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之餘



又不小心，感了一下子舊，就引出了一篇施蟄存〔２〕先生的《〈莊子〉與〈文選〉》來，以爲我那些話，是爲他而發的，但又希望並不是爲他而發的。



我願意有幾句聲明：那篇《感舊》，是並非爲施先生而作的，然而可以有施先生在裏面。



倘使專對個人而發的話，照現在的摩登文例，應該調查了對手的籍貫，出身，相貌，甚而至於他家鄉有什麼出產，他老子開過什麼鋪子，影射他幾句纔算合式。我的那一篇裏可是毫沒有這些的。內中所指，是一大隊遺少羣的風氣，並不指定着誰和誰；但也因爲所指的是一羣，所以被觸着的當然也不會少，即使不是整個，也是那裏的一肢一節，即使並不永遠屬於那一隊，但有時是屬於那一隊的。現在施先生自說了勸過青年去讀《莊子》與《文選》，“爲文學修養之助”，就自然和我所指摘的有點相關，但以爲這文爲他而作，卻誠然是“神經過敏”，我實在並沒有這意思。



不過這是在施先生沒有說明他的意見之前的話，現在卻連這“相關”也有些疏遠了，因爲我所指摘的，倒是比較頑固的遺少羣，標準還要高一點。



現在看了施先生自己的解釋，（一）才知道他當時的情形，是因爲稿紙太小了，“倘再寬闊一點的話”，他“是想多寫幾部書進去的”；（二）才知道他先前的履歷，是“從國文教員轉到編雜誌”，覺得“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彙太少”了，所以推舉了這兩部古書，使他們去學文法，尋字彙，“雖然其中有許多字是已死了的”，然而也只好去尋覓。我想，假如莊子生在今日，則被劈棺之後〔３〕，恐怕要勸一切有志於結婚的女子，都去看《烈女傳》〔４〕的罷。



還有一點另外的話——（一）施先生說我用瓶和酒來比“文學修養”是不對的，但我並未這麼比方過，我是說有些新青年可以有舊思想，有些舊形式也可以藏新內容。我也以爲“新文學”和“舊文學”這中間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蛻變，有比較的偏向，而且正因爲不能以“何者爲分界”，所以也沒有了“第三種人”〔５〕的立場。



（二）施先生說寫篆字等類，都是個人的事情，只要不去勉強別人也做一樣的事情就好，這似乎是很對的。然而中學生和投稿者，是他們自己個人的文章太拙直，字彙太少，卻並沒有勉強別人都去做字彙少而文法拙直的文章，施先生爲什麼竟大有所感，因此來勸“有志於文學的青年”該看《莊子》與《文選》了呢？做了考官，以詞取士，施先生是不以爲然的，但一做教員和編輯，卻以《莊子》與《文選》勸青年，我真不懂這中間有怎樣的分界。



（三）施先生還舉出一個“魯迅先生”來，好像他承接了莊子的新道統，一切文章，都是讀《莊子》與《文選》讀出來的一般。“我以爲這也有點武斷”的。他的文章中，誠然有許多字爲《莊子》與《文選》中所有，例如“之乎者也”之類，但這些字眼，想來別的書上也不見得沒有罷。再說得露骨一點，則從這樣的書裏去找活字彙，簡直是胡塗蟲，恐怕施先生自己也未必。



十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