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文但我在那《爲翻譯辯護》中，所希望於批評家的，實在有三點：一，指出壞的；二，獎勵好的；三，倘沒有，則較好的也可以。而穆木天先生所實做的是第一句。以後呢，可能有別的批評家來做其次的文章，想起來真是一個大疑問。

　　所以我要再來補充幾句：倘連較好的也沒有，則指出壞的譯本之後，並且指明其中的那些地方還可以於讀者有益處。

　　此後的譯作界，恐怕是還要退步下去的。姑不論民窮財盡，即看地面和人口，四省是給日本拿去了，一大塊在水淹，一大塊在旱，一大塊在打仗，只要略略一想，就知道讀者是減少了許許多了。因爲銷路的少，出版界就要更投機，欺騙，而拿筆的人也因此只好更投機，欺騙。即有不願意欺騙的人，爲生計所壓迫，也總不免比較的粗製濫造，增出些先前所沒有的缺點來。走過租界的住宅區鄰近的馬路，三間門面的水果店，晶瑩的玻璃窗裏是鮮紅的蘋果，通黃的香蕉，還有不知名的熱帶的果物。但略站一下就知道：這地方，中國人是很少進去的，買不起。我們大抵只好到同胞擺的水果攤上去，化幾文錢買一個爛蘋果。

　　蘋果一爛，比別的水果更不好吃，但是也有人買的，不過我們另外還有一種相反的脾氣：首飾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點，有時就全部都不要了。愛人身上生幾個瘡，固然不至於就請律師離婚，但對於作者，作品，譯品，卻總歸比較的嚴緊，蕭伯納坐了大船〔２〕，不好；巴比塞〔３〕不算第一個作家，也不好；譯者是“大學教授，下職官員”〔４〕，更不好。好的又不出來，怎麼辦呢？我想，還是請批評家用吃爛蘋果的方法，來救一救急罷。

　　我們先前的批評法，是說，這蘋果有爛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拋掉。然而買者的金錢有限，豈不是大冤枉，而況此後還要窮下去。所以，此後似乎最好還是添幾句，倘不是穿心爛，就說：這蘋果有着爛疤了，然而這幾處沒有爛，還可以吃得。這麼一辦，譯品的好壞是明白了，而讀者的損失也可以小一點。

　　但這一類的批評，在中國還不大有，即以《自由談》所登的批評爲例，對於《二十世紀之歐洲文學》，就是專指爛疤的；記得先前有一篇批評鄒韜奮〔５〕先生所編的《高爾基》的短文，除掉指出幾個缺點之外，也沒有別的話。前者我沒有看過，說不出另外可有什麼可取的地方，但後者卻曾經翻過一遍，覺得除批評者所指摘的缺點之外，另有許多記載作者的勇敢的奮鬥，胥吏的卑劣的陰謀，是很有益於青年作家的，但也因爲有了爛疤，就被拋在筐子外面了。

　　所以，我又希望刻苦的批評家來做剜爛蘋果的工作，這正如“拾荒”一樣，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大家有益的。

　　九月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四日《申報·自由談》。〔２〕蕭伯納於一九三三年乘英國皇后號輪船周遊世界，二月十七日途經上海。

　　〔３〕巴比塞（Ｈ．Ｂａｒｂｕｓｓｅ，１８７３—１９３５）法國作家。著有長篇小說《火線》、《光明》及《斯大林傳》等。

　　〔４〕“大學教授，下職官員”這是邵洵美在《十日談》雜誌第二期（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發表的《文人無行》一文中的話：“大學教授，下職官員，當局欠薪，家有兒女老少，於是在公餘之暇，只得把平時藉以消遣的外國小說，譯一兩篇來換些稿費……。”〔５〕鄒韜奮（１８９５—１９４４）原名恩潤，江西餘江人，政論家、出版家。曾主編《生活》週刊，創辦生活書店，著有《萍蹤寄語》等書。《高爾基》（原書名《革命文豪高爾基》）是他根據美國康恩所著的《高爾基和他的俄國》一書編譯而成，一九三三年七月上海生活書店出版。這裏所談的批評，是指林翼之的《讀〈高爾基〉》一文，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七日《申報·自由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