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周汝昌一九五六年一月九日

  抒情诗之作,诗人所以抒写个人之喜怒哀乐,然决不能脱离叙事、写景,甚至说理。屈子《离骚》、杜老《北征》其显例也。此外,即不含有说理部分之抒情诗,亦无不有其说理之成分。所以者何?理者思想,而诗人不能无思想故。玉言自了,无烦举例。粤在古昔,悲怆、怨慕、愤激、慷慨之作,最足以引起读者之共鸣。所以者何?不合理底社会制度之下,大多数被压迫、被剥削之群众,无不有其悲怆、怨慕、愤激、慷慨故。洎乎现代,且不必说经济基础既已改易,上层建筑必然变更,即如人民当朝,治理天下,则所谓悲怆、怨慕者,举已乌有;即其愤激、慷慨,亦别有原因,别有对象,大异乎旧时。抒情诗人苟其不能深入群众,感群众之所感,言群众之所言,则固已自外于时代,自异乎人群,其所作将复成为何等作品乎哉!于此,更不须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原理以绳之也。词属于抒情诗,表现作风、创作途径,自当无以异乎上所云云。

  不佞一病,身心两方损失匪轻,惟于作词,小有进益,或可谓为塞翁失马。至于词之形式是否宜乎今之创作,又别一事矣。此上

  玉言吾兄史席

顾随拜手 一月九日上午


  刚公项疽已愈,自上周起已登台,适间到寒斋来,说元气仍未恢复,然病已去身,可无忧耳。言兄比何如?过年后未得手书,颇念也。


  明日起上课两周,每周六小时,补缺课,赶进度,暂时间恐不得作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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