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六十多篇雜文，是受了壓迫之後，從去年六月起，另用各種的筆名，障住了編輯先生和檢查老爺的眼睛，陸續在《自由談》上發表的。不久就又蒙一些很有“靈感”的“文學家”吹噓，有無法隱瞞之勢，雖然他們的根據嗅覺的判斷，有時也並不和事實相符。但不善於改悔的人，究竟也躲閃不到那裏去，於是不及半年，就得着更厲害的壓迫了，敷衍到十一月初，只好停筆，證明了我的筆墨，實在敵不過那些帶着假面，從指揮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

　　不做文章，就整理舊稿，在年底裏，粘成了一本書，將那時被人刪削或不能發表的，也都添進去了，看起分量來，倒比這以前的《僞自由書》要多一點。今年三月間，纔想付印，做了一篇序，慢慢的排，校，不覺又過了半年，回想離停筆的時候，已是一年有餘了，時光真是飛快，但我所怕的，倒是我的雜文還好像說着現在或甚而至於明年。

　　記得《僞自由書》出版的時候，《社會新聞》〔１〕曾經有過一篇批評，說我的所以印行那一本書的本意，完全是爲了一條尾巴——《後記》。這其實是誤解的。我的雜文，所寫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來，已幾乎是或一形象的全體，不加什麼原也過得去的了。但畫上一條尾巴，卻見得更加完全。所以我的要寫後記，除了我是弄筆的人，總要動筆之外，只在要這一本書裏所畫的形象，更成爲完全的一個具象，卻不是“完全爲了一條尾巴”。

　　內容也還和先前一樣，批評些社會的現象，尤其是文壇的情形。因爲筆名改得勤，開初倒還平安無事。然而“江山好改，秉性難移”，我知道自己終於不能安分守己。《序的解放》碰着了曾今可，《豪語的折扣》又觸犯了張資平，此外在不知不覺之中得罪了一些別的什麼偉人，我還自己不知道。但是，待到做了《各種捐班》和《登龍術拾遺》以後，這案件可就鬧大了。

　　去年八月間，詩人邵洵美先生所經營的書店裏，出了一種《十日談》〔２〕，這位詩人在第二期（二十日出）上，飄飄然的論起“文人無行”來了，先分文人爲五類，然後作結道——除了上述五類外，當然還有許多其他的典型；但其所以爲文人之故，總是因爲沒有飯吃，或是有了飯吃不飽。因爲做文人不比做官或是做生意，究竟用不到多少本錢。一枝筆，一些墨，幾張稿紙，便是你所要預備的一切。嘸本錢生意，人人想做，所以文人便多了。此乃是沒有職業才做文人的事實。

　　我們的文壇便是由這種文人組織成的。

　　因爲他們是沒有職業才做文人，因此他們的目的仍在職業而不在文人。他們藉着文藝宴會的名義極力地拉攏大人物；借文藝雜誌或是副刊的地盤，極力地爲自己做廣告：但求聞達，不顧羞恥。

　　誰知既爲文人矣，便將被目爲文人；既被目爲文人矣，便再沒有職業可得，這般東西便永遠在文壇裏胡鬧。

　　文人的確窮的多，自從迫壓言論和創作以來，有些作者也的確更沒有飯吃了。而邵洵美先生是所謂“詩人”，又是有名的鉅富“盛宮保”〔３〕的孫婿，將污穢潑在“這般東西”的頭上，原也十分平常的。但我以爲作文人究竟和“大出喪”有些不同，即使僱得一大羣幫閒，開鑼喝道，過後仍是一條空街，還不及“大出喪”的雖在數十年後，有時還有幾個市儈傳頌。窮極，文是不能工的，可是金銀又並非文章的根苗，它最好還是買長江沿岸的田地。然而富家兒總不免常常誤解，以爲錢可使鬼，就也可以通文。使鬼，大概是確的，也許還可以通神，但通文卻不成，詩人邵洵美先生本身的詩便是證據。我那兩篇中的有一段，便是說明官可捐，文人不可捐，有裙帶官兒，卻沒有裙帶文人的。

　　然而，幫手立刻出現了，還出在堂堂的《中央日報》〔４〕（九月四日及六日）上——女婿問題如是

　　最近的《自由談》上，有兩篇文章都是談到女婿的，一篇是孫用的《滿意和寫不出》，一篇是葦索的《登龍術拾遺》。後一篇九月一日刊出，前一篇則不在手頭，刊出日期大約在八月下旬。

　　葦索先生說：“文壇雖然不致於要招女婿，但女婿卻是會要上文壇的。”後一句“女婿卻是會要上文壇的”，立論十分牢靠，無瑕可擊。我們的祖父是人家的女婿，我們的父親也是人家的女婿，我們自己，也仍然不免是人家的女婿。比如今日在文壇上“北面”而坐的魯迅茅盾之流，都是人家的女婿，所以“女婿會要上文壇的”是不成問題的，至於前一句“文壇雖然不致於要招女婿”，這句話就簡直站不住了。我覺得文壇無時無刻不在招女婿，許多中國作家現在都變成了俄國的女婿了。

　　又說：“有富岳家，有闊太太，用賠嫁錢，作文學資本，……”能用妻子的賠嫁錢來作文學資本，我覺得這種人應該佩服，因爲用妻子的錢來作文學資本，總比用妻子的錢來作其他一切不正當的事情好一些。況且凡事必須有資本，文學也不能例外，如沒有錢，便無從付印刷費，則雜誌及集子都出不成，所以要辦書店，出雜誌，都得是大家拿一些私蓄出來，妻子的錢自然也是私蓄之一。況且做一個富家的女婿並非罪惡，正如做一個報館老闆的親戚之並非罪惡爲一樣，如其一個報館老闆的親戚，回國後遊蕩無事，可以依靠親戚的牌頭，奪一個副刊來編編，則一個富家的女婿，因爲興趣所近，用些妻子的賠嫁錢來作文學資本，當然也無不可。

　　“女婿”的蔓延聖閒狐狸吃不到葡萄，說葡萄是酸的，自己娶不到富妻子，於是對於一切有富岳家的人發生了妒忌，妒忌的結果是攻擊。

　　假如做了人家的女婿，是不是還可以做文人的呢？答案自然是屬於正面的，正如前天如是先生在本園上他的一篇《女婿問題》裏說過，今日在文壇上最有聲色的魯迅茅盾之流，一方面身爲文人，一方面仍然不免是人家的女婿，不過既然做文人同時也可以做人家的女婿，則此女婿是應該屬於窮岳家的呢，還是屬於富岳家的呢？關於此層，似乎那些老牌作家，尚未出而主張，不知究竟應該“富傾”還是“窮傾”纔對，可是《自由談》之流的撰稿人，既經對於富岳家的女婿取攻擊態度，則我們感到，好像至少做富岳家的女婿的似乎不該再跨上這個文壇了，“富岳家的女婿”和“文人”彷彿是衝突的，二者只可任擇其一。

　　目下中國文壇似乎有這樣一個現象，不必檢查一個文人他本身在文壇上的努力的成績，而唯斤斤於追究那個文人的家庭瑣事，如是否有富妻子或窮妻子之類。要是你今天開了一家書店，則這家書店的本錢，是否出乎你妻子的賠嫁錢，也頗勞一些尖眼文人，來調查打聽，以此或作攻擊譏諷。

　　我想將來中國的文壇，一定還會進步到有下種情形：穿陳嘉庚橡皮鞋者，方得上文壇，如穿皮鞋，便屬貴族階級，而入於被攻擊之列了。

　　現在外國回來的留學生失業的多得很。回國以後編一個副刊也並非一件羞恥事情，編那個副刊，是否因親戚關係，更不成問題，親戚的作用，本來就在這種地方。

　　自命以掃除文壇爲己任的人，如其人家偶而提到一兩句自己的不願意聽的話，便要成羣結隊的來反攻，大可不必。如其常常罵人家爲狂吠的，則自己切不可也落入於狂吠之列。

　　這兩位作者都是富家女婿崇拜家，但如是先生是凡庸的，背出了他的祖父，父親，魯迅，茅盾之後，結果不過說着“魯迅拿盧布”那樣的濫調；打諢的高手要推聖閒先生，他竟拉到我萬想不到的詩人太太的味道上去了。戲劇上的二醜幫忙，倒使花花公子格外出醜，用的便是這樣的說法，我後來也引在《“滑稽”例解》中。

　　但郡府上也有惡辣的謀士的。今年二月，我給日本的《改造》〔５〕雜誌做了三篇短論，是譏評中國，日本，滿洲的。邵家將卻以爲“這回是得之矣”了。就在也是這甜葡萄棚裏產生出來的《人言》〔６〕（三月三日出）上，扮出一個譯者和編者來，譯者算是隻譯了其中的一篇《談監獄》，投給了《人言》，並且前有“附白”，後有“識”——

　　談監獄魯迅

　　（頃閱日文雜誌《改造》三月號，見載有我們文壇老將魯迅翁之雜文三篇，比較翁以中國文發表之短文，更見精彩，因迻譯之，以寄《人言》。惜譯者未知迅翁寓所，問內山書店主人丸造氏，亦言未詳，不能先將譯稿就正於氏爲憾。但請仍用翁的署名發表，以示尊重原作之意。——譯者井上附白。）

　　人的確是由事實的啓發而獲得新的覺醒，並且事情也是因此而變革的。從宋代到清朝末年，很久長的時間中，專以代聖賢立言的“制藝”文章，選拔及登用人才。

　　到同法國打了敗仗，才知這方法的錯誤，於是派遣留學生到西洋，設立武器製造局，作爲改正的手段。同日本又打了敗仗之後，知道這還不彀，這一回是大大地設立新式的學校。於是學生們每年大鬧風潮。清朝覆亡，國民黨把握了政權之後，又明白了錯誤，而作爲改正手段，是大造監獄。

　　國粹式的監獄，我們從古以來，各處早就有的，清朝末年也稍造了些西洋式的，就是所謂文明監獄。那是特地造來給旅行到中國來的外人看的，該與爲同外人講交際而派出去學習文明人的禮節的留學生屬於同一種類。囚人卻託庇了得着較好的待遇，也得洗澡，有得一定分量的食品吃，所以是很幸福的地方。而且在二三星期之前，政府因爲要行仁政，便發佈了囚人口糧不得刻扣的命令。此後當是益加幸福了。

　　至於舊式的監獄，像是取法於佛教的地獄，所以不但禁錮人犯，而且有要給他吃苦的責任。有時還有榨取人犯親屬的金錢使他們成爲赤貧的職責。而且誰都以爲這是當然的。倘使有不以爲然的人，那即是幫助人犯，非受犯罪的嫌疑不可。但是文明程度很進步了，去年有官吏提倡，說人犯每年放歸家中一次，給予解決性慾的機會，是很人道主義的說法。老實說：他不是他對於人犯的性慾特別同情，因爲決不會實行的望頭，所以特別高聲說話，以見自己的是官吏。但輿論甚爲沸騰起來。某批評家說，這樣之後，大家見監獄將無畏懼，樂而赴之，大爲爲世道人心憤慨。受了聖賢之教，如此悠久，尚不像那個官吏那麼狡猾，是很使人心安，但對於人犯不可不虐待的信念，卻由此可見。

　　從另一方面想來，監獄也確有些像以安全第一爲標語的人的理想鄉。火災少，盜賊不進來，土匪也決不來掠奪。即使有了戰事，也沒有以監獄爲目標而來爆擊的傻瓜，起了革命，只有釋放人犯的例，沒有屠殺的事。這回福建獨立的時候，說釋人犯出外之後，那些意見不同的卻有了行蹤不明的謠傳，但這種例子是前所未見的。總之，不像是很壞的地方。只要能容許帶家眷，那麼即使現在不是水災，饑荒，戰爭，恐怖的時代，請求去轉居的人，也決不會沒有。所以虐待是必要了吧。

　　牛蘭夫妻以宣傳赤化之故，收容於南京的監獄，行了三四次的絕食，什麼效力也沒有。這是因爲他不瞭解中國的監獄精神之故。某官吏說他自己不要吃，同別人有什麼關係，很訝奇這事。不但不關係於仁政，且節省伙食，反是監獄方面有利。甘地的把戲，倘使不選擇地方，就歸於失敗。

　　但是，這樣近於完美的監獄，還留着一個缺點，以前對於思想上的事情，太不留意了。爲補這個缺點，近來新發明有一種“反省院”的特種監獄，而施行教育。我不曾到其中去反省過，所以不詳細其中的事情，總之對於人犯時時講授三民主義，使反省他們自己的錯誤。而且還要做出排擊共產主義的論文。倘使不願寫或寫不出則當然非終生反省下去不行，但做得不好，也得反省到死。在目下，進去的有，出來的也有，反省院還有新造的，總是進去的人多些。試驗完畢而出來的良民也偶有會到的，可是大抵總是萎縮枯槁的樣子，恐怕是在反省和畢業論文上面把心力用盡了。那是屬於前途無望的。

　　（此外尚有《王道》及《火》二篇，如編者先生認爲可用，當再譯寄。——譯者識。）

　　姓雖然冒充了日本人，譯文卻實在不高明，學力不過如邵家幫閒專家章克標先生的程度，但文字也原是無須譯得認真的，因爲要緊的是後面的算是編者的回答——編者注：魯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譯自日文，當可逃避軍事裁判。但我們刊登此稿目的，與其說爲了文章本身精美或其議論透徹；不如說舉一個被本國迫逐而託庇於外人威權之下的論調的例子。魯迅先生本來文章極好，強辭奪理亦能說得頭頭是道，但統觀此文，則意氣多於議論，捏造多於實證，若非譯筆錯誤，則此種態度實爲我所不取也。登此一篇，以見文化統制治下之呼聲一般。《王道》與《火》兩篇，不擬再登，轉言譯者，可勿寄來。

　　這編者的“託庇於外人威權之下”的話，是和譯者的“問內山書店主人丸造氏〔７〕”相應的；而且提出“軍事裁判”來，也是作者極高的手筆，其中含着甚深的殺機。我見這富家兒的鷹犬，更深知明季的向權門賣身投靠之輩是怎樣的陰險了。他們的主公邵詩人，在讚揚美國白詩人的文章中，貶落了黑詩人〔８〕，“相信這種詩是走不出美國的，至少走不出英國語的圈子。”（《現代》五卷六期）我在中國的富貴人及其鷹犬的眼中，雖然也不下於黑奴，但我的聲音卻走出去了。這是最可痛恨的。但其實，黑人的詩也走出“英國語的圈子”去了。

　　美國富翁和他的女婿及其鷹犬也是奈何它不得的。

　　但這種鷹犬的這面目，也不過以向“魯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的我而已，只要立刻能給一個嘴巴，他們就比吧兒狗還馴服。現在就引一個也曾在《“滑稽”例解》中提過，登在去年九月二十一日《申報》上的廣告在這裏罷——十日談向晶報聲明誤會表示歉意敬啓者十日談第二期短評有朱霽青亦將公佈捐款一會本刊措詞不善致使晶報對郡洵美君提起刑事自訴按雙方均爲社會有聲譽之刊物自無互相攻訐之理茲經章士釗江容平衡諸君詮釋已得晶報完全諒解除由晶報自行撤回訴訟外特此登報聲明表示歉意“雙方均爲社會有聲譽之刊物，自無互相攻訐之理”，此“理”極奇，大約是應該攻訐“最近是在查禁之列”的刊物的罷。金子做了骨髓，也還是站不直，在這裏看見鐵證了。

　　給“女婿問題”紙張費得太多了，�P~P~�ip���hP~ P~@ P~�，已經收在本文裏，不再多談；別人的議論，也爲了節省紙張，都不剪帖了。其時《十日談》也大顯手段，連漫畫家都出了馬，爲了一幅陳靜生先生的《魯迅翁之笛》〔９〕，還在《濤聲》上和曹聚仁先生惹起過一點辯論的小風波。但是辯論還沒有完，《濤聲》已被禁止了，福人總永遠有福星照命……

　　然而時光是不留情面的，所謂“第三種人”，尤其是施蟄存和杜衡〔１０〕即蘇汶，到今年就各自露出他本來的嘴臉來了。這回要提到末一篇，流弊是出在用新典。

　　聽說，現在是連用古典有時也要被檢查官禁止了，例如提起秦始皇，但去年還不妨，不過用新典總要鬧些小亂子。我那最末的《青年與老子》，就因爲碰着了楊邨人先生（雖然刊出的時候，那名字已給編輯先生刪掉了），後來在《申報》本埠增刊的《談言》（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引得一篇妙文的。不過頗難解，好像是在說我以孝子自居，卻攻擊他做孝子，既“投井”，又“下石”了。因爲這是一篇我們的“改悔的革命家”的標本作品，棄之可惜，謹錄全文，一面以見楊先生倒是現代“語錄體”〔１１〕作家的先驅，也算是我的《後記》裏的一點餘興罷——

　　聰明之道邨人

　　疇昔之夜，拜訪世故老人於其廬：廬爲三層之樓，面街而立，雖電車玲玲軋軋，汽車嗚嗚啞啞，市囂擾人而不覺，儼然有如隱士，居處晏如，悟道深也。老人曰，“汝來何事？”對曰，“敢問聰明之道。”談話有主題，遂成問答。

　　“難矣哉，聰明之道也！孔門賢人如顏回，舉一隅以三隅反，孔子稱其聰明過人，於今之世能舉一隅以三隅反者尚非聰明之人，汝問聰明之道，其有意難餘老瞶者耶？”

　　“不是不是，你老人家誤會了我的問意了！我並非要請教關於思辨之術。我是生性拙直愚笨，處世無方，常常碰壁，敢問關於處世的聰明之道。”

　　“噫嘻，汝誠拙直愚笨也，又問處世之道！夫今之世，智者見智，仁者見仁，階級不同，思想各異，父子兄弟夫婦姊妹因思想之各異，一家之內各有主張各有成見，雖屬骨肉至親，乖離衝突，背道而馳；古之所謂英雄豪傑，各事其君而爲仇敵，今之所謂志士革命家，各爲階級反目無情，甚至只因立場之不同，骨肉至親格殺無赦，投機取巧或能勝利於一時，終難立足於世界，聰明之道實則已窮，且唯既愚且魯之徒方能享福無邊也矣。……”

　　“老先生雖然說的頭頭是道，理由充足，可是，真的聰明之道就沒有了嗎？”

　　“然則僅有投機取巧之道也矣。試爲汝言之：夫投機取巧之道要在乎滑頭，而滑頭已成爲專門之學問，西歐學理分門別類有所謂科學哲學者，滑頭之學問實可稱爲滑頭學。滑頭學如依大學教授之編講義，大可分成若干章，每章分成若干節，每節分成若干項，引古據今，中西合璧，其理論之深奧有甚於哲學，其引證之廣大舉凡中外歷史，物理化學，藝術文學，經商貿易之直，誘惑欺騙之術，概屬必列，包羅萬象，自大學預科以至大學四年級此一講義僅能講其千分之一，大學畢業各科及格，此滑頭學則無論何種聰明絕頂之學生皆不能及格，且大學教授本人恐亦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其難學也可想而知之矣。餘處世數十年，頭頂已禿，鬚髮已白，閱歷不爲不廣，教訓不爲不多，然而餘着手編輯滑頭學講義，僅能編其第一章之第一節，第一節之第一項也。此第一章之第一節，第一節之第一項其綱目爲‘順水行舟’，即人云亦云，亦即人之喜者喜之，人之惡者惡之是也，舉一例言之，如人之惡者爲孝子，所謂封建宗法社會之禮教遺孽之一，則汝雖曾經爲父侍湯服藥問醫求卜出諸天性以事親人，然論世之出諸天性以事親人者則引‘孝子’之名以責難之，惟求青年之鼓掌稱快，勿管本心見解及自己行動之如何也。被責難者處於時勢潮流之下，百辭莫辯，辯則反動更爲證實，從此青年鳴鼓而攻，體無完膚，汝之勝利不但已操左券，且爲青年奉爲至聖大賢，小品之集有此一篇，風行海內洛陽紙貴，於是名利雙收，富貴無邊矣。其第一章之第一節，第一節之第二項爲‘投井下石’，餘本亦知一二，然偶一憶及投井下石之人，殊覺頭痛，實無心編之也。然而滑頭學雖屬聰明之道，實乃左道旁門，汝實不足學也。”

　　“老先生所言想亦很有道理，現在社會上將這種學問作敲門磚混飯吃的人實在不少，他們也實在到處逢源，名利雙收，可是我是一個拙直愚笨的人，恐怕就要學也學不了吧？”

　　“嗚呼汝求聰明之道，而不學之，雖屬可取，然碰壁也宜矣！”

　　是夕問道於世故老人，歸來依然故我，嗚呼噫嘻！

　　但我們也不要一味賞鑑“嗚呼噫嘻”，因爲這之前，有些地方演了“全武行”。

　　也還是剪報好，我在這裏剪一點記的最爲簡單的——藝華影片公司被“影界鏟共同志會”搗毀昨晨九時許，藝華公司在滬西康腦脫路金司徒廟附近新建之攝影場內，忽來行動突兀之青年三人，向該公司門房僞稱訪客，一人正在持筆簽名之際，另一人遂大呼一聲，則預伏於外之暴徒七八人，一律身穿藍布短衫褲，蜂擁奪門衝入，分投各辦事室，肆行搗毀寫字檯玻璃窗以及椅凳各器具，然後又至室外，打毀自備汽車兩輛，曬片機一具，攝影機一具，並散發白紙印刷之小傳單，上書“民衆起來一致剿滅共產黨”，“打倒出賣民衆的共產黨”，“撲滅殺人放火的共產黨”等等字樣，同時又散發一種油印宣言，最後署名爲“中國電影界鏟共同志會”。約逾七分鐘時，由一人狂吹警笛一聲，衆暴徒即集合列隊而去，迨該管六區聞警派警士偵緝員等趕至，均已遠揚無蹤。該會且宣稱昨晨之行動，目的僅在予該公司一警告，如該公司及其他公司不改變方針，今後當準備更激烈手段應付，聯華，明星，天一等公司，本會亦已有嚴密之調查矣云云。

　　據各報所載該宣言之內容稱，藝華公司系共黨宣傳機關，普羅文化同盟爲造成電影界之赤化，以該公司爲大本營，如出品《民族生存》等片，其內容爲描寫階級鬥爭者，但以向南京檢委會行賄，故得通過發行。又稱該會現向教育部，內政部，中央黨部及本市政府發出呈文，要求當局命令該公司，立即銷燬業已攝成各片，自行改組公司，清除所有赤色份子，並對受賄之電影檢委會之責任人員，予以懲處等語。

　　事後，公司堅稱，實系被劫，並稱已向曹家渡六區公安局報告。記者得訊，前往調查時，亦僅見該公司內部佈置被毀無餘，桌椅東倒西歪，零亂不堪，內幕究竟如何，想不日定能水落石出也。

　　十一月十三日，《大美晚報》。

　　影界鏟共會

　　警戒電影院

　　拒演田漢等之影片自從藝華公司被擊以後，上海電影界突然有了一番新的波動，從製片商已經牽涉到電影院，昨日本埠大小電影院同時接到署名上海影界鏟共同志會之警告函件，請各院拒映田漢等編制導演主演之劇本，其原文雲：敝會激於愛護民族國家心切，並不忍電影界爲共產黨所利用，因有警告赤色電影大本營——藝華影片公司之行動，查貴院平日對於電影業，素所熱心，爲特嚴重警告，祈對於田漢（陳瑜），沈端先（即蔡叔聲，丁謙之），卜萬蒼，胡萍，金焰等所導演，所編制，所主演之各項鼓吹階級鬥爭貧富對立的反動電影，一律不予放映，否則必以暴力手段對付，如藝華公司一樣，決不寬假，此告。上海影界鏟共同志會。十一，十三。

　　十一月十六日，《大美晚報》。

　　但“鏟共”又並不限於“影界”，出版界也同時遭到覆面英雄們的襲擊了。又剪報——今晨良友圖書公司突來一怪客手持鐵錘擊碎玻璃窗揚長而去捕房偵查中b……光華書局請求保弧』ξ骺的醞*路藝華影片公司，昨晨九時許，忽被狀似工人等數十名，闖入攝影場中，並大發各種傳單，署名“中國電影界鏟共同志會”等字樣，事後揚長而去。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今日上午十一時許，北四川路八百五十一號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忽有一男子手持鐵錘，至該公司門口，將鐵錘擊入該店門市大玻璃窗內，擊成一洞。該男子見目的已達，立即逃避。該管虹口捕房據報後，立即派員前往調查一過，查得良友公司經售各種思想左傾之書籍，與搗毀藝華公司一案，不無關聯。今日上午四馬路光華書局據報後，驚駭異常，即自投該管中央捕房，請求設法保護，而免意外，惟至記者截稿時尚未聞發生意外之事雲。

　　十一月十三日，《大晚報》。

　　搗毀中國論壇印刷所已被搗毀編輯間未受損失承印美人伊羅生編輯之《中國論壇報》勒佛爾印刷所，在虹口天潼路，昨晚有暴徒潛入，將印刷間搗毀，其編輯間則未受損失。

　　十一月十五日，《大美晚報》。

　　襲擊神州國光社昨夕七時四人衝入總髮行所鐵錘揮擊打碎櫥窗損失不大河南路五馬路口神州國光社總髮行所，於昨晚七時，正欲打烊時，突有一身衣長袍之顧客入內，狀欲購買書籍。不料在該客甫入門後，背後即有三人尾隨而進。該長袍客回頭見三人進來，遂即上前將該書局之左面走廊旁牆壁上所掛之電話機摘斷。而同時三短衣者即實行搗毀，用鐵錘亂揮，而長衣者亦加入動手，致將該店之左櫥窗打碎，四人即揚長而逸。而該店時有三四夥友及學徒，亦驚不能作聲。然長衣者方出門至相距不數十步之泗涇路口，爲站崗巡捕所拘，蓋此長衣客因打櫥窗時玻璃倒下，傷及自己面部，流血不止，渠因痛而不能快行也。

　　該長衣者當即被拘入四馬路中央巡捕房後，竭力否認參加搗毀，故巡捕已將此人釋放矣。

　　十二月一日，《大美晚報》。

　　美國人辦的報館搗毀得最客氣，武官們開的書店〔１２〕搗毀得最遲。“揚長而逸”，寫得最有趣。

　　搗毀電影公司，是一面撒些宣言的，有幾種報上登過全文；對於書店和報館卻好像並無議論，因爲不見有什麼記載。然而也有，是一種鋼筆版藍色印的警告，店名或館名空着，各各填以墨筆，筆跡並不像讀書人，下面是一長條紫色的木印。

　　我幸而藏着原本，現在訂定標點，照樣的抄錄在這裏——敝會激於愛護民族國家心切，並不忍文化界與思想界爲共黨所利用，因有警告赤色電影大本營——藝華公司之行動。現爲貫徹此項任務計，擬對於文化界來一清算，除對於良友圖書公司給予一初步的警告外，於所有各書局各刊物均已有精密之調查。素知

　　貴……對於文化事業，熱心異人，爲特嚴重警告，對於赤色作家所作文字，如魯迅，茅盾，蓬子，沈端先，錢杏邨及其他赤色作家之作品，反動文字，以及反動劇評，蘇聯情況之介紹等，一律不得刊行，登載，發行。如有不遵，我們必以較對付藝華及良友公司更激烈更徹底的手段對付你們，決不寬假！此告

　　…………

　　上海影界鏟共同志會十一，十三。

　　一個“志士”，縱使“對於文化事業，熱心異人”，但若會在不知何時，飛來一個錘子，打破值銀數百兩的大玻璃；“如有不遵”，更會在不知何時，飛來一頂紅帽子，送掉他比大玻璃更值錢的腦袋，那他當然是也許要灰心的。然則書店和報館之有些爲難，也就可想而知了。我既是被“揚長而去”的英雄們指定爲“赤色作家”，還是莫害他人，放下筆，靜靜的看一會把戲罷，所以這一本里面的雜文，以十一月七日止，因爲從七日到恭逢警告的那時候——十一月十三日，我也並沒有寫些什麼的。

　　但是，經驗使我知道，我在受着武力征伐的時候，是同時一定要得到文力征伐的。文人原多“煙士披離純”，何況現在嗅覺又特別發達了，他們深知道要怎樣“創作”才合式。這就到了我不批評社會，也不論人，而人論我的時期了，而我的工作是收材料。材料盡有，妙的卻不多。紙墨更該愛惜，這裏僅選了六篇。官辦的《中央日報》討伐得最早，真是得風氣之先，不愧爲“中央”；《時事新報》正當“全武行”全盛之際，最合時宜，卻不免非常昏憒；《大晚報》和《大美晚報》〔１３〕起來得最晚，這是因爲“商辦”的緣故，聰明，所以小心，小心就不免遲鈍，他剛纔決計合夥來討伐，卻不料幾天之後就要過年，明年是先行檢查書報，以惠商民，另結新樣的網，又是一個局面了。

　　現在算是還沒有過年，先來《中央日報》的兩篇罷——雜感洲

　　近來有許多雜誌上都在提倡小文章。《申報月刊》《東方雜誌》以及《現代》上，都有雜感隨筆這一欄。好像一九三三真要變成一個小文章年頭了。目下中國雜感家之多，遠勝於昔，大概此亦魯迅先生一人之功也。中國雜感家老牌，自然要推魯迅。他的師爺筆法，冷辣辣的，有他人所不及的地方。《熱風》，《華蓋集》，《華蓋續集》，去年則還出了什麼三心《二心》之類。照他最近一年來“幹”的成績而言大概五心六心也是不免的。魯迅先生久無創作出版了，除了譯一些俄國黑麪包之外，其餘便是寫雜感文章了。雜感文章，短短千言，自然可以一揮而就。則於抽捲菸之際，略轉腦子，結果就是十元千字。大概寫雜感文章，有一個不二法門。不是熱罵，便是冷嘲。如能熱罵後再帶一句冷嘲或冷嘲裏夾兩句熱罵，則更佳矣。

　　不過普通一些雜感，自然是冷嘲的多。如對於某事物有所不滿，自然就不滿（迅案：此字似有誤）有冷嘲的文章出來。魯迅先生對於這樣也看不上眼，對於那樣也看不上眼，所以對於這樣又有感想，對於那樣又有感想了。

　　我們村上有個老女人，醜而多怪。一天到晚專門愛說人家的短處，到了東村頭搖了一下頭，跑到了西村頭嘆了一口氣。好像一切總不合她的胃。但是，你真的問她倒底要怎樣呢，她又說不出。我覺得她倒有些像魯迅先生，一天到晚只是諷刺，只是冷嘲，只是不負責任的發一點雜感。當真你要問他究竟的主張，他又從來不給我們一個鮮明的回答。

　　十月三十一日，《中央日報》的《中央公園》。

　　文壇與擂臺鳴春

　　上海的文壇變成了擂臺。魯迅先生是這擂臺上的霸王。魯迅先生好像在自己的房間裏帶了一付透視一切的望遠鏡，如果發現文壇上那一個的言論與行爲有些瑕疵�P~P~�ip���hP~ P~@ P~��，而去想如何鋒利他的筆端，如何達到挖苦人的頂點，如何要打得人家永不得翻身。關於這，我替魯迅先生想想有些不大合算。魯迅先生你先要認清了自己的地位，就是反對你的人，暗裏總不敢否認你是中國頂出色的作家；既然你的言論，可以影響青年，那麼你的言論就應該慎重。請你自己想想，在寫《阿Ｑ傳》之後，有多少時間浪費在筆戰上？而這種筆戰，對一般青年發生了何種影響？

　　第一流的作家們既然常時混戰，則一般文藝青年少不得在這戰術上學許多乖，流弊所及，往往越淮北而變枳，批評人的人常離開被批評者的言論與思想，筆頭一轉而去罵人家的私事，說人家眼鏡帶得很難看，甚至說人家皮鞋前面破了個小洞；甚至血僨脈張要辱及人家的父母，甚至要丟下筆桿動拳頭。我說，養成現在文壇上這種浮囂，下流，粗暴等等的壞習氣，像魯迅先生這一般人多少總要負一點兒責任的。

　　其實，有許多筆戰，是不需要的，譬如有人提倡詞的解放，你就是不罵，不見得有人去跟他也填一首“管他娘”的詞；有人提倡讀《莊子》與《文選》，也不見得就是教青年去吃鴉片煙，你又何必咬緊牙根，橫睜兩眼，給人以難堪呢？

　　我記得一個精通中文的俄國文人Ｂ．Ａ．Ｖａｓｓｉｌｉｅｖ對魯迅先生的《阿Ｑ傳》曾經下過這樣的批評：“魯迅是反映中國大衆的靈魂的作家，其幽默的風格，是使人流淚，故魯迅不獨爲中國的作家，同時亦爲世界的一員。”魯迅先生，你現在亦垂垂老矣，你念起往日的光榮，當你現在閱歷最多，觀察最深，生活經驗最豐富的時候，更應當如何去發奮多寫幾部比《阿Ｑ傳》更偉大的著作？偉大的著作，雖不能傳之千年不朽，但是筆戰的文章，一星期後也許人就要遺忘。青年人佩服一個偉大的文學家，實在更勝於佩服一個擂臺上的霸主。我們讀的是莎士比亞，托爾斯泰，哥德，這般人的文章，而並沒有看到他們的“罵人文選”。

　　十一月十六日，《中央日報》的《中央公園》。

　　這兩位，一位比我爲老醜的女人，一位願我有“偉大的著作”，說法不同，目的卻一致的，就是討厭我“對於這樣又有感想，對於那樣又有感想”，於是而時時有“雜文”。這的確令人討厭的，但因此也更見其要緊，因爲“中國的大衆的靈魂”，現在是反映在我的雜文裏了。洲先生刺我不給他們一個鮮明的主張，這用意，我是懂得的；但頗詫異鳴春先生的引了莎士比亞之流一大串。不知道爲什麼，近一年來，竟常常有人誘我去學托爾斯泰了，也許就因爲“並沒有看到他們的‘罵人文選’”，給我一個好榜樣。可是我看見過歐戰時候他罵皇帝的信〔１４〕，在中國，也要得到“養成現在文壇上這種浮囂，下流，粗暴等等的壞習氣”的罪名的。托爾斯泰學不到，學到了也難做人，他生存時，希臘教徒就年年詛咒他落地獄。

　　中間就夾兩篇《時事新報》上的文章——略論告密陳代

　　最怕而且最恨被告密的可說是魯迅先生，就在《僞自由書》，“一名：《不三不四集》”的《前記》與《後記》裏也常可看到他在注意到這一點。可是魯迅先生所說的告密，並不是有人把他的住處，或者什麼時候，他在什麼地方，去密告巡捕房（或者什麼要他的“密”的別的機關？）以致使他被捕的意思。他的意思，是有人把“因爲”他“舊日的筆名有時不能通用，便改題了”的什麼宣說出來，而使人知道“什麼就是魯迅”。

　　“這回，”魯迅先生說，“是王平陵先生告發於前，周木齋先生揭露於後”；他卻忘了說編者暗示於魯迅先生尚未上場之先。因爲在何家幹先生和其他一位先生將上臺的時候，編者先介紹說，這將上場的兩位是文壇老將。於是人家便提起精神來等那兩位文壇老將的上場。要是在異地，或者說換過一個局面，魯迅先生是也許會說編者是在放冷箭的。

　　看到一個生疏的名字在什麼附刊上出現，就想知道那個名字是真名呢，還是別的熟名字的又一筆名，想也是人情之常。即就魯迅先生說，他看完了王平陵先生的《“最通的”文藝》，便禁不住問：“這位王平陵先生我不知道是真名還是筆名？”要是他知道了那是誰的筆名的話，他也許會說出那就是誰來的。這不會是怎樣的誣衊，我相信，因爲於他所知道的他不是在實說“柳絲是楊邨人先生……的筆名”，而表示着欺不了他？

　　還有，要是要告密，爲什麼一定要出之“公開的”形式？祕密的不是於告密者更爲安全？我有些懷疑告密者的聰敏，要是真有這樣的告密者的話。

　　而在那些用這個那個筆名零星發表的文章，剪貼成集子的時候，作者便把這許多名字緊縮成一個，看來好像作者自己是他的最後的告密者。

　　十一月二十一日，《時事新報》的《青光》。

　　略論放暗箭陳代

　　前日讀了魯迅先生的《僞自由書》的《前記》與《後記》，略論了告密的，現在讀了唐皘先生的《新臉譜》，止不住又要來略論放暗箭。

　　在《新臉譜》中，唐先生攻擊的方面是很廣的，而其一方是“放暗箭”。可是唐先生的文章又幾乎全爲“暗箭”所織成，雖然有許多箭標是看不大清楚的。

　　“說是受着潮流的影響，文舞臺的戲兒一出出換了。

　　腳色雖然依舊，而臉譜卻是簇新的。”——是暗箭的第一條。雖說是暗箭，射倒射中了的。因爲現在的確有許多文腳色，爲要博看客的喝采起見，放着演慣的舊戲不演演新戲，嘴上還“說是受着潮流的影響”，以表示他的不落後。還有些甚至不要說腳色依舊，就是臉譜也並不簇新，只是換了一個新的題目，演的還是那舊的一套：如把《薛平貴西涼招親》改題着《穆薛姻緣》之類，內容都一切依舊。

　　第二箭是——不，不能這樣寫下去，要這樣寫下去，是要有很廣博的識見的，因爲那文章一句一箭，或者甚至一句數箭，看得人眼花頭眩，竟無從把它把捉住，比讀硬性的翻譯還難懂得多。

　　可是唐先生自己似乎又並不滿意這樣的態度，不然爲什麼要罵人家“怪聲怪氣地吆喝，妞妞妮妮的挑戰”？

　　然而，在事實上，他是在“怪聲怪氣地吆喝，妞妞妮妮的挑戰”。

　　或者說，他並不是在挑戰，只是放放暗箭，因爲“鏖戰”，即使是“拉拉扯扯的”，究竟吃力，而且“敗了”“再來”的時候還得去“重畫”臉譜。放暗箭多省事，躲在隱暗處，看到了什麼可射的，便輕展弓弦，而箭就向前舒散地直飛。可是他又在罵放暗箭。

　　要自己先能放暗箭，然後才能罵人放。

　　十一月二十二日，《時事新報》的《青光》。

　　這位陳先生是討伐軍中的最低能的一位，他連自己後來的說明和別人豫先的揭發的區別都不知道。倘使我被謀害而終於不死，後來竟得“壽終×寢”，他是會說我自己乃是“最後的兇手”的。

　　他還問：要是要告密，爲什麼一定要出之“公開的”形式？答曰：這確是比較的難懂一點，但也就是因爲要告得像個“文學家”的緣故呀，要不然，他就得下野，分明的排進探壇裏去了。有意的和無意的的區別，我是知道的。我所謂告密，是指着叭兒們，我看這“陳代”先生就正是其中的一匹。你想，消息不靈，不是反而不便當麼？

　　第二篇恐怕只有他自己懂。我只懂得一點：他這回嗅得不對，誤以唐皘先生爲就是我了。採在這裏，只不過充充自以爲我的論敵的標本的一種而已。

　　其次是要剪一篇《大晚報》上的東西——錢基博之魯迅論戚施近人有裒集關於批評魯迅之文字而爲《魯迅論》一書者，其中所收，類皆稱頌魯迅之辭，其實論魯迅之文者，有毀有譽，譭譽互見，乃得其真。頃見錢基博氏所著《現代中國文學史》，長至三十萬言，其論白話文學，不過一萬餘字，僅以胡適入選，而以魯迅徐志摩附焉。於此諸人，大肆訾*。邇來舊作文家，品藻文字，裁量人物，未有若錢氏之大膽者，而新人未嘗注意及之。茲特介紹其“魯迅論”於此，是亦文壇上之趣聞也。

　　錢氏之言曰，有摹仿歐文而諡之曰歐化的國語文學者，始倡於浙江周樹人之譯西洋小說，以順文直譯之爲尚，斥意譯之不忠實，而摹歐文以國語，比鸚鵡之學舌，託於象胥，斯爲作俑。效顰者乃至造述抒志，亦競歐化，《小說月報》，盛揚其焰。然而詰屈聱牙，過於周誥，學士費解，何論民衆？上海曹慕管笑之曰，吾儕生願讀歐文，不願見此妙文也！比於時裝婦人着高底西女式鞋，而跬步傾跌，益增醜態矣！崇效古人，斥曰奴性，摹仿外國，獨非奴性耶。反脣之譏，或謔近虐！然始之創白話文以期言文一致，家喻戶曉者，不以歐化的國語文學之興而荒其志耶？斯則矛盾之說，無以自圓者矣，此於魯迅之直譯外國文學，及其文壇之影響，而加以訾*者也。

　　平心論之，魯迅之譯品，誠有難讀之處，直譯當否是一問題，歐化的國語文學又是一問題，借曰二者胥有未當，誰屍其咎，亦難言之也。錢先生而謂，鄙言爲不然耶？

　　錢先生又曰，自胡適之創白話文學也，所持以號於天下者，曰平民文學也！非貴族文學也。一時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樹人以小說著。樹人頹廢，不適於奮鬥。樹人所著，只有過去回憶，而不知建設將來，只見小己憤慨，而不圖福利民衆，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嘗有民衆耶！錢先生因此而斷之曰，周樹人徐志摩爲新文藝之右傾者。是則於魯迅之創作亦加以訾*，兼及其思想矣。

　　至目魯迅爲右傾，亦可謂獨具隻眼，別有鑑裁者也！既不滿意於郭沫若蔣光赤之左傾，又不滿意於魯迅徐志摩之右傾，而惟傾慕於所謂“讓清”遺老之流風餘韻，低徊感喟而不能自已，錢先生之志，皎然可睹矣。當今之世，左右做人難，是非無定質，亦於錢先生之論魯迅見之也！

　　錢氏此書出版於本年九月，尚有上年十二月之跋記雲。

　　十二月二十九日，《大晚報》的《火炬》。

　　這篇大文，除用戚施先生的話，贊爲“獨具隻眼”之外，是不能有第二句的。真“評”得連我自己也不想再說什麼話，“頹廢”了。然而我覺得它很有趣，所以特別的保存起來，也是以備“魯迅論”之一格。

　　最後是《大美晚報》，出臺的又是曾經有過文字上的交涉的王平陵先生——

　　罵人與自供王平陵

　　學問之事，很不容易說，一般通材碩儒每不屑與後生小子道長論短，有所述作，無不譏爲“淺薄無聊”；同樣，較有修養的年輕人，看着那般通材碩儒們言必稱蘇俄，文必宗普魯，亦頗覺得如嚼青梅，齒頰間酸不可耐。

　　世界上無論什麼紛爭，都有停止的可能，惟有人類思想的衝突，因爲多半是近於意氣，斷沒有終止的時候的。有些人好像把毀謗人家故意找尋人家的錯誤當作是一種職業；而以直接否認一切就算是間接擡高自己的妙策了。至於自己究竟是什麼東西，那隻許他們自己知道，別人是不準過問的。其實，有時候這些人意在對人而發的陰險的暗示，倒並不適切；而正是他們自己的一篇不自覺的供狀。

　　聖經裏好像有這樣一段傳說：一羣街頭人捉着一個偷漢的淫婦，大家要把石塊打死她。耶穌說：“你們反省着！只有沒有犯過罪的人，才配打死這個淫婦。”羣衆都羞愧地走開了。今之文壇，可不是這樣？自己偷了漢，偏要指說人家是淫婦。如同魯迅先生慣用的一句刻毒的評語，就就罵人是代表官方說話；我不知道他老先生是代表什麼“方”說話！

　　本來，不想說話的人，是無話可說；有話要說；有話要說的人誰也不會想到是代表那一方。魯迅先生常常“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免“躬自薄而厚責於人”了。

　　像這樣的情形，文壇有的是，何止是魯迅先生。

　　十二月三十日，《大美晚報》的《火樹》。

　　記得在《僞自由書》裏，我曾指王先生的高論爲屬於“官方”〔１５〕，這回就是對此而發的，但意義卻不大明白。由“自己偷了漢，偏要指說人家是淫婦”的話看起來；好像是說我倒是“官方”，而不知“有話要說的人誰也不會想到是代表那一方”的。所以如果想到了，那麼，說人反動的，他自己正是反動，說人匪徒的，他自己正是匪徒……且住，又是“刻毒的評語”了，耶穌不說過“你們反省着”〔１６〕嗎？——爲消災計，再添一條小尾：這壞習氣只以文壇爲限，與官方無干。

　　王平陵先生是電影檢查會〔１７〕的委員，我應該謹守小民的規矩。

　　真的且住。寫的和剪貼的，也就是自己的和別人的，化了大半夜工夫，恐怕又有八九千字了。這一條尾巴又並不小。

　　時光，是一天天的過去了，大大小小的事情，也跟着過去，不久就在我們的記憶上消亡；而且都是分散的，就我自己而論，沒有感到和沒有知道的事情真不知有多少。但即此寫了下來的幾十篇，加以排比，又用《後記》來補敘些因此而生的糾紛，同時也照見了時事，格局雖小，不也描出了或一形象了麼？——而現在又很少有肯低下他仰視莎士比亞，托爾斯泰的尊臉來，看看暗中，寫它幾句的作者。因此更使我要保存我的雜感，而且它也因此更能夠生存，雖然又因此更招人憎惡，但又在圍剿中更加生長起來了。嗚呼，“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１８〕這是爲我自己和中國的文壇，都應該悲憤的。

　　文壇上的事件還多得很：獻檢查之祕計，施離析之奇策，起謠諑兮中權〔１９〕，藏真實兮心曲，立降幡於往年，溫故交於今日……然而都不是做這《準風月談》時期以內的事，在這裏也且不提及，或永不提及了。還是真的帶住罷，寫到我的背脊已經覺得有些痛楚的時候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夜，魯迅記於上海。

　　〔１〕《社會新聞》參看本卷第１８２頁注〔２〕。該刊第五卷第十三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發表署名“莘”的《讀〈僞自由書〉書後》一文，攻擊魯迅說：“《僞自由書》，魯迅著，北新出版，實價七角。書呢，不貴，魯迅的作品，雖則已給《申報·自由談》用過一道，但你要曉得，這裏還有八千字的後記呢，就算單買後記，也值。並且你得明瞭魯迅先生出此一書的本意，是�P~P~�ip���hP~ P~� P~那文壇寶座的回馬槍。”

　　〔２〕《十日談》邵洵美等辦的一種文藝旬刊，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日創刊，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停刊。上海第一齣版社發行。〔３〕“盛宮保”指盛宣懷，參看本卷第１３３頁注〔２〕。清廷曾授他“太子少保”官銜。一九一六年盛死後，他的家屬舉辦過轟動一時的“大出喪”。

　　〔４〕《中央日報》國民黨中央的機關報。一九二八年二月創刊，當時在南京出版。

　　〔５〕《改造》日本綜合性月刊，一九一九年四月創刊，改造社發行。一九五五年二月停刊。魯迅應改造社之約寫了《火》、《王道》、《監獄》三篇短論，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三月出版的《改造》月刊。後收入《且介亭雜文》時，將三個短論組成一篇，題爲《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

　　〔６〕《人言》週刊，郭明等編輯，一九三四年二月創刊，上海第一齣版社發行。《談監獄》載該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三月三日）。按章克標、邵洵美都是《人言》的“編輯同人”，作者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二日致鄭振鐸信中曾提到“章（克標）編《人言》”的事，說：“章頗惡劣，因我在外國發表文章，而以軍事裁判暗示當局者，亦此人也。”

　　〔７〕丸造氏即內山完造，參看本卷第１８２頁注〔６〕。〔８〕貶落了黑詩人見邵洵美《現代美國詩壇概觀》一文，載《現代》第五卷第六期（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現代美國文學專號”。黑詩人，指美國黑人作家休士（Ｌ．Ｈｕｇｈｅｓ１９０２—１９６７）。〔９〕《魯迅翁之笛》刊於《十日談》第八期（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日），署名靜（陳靜生）。畫中爲魯迅吹笛，羣鼠隨行。曹聚仁曾在《濤聲》第二卷第四十三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四日）發表《魯迅翁之笛》一文，批評了這幅漫畫；接着漫畫作者在《十日談》第十一期發表《以不打官話爲原則而致復濤聲》進行答辯。《濤聲》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因國民黨政府吊銷登記證而被迫停刊。〔１０〕杜衡（１９０６—１９６４）原名戴克崇，筆名蘇汶、杜衡，浙江杭縣（今餘杭）人。三十年代以“第三種人”自居，攻擊左翼文藝運動，曾編輯《新文藝》、《現代》等刊物。

　　〔１１〕現代“語錄體”指當時林語堂等提倡的模仿宋人《語錄》的文白夾雜的文字。

　　〔１２〕武官們開的書店指上海神州國光社。該社在一九三一年後曾接受國民黨十九路軍將領陳銘樞等人的投資。〔１３〕《大美晚報》一九二九年四月美國人在上海創辦的英文報紙。一九三三年一月起曾另出漢文版。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後停刊。

　　〔１４〕托爾斯泰在一九○四年日俄戰爭時，寫了一封給俄國皇帝和日本皇帝的信（載於一九○四年六月二十七日英國《泰晤士報》，兩月後曾譯載於日本《平民新聞》），指斥他們發動戰爭的罪惡。又托爾斯泰很不滿意當時的教會（俄國人信奉的是希臘正教），在著作中常常猛烈地加以攻擊，他於一九○一年二月被教會正式除名。〔１５〕見《僞自由書·不通兩種》附錄《官話而已》。〔１６〕“你們反省着”或譯“你悔改吧”，是基督教《新約全書》中的話。

　　〔１７〕電影檢查會一九三三年三月，國民黨政府成立由中央宣傳委員會領導的“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是迫害左翼文藝運動的機構之一。

　　〔１８〕“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語出《晉書·阮籍傳》：“（阮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豎子，對人的蔑稱，與“小子”相近。

　　〔１９〕中權本指古代軍隊中主將所在的中軍。《左傳》宣公十二年有：“中權後勁。”晉代杜預注：“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爲殿。”這裏引申爲政治中樞，是說當時一些文人在反動當局指使下進行造謠誣陷的陰謀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