祺瑞章士釗的走狗“現代評論”派，在一九二七年之後是怎樣的得其所哉，就可以知道這中間的奧妙。而魯迅當時的《語絲》，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和批評，正是針對着這些未來的“官場學者”的。現在的讀者往往以爲《華蓋集》正續編裏的雜感，不過是攻擊個人的文章，或者有些青年已經不大知道陳西瀅等類人物的履歷，所以不覺得很大的興趣。其實，不但陳西瀅就是章士釗（孤桐）等類的姓名，在魯迅的雜感裏，簡直可以當做普通名詞讀，就是認做社會上的某種典型。他們個人的履歷倒可以不必多加考究，重要的是他們這種“媚態的貓”，“比他主人更嚴厲的狗”，“吸人的血還要預先哼哼地發一通議論的蚊子”，“嗡嗡地鬧了半天，停下來舔一點油汗，還要拉上一點的蠅屎的蒼蠅”……到現在還活着，活着！揭穿這些卑劣、懦怯、無恥、虛僞而又殘酷的劊子手和奴才的假面具，是戰鬥中不可少的陣線。

　　的確，舊的衛道先生們漸漸的沒落了，於是需要在他們這些殭屍的血管裏，注射一些“歐化”的西洋國故和牛津劍橋哥倫比亞的學究主義，再加上一些洋場流氓的把戲，然後殭屍可以暫時“復活”，或者多留戀幾年“死屍的生命”。這些歐化紳士和洋場市儈，後來就和“革命軍人”結合了新的幫口，於是殭屍統治，變成了戲子統治。殭屍還要做戲，自然是再可怕也沒有了。

　　“中國的原始積累式的商業資本，在鄉村之中和封建統治的地主有一種特別形式的結合。中國的軍閥和一切殘酷無情搶劫民衆的文武官僚，都是中國這種特別形式的結合的上層建築。帝國主義和他們所有的一切財政上軍事上的力量，就在中國維持並且推動這些封建殘餘以及它們的全部軍閥官僚的上層建築，使它們歐化，又使它們守舊。”（約瑟夫）這就是中國殭屍歐化的原因。袁世凱以來的北洋軍閥要想穩定這種新的統治，但是，他們只會運用一些“六君子”之類“開國元勳”，“後來的武人可更蠢了，……除了殘虐百姓之外，還加上輕視學問，荒廢教育的惡名。”（《華蓋集續編·一點比喻》）問題是在於要統治奴隸就要有一定的奴隸規則（《墳·燈下漫筆》），而新的奴隸規則，要新的“山羊”來幫忙才定得出來。這樣的山羊，脖子上還掛着一個小鈴鐺……“這是說：雖死也應該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華蓋集續編·一點比喻》）段祺瑞章士釗時代——五卅時代的陳西瀅們，就企圖做成這樣的“山羊”。雖然這企圖延長了若干年，而他們現在是做“成功”了！新的朝代，有了新的“幫忙文人”，而且已經像生殖力最強的豬玀和臭蟲似的，生出了許許多多各種各式的徒子徒孫。當時——一九二五和一九二六年——他們的努力，例如剿殺“學匪”，或者請出西哲勖本霍爾來痛打女師大的“毛丫頭”之類，總算不是枉費的。

　　魯迅當時反對這些歐化紳士的戰鬥，雖然隱蔽在個別的甚至私人的問題之下，然而這種戰鬥的原則上的意義，越到後來就越發明顯了。統治者不能夠完全只靠大炮機關槍，一定需要某種“意識代表”。這些代表們的虛僞和戲法是無窮的。暴露這些“做戲的虛僞主義者”（《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也就必須有持久的韌性的鬥爭。

　　他們在“五卅”的時候，說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是“分裂與猜忌的現象”（徐志摩），說中國人的“打，打，宣戰，宣戰”，是“這樣的中國人，呸！”——這意思是中國人該被打而不作聲（陳西瀅）。他們在“三一八”之後，立刻就說“執政府前原是‘死地’……羣衆領袖應負起道義上的責任”。這些“墨寫的謊說”難道掩得住血寫的事實嗎？然而魯迅在這一次做了一個“錯誤”；“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但這回卻很有幾點出於我的意外。一是當局者竟會這樣地兇殘，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國的女性臨難竟能如是之從容。”（《華蓋集續編·記念劉和珍君》）他在當時已經說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然而他更不料一兩年後的黑暗會超越“三一八”屠殺的幾百千倍。魯迅如果有“錯誤”，那麼，我們不能夠不同意他自己的批評“我還欠刻毒”！地主官僚和資產階級社會的醜惡，實在遠超出於文學家最深刻的“構陷別人的罪狀”！而文飾這種醜惡的，正是那些山羊式的文人。

　　所以當五卅時期，一般人，甚至革命者的思想，都在“一致對外”的口號之下，多多少少忽略了國內的階級戰鬥的同時開展；這又是新的階段的更加嚴重的問題。而魯迅就提出這樣的質問：“然而中國有槍階級的焚掠平民，屠殺平民，卻向來不很有人抗議。”（《華蓋集·忽然想到之十一》）回答這個問題的，是“五卅”之後的巨大的羣衆革命浪潮。革命是在進到新的階段，“死者的遺給後來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許多東西的人相，露出那出於意料之外的陰毒的心，教給繼續戰鬥者以別種方法的戰鬥”（《華蓋集續編·空談》）。這就是要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就必須打倒這些陰毒“東西”——動物！就不再是請願，不只是“和平宣傳”，不是合法主義，而是……


　　此後的“血債”是越拖越多了。

淚揩了，血消了； 屠伯們逍遙復逍遙， 用鋼刀的，用軟刀的。 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

——《而已集·題辭》

　　殭屍的統治轉變成戲子的統治，這個轉變完成之後不善於做戲的殭屍雖然退了位，而會變戲法的殭屍就更加猖獗起來。活人和死人鬥爭，滅亡路上的階級的掙扎和新興階級領導的羣衆的反抗，經過一番暴風雨的劇變而進到了新的階段。魯迅說：“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那些吞吞吐吐沒有膽子直說的話，都載在《而已集》裏。”就是以後的《三閒集》（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二心集》（一九三○至一九三一），又何嘗不是哭笑不得的“而已”！可是，正是這期間魯迅的思想反映着一般被蹂躪被侮辱被欺騙的人們的彷徨和憤激，他從進化論最終的走到了階級論，從進取的爭求解放的個性主義進到了戰鬥的改造世界的集體主義。如果在以前，魯迅早就感覺到中國社會裏的科舉式的貴族階級和租佃官僚制度之下的農奴階級之間的對抗，那麼，現在他就更清楚的見到那種封建式的階級對抗之外，正在發展着資本和勞動的對抗。他“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爲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然而他“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他的“思路因此轟毀”（《三閒集·序言》）。是的，以前“父與子”的輩分鬥爭只是前一階段的階級鬥爭的外套，現在——封建宗法殘餘的統治攙雜了一些流氓資本的魔術，——不但更明顯的露出勞動和資本的階級戰鬥，而且反封建殘餘的鬥爭也不再是純粹的“父與子”鬥爭的形式。同時，新興階級的領導展開了真正推翻帝國主義和殭屍，推翻流氓資本和地主官僚的新結合的遠景。貧民小資產階級和革命的智[知]識階層，終於發現了他們反對剝削制度的朦朧的理想，只有同着新興的社會主義的先進階級前進，才能夠實現，才能夠在偉大的鬥爭的集體之中達到真正的“個性解放”。

　　這樣，當時革命“過程”在思想界的反映，就是五四式的智[知]識階層的最終的分化：一些所謂歐化青年完全暴露了自己是“喪家的”或者“不喪家的”、“資本家的走狗”，替新的反動去裝點一下摩登化的東洋國故和西洋國故。而另外一些革命的智[知]識青年卻更確定更明顯地走到勞動民衆方面來，圍繞着革命的營壘。最優秀的最真誠的不肯自己背叛自己的光明理想的分子，始終是要堅決的走上真正革命的道路的。

　　最早期的真正革命文學運動——五四式的新文學分化之後的革命文學運動，——不能夠不首先反對摩登化的遺老遺少，反對重新擺上的“吃人的筵宴”，以及這種筵宴旁邊的鼓樂隊。蹂躪革命“戰士的精神和血肉……賞玩，攀折這花，摘食這果實的人們”，這些流氓式的戲子，扶着幾乎斷送“死屍的生命”的殭屍，“穩定了”他們的新的統治。於是乎他們的鼓樂隊裏，就攙和了些“意大利的唐南遮，德國的霍普德曼（冤枉！），西班牙的伊本納茲，中國的吳某某”等等，而偏偏還要說這是革命文學！這其實是“在一方的指揮刀的掩護之下，斥罵他的敵手的”低能兒（《而已集·革命文學》），這其實是段政府之下的陳西瀅們的徒子徒孫。據說是段祺瑞等投降了“革命”，陳西瀅們“轉變了”方向，然而就社會的意義上來說，究竟是誰投降了誰，誰轉變了方向，是大成問題的。這時候的新鮮戲法，只在於：“‘命’自然還是要革的，然而又不宜太革……只剩一條‘革命文學’的獨木小橋，所以外來的許多刊物，便通不過，撲通！撲通！都掉下去了。”（《而已集·扣絲雜感》）

　　“獨木小橋”始終只是獨木小橋。那些“撲通，撲通”掉下去的卻學會了游水。真正的革命文藝思想正在這一時期開始深入的發展。在這新階段上，革命文藝思想經過內部的鬥爭而逐漸的形成新的陣營。這種不可避免的鬥爭提出了新的問題，這已經不是父與子的問題，也不僅是暴露指揮刀後的屠伯們的問題。這是關於革命隊伍的戰略的爭論。

　　新興階級的文藝思想，往往經過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作家的轉變，而開始形成起來，然後逐漸的動員勞動民衆和工人之中的新的力量。集中新的隊伍，克服過去的“因襲的重擔”，同時，擴大同路人的陣線。這不但在日本、美國、德國，甚至於在蘇聯，也經過波格唐諾夫式的幼稚病。關於這種幼稚病，德國的皮哈曾經說過：一些小集團居然自以爲獨得了“工人階級的文化代表的委任狀”——包辦代表事務。這大概是“歷史的誤會”。創造社的轉變，太陽社的出現，只在這方面講來，是有客觀上的革命意義的。

　　然而革命軍進行的時候，“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然而只要無礙於進行，則愈到後來，這隊伍也就愈成爲純粹，精銳的隊伍了”（《二心集·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無產階級和周圍的各種小資產階級之間本來就沒有一座萬里長城隔開着。何況小資產階級又有各種各樣不同的階層和集團呢。

　　小資產階級的智[知]識階層之中，有些是和中國的農村，中國的受盡了欺騙壓榨束縛愚弄的農民羣衆聯繫着。這些農民從幾千百年的痛苦經驗之中學會了痛恨老爺和田主，但是沒有學會，也不能夠學會怎樣去回答這些問題，怎樣去解除這種痛苦。“舊社會將近崩壞之際，是常常會有近似帶革命性的文學作品出現的，然而其實並非真的革命文學。例如：或者憎惡舊社會，而只是憎惡，更沒有對於將來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會，而問他要怎樣的社會，卻是不能實現的烏托邦。”（《三閒集·現今的新文學概觀》）然而，寬泛些說，這種文藝當然也是革命的文學。因爲它至少還能夠反映社會真相的一方面，暗示改革所應當注意的方向。而同時，這些早期的革命作家，反映着封建宗法社會崩潰的過程，時常不是立刻就能夠脫離個性主義——懷疑羣衆的傾向的。他們看得見羣衆——農民小私有者的羣衆的自私、盲目、迷信、自欺，甚至於馴服的奴隸性，可是，往往看不見這種羣衆的“革命可能性”，看不見他們的笨拙的守舊的口號背後隱藏着革命的價值。魯迅的一些雜感裏面，往往有這一類的缺點，引起他對於革命失敗的一時的失望和悲觀。

　　另一方面，“五四”到“五卅”之間中國城市裏迅速的積聚着各種“薄海民”（Bohemian）——小資產階級的流浪人的智[知]識青年。這種智[知]識階層和早期的士大夫階級的“逆子貳臣”，同樣是中國封建宗法社會崩潰的結果，同樣是帝國主義以及軍閥官僚的犧牲品，同樣是被中國畸形的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過程所“擠出軌道”的孤兒。但是，他們的都市化和摩登化更深刻了。他們和農村的聯繫更稀薄了，他們沒有前一輩的黎明期的清醒的現實主義，——也可以說是老實的農民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反而傳染了歐洲的世紀末的氣質。這種新起的智[知]識分子，因爲他們的“熱度”的關係，往往首先捲進革命的怒潮，但是，也會首先“落荒”或者“頹廢”，甚至“叛變”，——如果不堅決的克服自己的浪漫諦克主義。“這種典型最會輕蔑地點着鼻子說：‘我不是那種唱些有機的工作、實際主義和漸進主義的讚美歌的人。’這種典型的社會根源是小資者，他受着戰爭的恐怖，突然的破產，空前的饑荒和破壞的打擊而發瘋了，他歇斯替利地亂撞，尋找着出路和挽救，一方面信仰無產階級而贊助它，另方面又絕望地狂跳，在這兩方面之間動搖着。”（烏樑諾夫）這種人在文藝上自然是“才子”，自然不肯做“培養天才的泥土”，而很早“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寫出很高明的結論道，‘唉，幼稚得很。中國要天才！’”（《墳·未有天才之前》）革命的怒潮到了，他們一定是革命的。革命的暫時失敗了，他們之中也一定有些消極，有些叛變，有些狂跳，而表示一些“令人‘知道點革命的厲害’，只圖自己說得暢快了的態度，也還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於是要“包辦”工人階級文藝代表的“事務”。

　　《三閒集》以及其他雜感集之中所保留着的魯迅批評創造社的文章，反映着二七年以後中國的文藝界之中這兩種態度，兩種傾向的爭論。

　　自然，魯迅雜感的特點，在那時候特別顯露那種經過私人問題去照耀社會思想和社會現象的筆調。然而創造社等類的文學家，單說真有革命志願的（像葉靈鳳之流的投機分子，我們不屑去說到了），也大半扭纏着私人的態度，年紀，氣量以至於酒量的問題。至少這裏都表現着文人的小集團主義。

　　這時期的爭論和糾葛轉變到原則和理論的研究，真正革命文藝學說的介紹，那正是革命普洛[羅]文學的新的生命的產生。而還有人說：那是魯迅“投降”了。現在看來，這種小市民的虛榮心，這種“剝削別人的自尊心”的態度，實在天真得可笑。

　　這是已經過去的問題了，也應當是過去的了。

　　魯迅現在說：“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底[的]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以救[糾]正我——還因我而及於別人——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三閒集·序言》）“我時時說些自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地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於一身，在替大衆受罪似的：也正是中產的智[知]識階級分子的壞脾氣。”（《二心集·序言》）

　　魯迅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羣衆的真正的友人，以至於戰士，他是經歷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現在的四分之一世紀的戰鬥，從痛苦的經驗和深刻的觀察之中，帶着寶貴的革命傳統到新的陣營裏來的。他終於宣言：“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後來又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爲惟新興的無產者纔有將來。”（《二心集·序言》）關於最近期間，“九一八”以後的雜感，我們不用多說，他是站在戰鬥的前線，站在自己的哨位上。他在以前，就痛切的指出來：“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席，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兇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着，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墳·燈下漫筆》）而現在，這句話裏的“青年”兩個字上面已經加上了新的形容詞，甚至於完全換了幾個字，——他在日本帝國主義動手瓜分，英美國聯進行着共管，而中國的紳商統治階級耍着各種各樣的戲法零躉發賣中國的時候，——忍不住要指着那些“民族主義文學者”說：“他們將只盡些送喪的任務，永含着戀主的哀愁，須到……階級革命的風濤怒吼起來，刷洗山河的時候，這才能脫出這沉滯猥劣和腐爛的運命。”（《二心集·“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

　　然而魯迅雜感的價值絕不止此。他自己說：“因爲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爲分明，反戈一擊，易制強敵的死命。”（《墳·寫在<墳>後面》）從滿清末期士大夫，老新黨，陳西瀅們……一直到最近期的洋場無賴式的文學青年，都是他所親身領教過的。劊子手主義和殭屍主義的黑暗，小私有者的庸俗、自欺、自私、愚笨，流浪賴皮的冒充虛無主義，無恥、卑劣、虛僞的戲子們的把戲，不能夠逃過他的銳利的眼光，歷年的戰鬥和劇烈的轉變給他許多經驗和感覺，經過精練和融化之後，流露在他的筆端。這些革命傳統（revolutionary tradition）對於我們是非常之寶貴的，尤其是在集體主義的照耀之下。

　　第一，是最清醒的現實主義。“中國人向來因爲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於已經自己不覺得。”（《墳·論睜了眼看》）這種思想其實反映中國的最黑暗的壓迫和剝削制度，反映着當時的經濟政治關係。科舉式的封建等級制度，給每一個“田舍郎”以“暮登天子堂”的幻想；租佃式的農奴制度給每一個農民以“獨立經濟”的幻影和“爬上社會的上層”的迷夢。這都是幾百年來的“空前偉大的”煙幕彈。而另一方面在極端重壓的沒有出路的情形之下，散漫的被剝奪了取得智[知]識文化的可能的小百姓，只有一相[廂]情願的找些“巧妙”的方法去騙騙皇帝官僚甚至於鬼神。大家在欺人和自欺之中討生活。統治階級的這種“文化遺產”甚至於像沉重的死屍一樣，壓在革命隊伍的頭上，使他們不能夠迅速的擺脫。即使“到處聽不見歌吟花月的聲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鐵和血的讚頌。然而倘以欺瞞的心，用欺瞞的嘴，則無論說A和O，或Y和Z，一樣是虛假的”（同上）。魯迅是竭力暴露黑暗的，他的諷刺和幽默，是最熱烈最嚴正的對於人生的態度。那些笑他“三個冷靜”的人，固然只是些嗡嗡嗡的蒼蠅。就是嫌他冷嘲熱諷的“不莊嚴”的，也還是不瞭解他，同時，也不瞭解自己的“空城計”式的誇張並不是真正的戰鬥。可是，魯迅的現實主義決不是第二種人的超我的旁觀的所謂“科學”的態度。善於讀他的雜感的人，都要感覺到他的燃燒的猛烈的火焰在掃射着猥劣腐爛的黑暗世界。“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兇猛的闖將！”（同上）

　　第二，是“韌”的戰鬥。“對於舊社會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我們急於要造出大羣的新的戰士；但同時，在文學戰線上的人還要‘韌’”。（《二心集》）“野牛成爲家牛，野豬成爲豬，狼成爲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歡，於本身並無好處。……我以爲還不如帶些獸性，如果合於下列的算式倒是不能很有趣的：人+家畜性=某一種人。”（《而已集·略論中國人的臉》）而獸性就在於有“咬筋”，一口咬住就不放，拼命的刻苦的幹去，這纔是韌的戰鬥。牧人們看見小豬忽然發一陣野性，等忽兒可馴服了，他們是不憂愁的。所以這種獸性和韌的戰鬥決不是歇斯替利地可以幹得來的。一忽兒“絕望的狂跳”，一忽兒又“萎靡而頹傷”，一忽兒是囂張的狂熱，一忽兒又捶着胸脯懺悔，那有什麼用處，打仗就要像個打仗。這不是小孩子賭氣，要結實的立定自己的腳跟，躲在壕溝裏，沉着的作戰，一步步的前進，——這是魯迅所謂“壕塹戰”的戰術。這是非合法主義的戰術。如果敵人用“激將”的辦法說：“你敢走出來？”而你居然走了出去，那麼，這就像許褚的赤膊上前陣，中了箭是活該。而笨到會中敵人的這一類的奸計的人，總是不肯，也不會韌戰的。

　　第三，是反自由主義。魯迅的著名的“打落水狗”（《墳·論費厄波賴應該緩行》），真正是反自由主義，反妥協主義的宣言。舊勢力的虛僞的中庸，說些鬼話來羼雜在科學裏，調和一下，鬼混一下，這正是它的詭計。其實這鬥爭的世界，有些原則上的對抗事實上是決不會有調和的。所謂調和只是敵人的緩兵之計。狗可憐到落水，可是它爬出來仍舊是狗，仍舊要咬人一口，只要有可能的話。所以“要打就得打到底”——對於一切種種黑暗的舊勢力都應當這樣。但是死氣沉沉的市儈，——其實他們對於在自己手下討生活的人一點兒也不死氣沉沉，——表面上往往會對所謂弱者“表同情”，事實上他們有意的無意的總在維持着剝削制度。市儈，這是一種狹隘的淺薄的東西，他們的頭腦（如果可以說這是頭腦的話），被千百年來的現成習慣和思想圈住了，而在這個圈子裏自動機似的“思想”着。家庭、私塾、學校、中西“人道主義”的文學的影響，一切所謂“法律精神”和“中庸之道”的影響，把市儈的腦筋造成了一種簡單的機器，碰見什麼“新奇”的，“過激”的事情，立刻就會像留聲機似的“啊呀呀”的叫起來。這種“叭兒狗”“雖然是狗，又很像貓，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個無不偏激，唯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臉來”。魯迅這種暴露市儈的銳利的筆鋒，充分的表現着他的反中庸的，反自由主義的精神。

　　第四，是反對虛僞的精神。這是魯迅——文學家的魯迅，思想家的魯迅的最主要的精神。他的現實主義，他的打硬仗，他的反中庸的主張，都是用這種真實，這種反虛僞做基礎。他的神聖的憎惡就是針對着這個地主資產階級的虛僞社會，這個帝國主義的虛僞世界的。他的雜感簡直可以說全是反虛僞的戰書，譬如別人不大注意的《華蓋集續編》就有許多猛烈而銳利的攻擊虛僞的文字，久不再版的《墳》裏的好些長篇也是這樣。而中國的統治階級特別善於虛僞，他們有意的無意的要把虛僞籠罩羣衆的意識；他們的虛僞超越了全世界的紀錄了。“中國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們的對於神、宗教、傳統的權威，是‘信’和‘從’呢，還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們的善於變化，毫無持操，是什麼也不信從的，但總要擺出和內心兩樣的架子來。要尋虛無黨，在中國實在很不少；……”他們什麼都不信，但是他們“雖然這樣想，卻是那樣說，在後臺這麼做，到前臺可那麼做”……這叫做“做戲的虛無黨”（《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虛僞到這地步，其實頂老實了。西洋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或者民權主義者，或者改良妥協的所謂社會主義者，至少在最初黎明期的時候，自己也還在矇在鼓裏，一本正經的信仰着什麼，或者理論，或者宗教，或者道德——這種客觀上的欺騙作用比較的強些。——而中國的是明明知道什麼都是假的，不過偏這麼說說，做做，騙騙人，或者簡直武斷地亂吹一通，拿來做殺人的理論。自然，自從西洋發明了法西斯主義，他們那裏也開始中國化了。嗚呼，“先進的”中國呵。

　　自然，魯迅的雜感的意義，不是這些簡單的敘述所能夠完全包括得了的。我們不過爲着文藝戰線的新的任務，特別指出雜感的價值和魯迅在思想鬥爭史上的重要地位，我們應當向他學習，我們應當同着他前進。

一九三三，四，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