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大晚報》的編輯寄了一張印着表格的郵片來，要我填注兩項：（一）目下在讀什麼書，（二）要介紹給青年的書。

　　在第二項中，我寫着：《莊子》，《文選》，並且附加了一句註腳：“爲青年文學修養之助。”

　　今天看見《自由談》上豐之餘先生的《感舊》一文，不覺有點神經過敏起來，以爲豐先生這篇文章是爲我而作的了。

　　但是現在我並不想對於豐先生有什麼辯難，我只想趁此機會替自己作一個解釋。

　　第一，我應當說明我爲什麼希望青年人讀《莊子》和《文選》。近數年來，我的生活，從國文教師轉到編雜誌，與青年人的文章接觸的機會實在太多了。我總感覺到這些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彙太少，所以在《大晚報》編輯寄來的狹狹的行格里推薦了這兩部書。我以爲從這兩部書中可以參悟一點做文章的方法，同時也可以擴大一點字彙（雖然其中有許多字是已死了的）。但是我當然並不希望青年人都去做《莊子》，《文選》一類的“古文”。

　　第二，我應當說明我只是希望有志於文學的青年能夠讀一讀這兩部書。我以爲每一個文學者必須要有所藉助於他上代的文學，我不懂得“新文學”和“舊文學”這中間究竟是以何者爲分界的。在文學上，我以爲“舊瓶裝新酒”與“新瓶裝舊酒”這譬喻是不對的。倘若我們把一個人的文學修養比之爲酒，那麼我們可以這樣說：酒瓶的新舊沒有關係，但這酒必須是釀造出來的。

　　我勸文學青年讀《莊子》與《文選》，目的在要他們“釀造”，倘若《大晚報》編輯寄來的表格再寬闊一點的話，我是想再多寫幾部書進去的。

　　這裏，我們不妨舉魯迅先生來說，像魯迅先生那樣的新文學家，似乎可以算是十足的新瓶了。但是他的酒呢？純粹的白蘭地嗎？我就不能相信。沒有經過古文學的修養，魯迅先生的新文章決不會寫到現在那樣好。所以，我敢說：在魯迅先生那樣的瓶子裏，也免不了有許多五加皮或紹興老酒的成分。

　　至於豐之餘先生以爲寫篆字，填詞，用自刻印板的信封，都是不出身於學校，或國學專家們的事情，我以爲這也有點武斷。這些其實只是個人的事情，如果寫篆字的人，不以篆字寫信，如果填詞的人做了官不以詞取士，如果用自刻印板信封的人不勉強別人也去刻一個專用信封，那也無須豐先生口誅筆伐地去認爲“謬種”和“妖孽”了。

　　新文學家中，也有玩木刻，考究版本，收羅藏書票，以駢體文爲白話書信作序，甚至寫字檯上陳列了小擺設的，照豐先生的意見說來，難道他們是“要以‘今雅’立足於天地之間”嗎？我想他們也未必有此企圖。

　　臨了，我希望豐先生那篇文章並不是爲我而作的。十月八日，《自由談》。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五日《申報·自由談》。〔２〕施蟄存江蘇松江人，作家。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曾主編《現代》雜誌。

　　〔３〕莊子死後被劈棺的故事，見明代馮夢龍輯《警世通言》第二卷《莊子休鼓盆成大道》，大意說：莊子死後不久，他的妻子田氏便再嫁楚國王孫；成婚時，王孫突然心痛，他的僕人說要吃人的腦髓纔會好，於是田氏便拿斧頭去劈棺，想取莊子的腦髓；不料棺蓋剛劈開，莊子便從棺內嘆一口氣坐了起來。

　　〔４〕《烈女傳》漢代劉向著有《列女傳》，內分“貞順”、“節義”等七類。這裏可能即指此書。

　　〔５〕“第三種人”參看本卷第２５頁注〔１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