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之餘

　　自從《自由談》上發表了我的《感舊》和施蟄存先生的《〈莊子〉與〈文選〉》以後，《大晚報》〔２〕的《火炬》便在徵求展開的討論。首先徵到的是施先生的一封信，題目曰《推薦者的立場》，注云“《莊子》與《文選》的論爭”。

　　但施先生又並不願意“論爭”，他以爲兩個人作戰，正如弧光燈下的拳擊手，無非給看客好玩。這是很聰明的見解，我贊成這一肢一節。不過更聰明的是施先生其實並非真沒有動手，他在未說退場白之前，早已揮了幾拳了。揮了之後，飄然遠引，倒是最超脫的拳法。現在只剩下一個我了，卻還得回一手，但對面沒人也不要緊，我算是在打“逍遙遊”〔３〕。

　　施先生一開首就說我加以“訓誨”，而且派他爲“遺少的一肢一節”。上一句是誣賴的，我的文章中，並未對於他個人有所勸告。至於指爲“遺少的一肢一節”，卻誠然有這意思，不過我的意思，是以爲“遺少”也並非怎麼很壞的人物。新文學和舊文學中間難有截然的分界，施先生是承認的，辛亥革命去今不過二十二年，則民國人中帶些遺少氣，遺老氣，甚而至於封建氣，也還不算甚麼大怪事，更何況如施先生自己所說，“雖然不敢自認爲遺少，但的確已消失了少年的活力”的呢，過去的餘氣當然要有的。但是，只要自己知道，別人也知道，能少傳授一點，那就好了。

　　我早經聲明，先前的文字是並非專爲他個人而作的，而且自看了《〈莊子〉與〈文選〉》之後，則連這“一肢一節”也已經疏遠。爲什麼呢，因爲在推薦給青年的幾部書目上，還題出着別一個極有意味的問題：其中有一種是《顏氏家訓》〔４〕。這《家訓》的作者，生當亂世，由齊入隋，一直是胡勢大張的時候，他在那書裏，也談古典，論文章，儒士似的，卻又歸心於佛，而對於子弟，則願意他們學鮮卑語，彈琵琶，以服事貴人——胡人。這也是庚子義和拳〔５〕敗後的達官，富翁，鉅商，士人的思想，自己唸佛，子弟卻學些“洋務”，使將來可以事人：便是現在，抱這樣思想的人恐怕還不少。而這顏氏的渡世法，竟打動了施先生的心了，還推薦於青年，算是“道德修養”。他又舉出自己在讀的書籍，是一部英文書和一部佛經〔６〕，正爲“鮮卑語”和《歸心篇》〔７〕寫照。只是現代變化急速，沒有前人的悠閒，新舊之爭，又正劇烈，一下子看不出什麼頭緒，他就也只好將先前兩代的“道德”，並萃於一身了。假使青年，中年，老年，有着這顏氏式道德者多，則在中國社會上，實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有盪滌的必要。自然，這雖爲書目所引起，問題是不專在個人的，這是時代思潮的一部。但因爲連帶提出，表面上似有太關涉了某一個人之觀，我便不敢論及了，可以和他相關的只有“勸人看《莊子》《文選》了”八個字，對於個人，恐怕還不能算是不敬的。但待到看了《〈莊子〉與〈文選〉》，卻實在生了一點不敬之心，因爲他辯駁的話比我所豫料的還空虛，但仍給以正經的答覆，那便是《感舊以後》（上）。

　　然而施先生的寫在看了《感舊以後》（上）之後的那封信，卻更加證明了他和我所謂“遺少”的疏遠。他雖然口說不來拳擊，那第一段卻全是對我個人而發的。現在介紹一點在這裏，並且加以註解。

　　施先生說：“據我想起來，勸青年看新書自然比勸他們看舊書能夠多獲得一些羣衆。”這是說，勸青年看新書的，並非爲了青年，倒是爲自己要多獲些羣衆。

　　施先生說：“我想借貴報的一角篇幅，將……書目改一下：我想把《莊子》與《文選》改爲魯迅先生的《華蓋集》正續編及《僞自由書》。我想，魯迅先生爲當代‘文壇老將’，他的著作裏是有着很廣大的活字彙的，而且據豐之餘先生告訴我，魯迅先生文章裏的確也有一些從《莊子》與《文選》裏出來的字眼，譬如‘之乎者也’之類。這樣，我想對於青年人的效果也是一樣的。”這一大堆的話，是說，我之反對推薦《莊子》與《文選》，是因爲恨他沒有推薦《華蓋集》正續編與《僞自由書》的緣故。

　　施先生說：“本來我還想推薦一二部豐之餘先生的著作，可惜坊間只有豐子愷〔８〕先生的書，而沒有豐之餘先生的書，說不定他是像魯迅先生印珂羅版木刻圖一樣的是私人精印本，屬於罕見書之列，我很慚愧我的孤陋寡聞，未能推薦矣。”這一段話，有些語無倫次了，好像是說：我之反對推薦《莊子》與《文選》，是因爲恨他沒有推薦我的書，然而我又並無書，然而恨他不推薦，可笑之至矣。

　　這是“從國文教師轉到編雜誌”，勸青年去看《莊子》與《文選》，《論語》，《孟子》〔９〕，《顏氏家訓》的施蟄存先生，看了我的《感舊以後》（上）一文後，“不想再寫什麼”而終於寫出來了的文章，辭退做“拳擊手”，而先行拳擊別人的拳法。但他竟毫不提主張看《莊子》與《文選》的較堅實的理由，毫不指出我那《感舊》與《感舊以後》（上）兩篇中間的錯誤，他只有無端的誣賴，自己的猜測，撒嬌，裝傻。幾部古書的名目一撕下，“遺少”的肢節也就跟着渺渺茫茫，到底是現出本相：明明白白的變了“洋場惡少”了。

　　十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