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书数道及所收表本澄清堂大王法帖，想法眼所鉴定是尤物。抗战期间亦曾收得一册，是有正书局所印，适于架上帖堆中检出，翻阅一过，觉与吾兄所藏表本未必同出一源。此本并不分卷，又吾兄所举“九日采菊”及“又顷水雨”两帖，此亦无有；惟卷首亦刻“澄清堂帖”，次行低一格刻“王右军帖”，俱作楷书，字体则学率更而失之板滞。下有收藏者八印，内一漫漶不可辨识，亦有邢子愿印，白文曰“邢侗之印”。第一帖为“且极寒”，最末为“昨得期书”，不知高斋所收亦如此不？内有数帖与“大观”重复，旧曾两两对勘，觉“澄清”略具规模，远不如“大观”之精彩。而“四月廿三日羲之顿首昨书”一帖，“澄清”帖之“书”竟刻成“”，竟不复成字。惟“三月廿四日羲之白末春”帖与“羲之顿首昨得书问所疾”二帖是章草，不佞于他帖未见过，每一阅览，觉其欹斜倾仄，妩媚横生，风华盖世，与汉代章草之专谨相较，信是即所谓古质而今妍者也。但恨其非真迹，上石原刻初榻而已，未识兄本中亦有之否？

　　蒙下问《书谱》中诸疑，不佞亦不能代剖，“”如非“耻”，更不可识，如果是“耻”，“止”旁又不可写作“”，“”是“乍”之草也。如释作“非”，则“”又不可写作“”也。私意释“耻”，但于义较长耳。“希风妙”之“”，不佞旧读为“和”，虽未必是，但较“叙”字为可通。至于“草不兼真，殆于专”之“”，旧亦只读作“谨”，因晋唐诸贤草书“谨”皆作“”故。“专”者，执而不化之意；“谨”者，拘而无放之意，谓“草不兼真，殆于专谨”，似不可通，实则前贤作草，法度至严，纵横往来，向背迎送，皆有一定尺寸，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故有“匆匆不及草书”之说。夫匆匆之间，不作草书，则草之“专谨”可知。至于真书，虽于纵横往来向背迎送之际，不能不有法度，然点画断而不联，运笔时可以随时斟酌情势，截长补短。将无作有，是以尽有从容之馀地，不似草书之兔起雀落，稍纵即逝，苟非胸有成竹，往往势同画虎。后贤作楷，局促如辕下驹，不是算子，亦等脱，实由唐代方格眼子为厉阶。晋贤楷书，随字体本来之方圆大小长短肥瘠而写之，此真合乎辩证法所谓客观存在不随人意志为转移。但如能掌握其规律而运用之，又可以左右逢源者矣。他不必论，即如黄庭经，每遇重字，便尔变体，自首至尾，更无一字（“一字”之“一”或当为“两”耳。此意兄自得之，不须缕）体式雷同，此又辩证法所谓于个别见一般、于一般见个别者也。每一浏览，反觉草书窘于绳墨。沦陷中困居北京，数曾临写，胜利以后，荒废至今，老病侵寻，深恨不复能修此胜业。

　　又来书谓拙草真得伯英“不真而点画狼藉”之妙，奖誉过当，甚感惶惭，然而私心亦窃自喜。伯乐相马，相赏于牝牡骊黄之外；伯牙听琴，能辨于高山流水之音，非我鱼兄不能于拙草下如是评语也。不佞比来虽不认真习书，然于书法时时有悟入处，即如作草，每于断处行以楷法，此虽细节，然初学粗心，往往见不及此，即不佞病初愈时，亦尚千里万里。然则吾兄所谓“点画狼藉”者，至当不易而又得吾心之所同然者矣。若夫伯英，岂敢，岂敢。

　　本答来问，纵笔至此，溢出题外，今赓前言，以竟此幅。“有乖入木之”，“”定是“術”，然以文义与文律求之，当是“微”，而非“術”，或是虔礼笔误焉？得起之于九泉而问之耶。“自通观”之“”，不佞旧只读作“阙”，盖“朔”草作“”，则“阙”字左下之“”作“..”自合法，至“欠”之为“..”，又不需说也。疲极　即奉

　　鱼兄过眼

顾随拜手　四月十二日上下午

　　晋唐诸贤于“氵”皆作“”，凡“”则言或“ㄔ”或“亻”之草也。惟“堇”之为“”，迄今尚不能晓其规律与其来源之所自，故平生草书，“谨”只作“”，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