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经常传阅书籍，讨论时事，研究近百年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互相交换学习的心得。有时，谁要是被忧郁袭击了，集体的鼓舞和友爱便会在这个人身上产生奇迹。于是，低下的头抬起来了，锁结在眉头的暗云散开了，紧闭着的嘴露出牙齿来笑了。好些人在长期被折磨的日子面前，重新恢复了和苦难搏斗的勇气。
据四敏说，他在第一监狱两个月当中，先后看见九个同志牺牲，十二个同志解省。那些解省的同志不久也都被杀害了。
大家已经熟悉，只要金鳄一到第一监狱来，这天准有事。他是死神派来的差役，一到就在铁栅门外的过道上晃来晃去，“判死刑”的名单藏在他口袋里。管钥匙的看守和警兵在他后面跟着。他冷漠地、低声地叫名，一点也不显露凶恶，被他叫到的人，都是一去便不再回来。
然而没有人觉得恐怖。活着的人照样活着。爱唱歌的照样用歌声唱出他内心的骄傲，爱争辩的照样为着一些理论上的分歧在剧烈地争辩；好像他们已经忘记这是在牢狱，又好像他们即使明天要去赴死，今天仍然要把争辩的问题搞清楚似的。
四敏说过这么一句话：
“尽管蒋介石现在有百万大军，尽管我们明天也许会上断头台，但作为一个阶级来看，可以相信，真正走向死亡的是他们，不是我们。”
四敏是一个懂得在苦难环境中打退苦难的人。每天，他也读书，也打拳，也学习俄文，样样都做得认真而有兴趣。有时他跟剑平下棋，照样勾心斗角，一着不苟。就在他凝神深思的时候，他的眼睛也仍然含着善良的、沉默的笑影。
这样的人，正像一股清澈而爽朗的山泉，即使经过崎岖险阻的山道，也一样发出愉快悦耳的声音。
一天，当日脚在外面围墙的铁丝网上消逝，黄昏开始到来的时候，隔壁牢房的同志们在低哑地唱歌。吴坚和北洵背靠着背坐着，在慢慢暗下来的牢房里抽烟，剑平站着默念俄文，仲谦盘腿坐着看书。
“四敏，”仲谦忽然有所感触似的抬起头来，问四敏道，“要是有一天，老姚偷偷地来告诉我们：‘判决书都下来了，明天就要执行……’那么，你说，这一天我们怎么过？……”
“为什么要想这些呢？”四敏微笑回答，“真有那么一天的话，我想，我们决不会忘了打拳和唱歌，也决不会忘了吃最后一顿晚餐。要是剑平高兴的话，我也愿意再跟他下最后一盘棋……”
北洵扔掉快烧到指头的烟蒂，插嘴道：
“我还要教最后一课俄文。”
剑平掩起俄文练习簿道：
“仲谦，你读过涅克拉索夫这样一首诗吗，‘为了祖国的荣誉，为了信仰，为了爱……你投身烈火，光荣地牺牲。你为事业流血，事业长存，你虽死犹生。’……”
四敏道：
“我们好像跑接力一样，一个接着一个，一段接着一段，谁也不计较将来谁会到达目的地，可是谁都坚信，不管我们自己到达不到达，我们的队伍是一定要到达的。”
这时，隔壁牢房的歌声渐渐高起来了：
把你手里的红旗交给我，同志，
如同昨天别人把它交给你。
今天，你挺着胸脯走向刑场，
明天，我要带它一起上战地。
让不倒的红旗像你不屈的雄姿，
永远鼓舞我们前进，走向胜利。
等到有一天黎明赶走黑夜，
我们要把它插在阳光灿烂的高地。
望见它迎风呼啦啦地飘，
像望见你对着我们欢呼扬臂。
啊，同志，我们将永远歌唱你的不朽，
歌唱你带来的自由、幸福和胜利。
大家默默地听着。吴坚点上第二支香烟。在充满劣等烟草味的小牢房里，烟雾继续从他嘴里一口一口地吐出，周围弥漫着青烟的漩涡。
仲谦缺乏多样的兴趣。他既不下棋，也不唱歌。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入迷似的在写他的回忆录：“从五四到五卅”。谁也想不到，这样一个瘦骨伶仃的老好先生，过去竟然是生龙活虎的一名学生运动的骁将。十七年前“五四”那天，他在北京和示威的学生群众一起冲进曹汝霖的住宅，把章宗祥打个半死。十一年前的“五卅”那天，他在上海南京路演讲，中了英捕头一颗流弹，差点儿送命。他对吴坚说：
“我要把我亲眼看到的记录下来，给历史做见证。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被判死刑，要是会死的话，这回忆录就算是我的遗嘱了。”
他天天都赶着写，好像他是跟死亡的影子在竞赛快慢。他不喜欢动，每天的散步和练拳，都得人家硬拉。吃饭的时候，要不是别人抢他的笔，相信他可以连饭都不吃的。
他老缩在那局促的小角落里，拿一只矮矮的小凳当书桌。他那跟书桌一样窄小的胸脯，很吃力地伏在上面，不停地写。那样子，就像他正在把心口的血液灌注到纸上去。他那又长又乱的头发，往往横七竖八地挂了一脸，汗水沿着脸颊淌下，有时连纸上的墨水也给湮了。
他比吴坚不过大七八岁，但两鬓已经斑白。这些日子他的两颊和眼睛更凹得惊人，额上的皱痕，像刀划过似的显出一道道深沟。他一开口说话，他那长而尖的下巴就像快要掉下来；但不开口的时候，却又叫人仿佛觉得全人类的善良和忧患都集中在他那张苦难的脸上似的。
北洵每次看见仲谦长久屈着身子在那里写，总实行干涉。他硬拉他起来蹦跳、打拳、说笑话。仲谦即使气绷了脸，也还得听从他。
北洵常常杜撰各种小故事，去逗引周围的人发笑。当人家笑得前仰后合时，他自己却不笑，闭着嘴，很严肃的样子。
心广体胖的人的胃口总是好的，牢里的饭菜那样坏，北洵照样馋涎欲滴。
吴坚吃量较差，经常把饭菜分一半给北洵，北洵全包了。他把碟里最后一根青菜和碗里最后一颗饭粒都扫得精光。每回，总是以狼吞虎咽开始，以收拾残余结束。永远是那么餍足又那样不餍足。饭后，他会松松裤带说：
“我这肚子，石头子儿吃了也消化！”
就在老姚报告见到洪珊那一天，六号牢房同志正在酝酿集体绝食，抗议狱长禁止他们和家属见面。
吴坚知道这件事，忙叫老姚去暗地劝止：
“请大家忍一忍吧，‘大’的还在后头呢！”
吴坚接着便把他们准备组织集体越狱的计划告诉几个有关的同志，让他们带到各个小组去秘密讨论。
这天晚上，三号牢房也在讨论这问题。他们躺着装睡，五个脑袋凑在一起，细声谈着。
他们琢磨每个具体的细节，把许多成熟的和不成熟的意见都集中起来研究。只有仲谦一个不做声。
北洵首先分析敌我力量的对比，接着谈到时间问题，他认为只有利用半夜，才能变敌人的“利”为“不利”。
“因为这时候，”他说，“大部分的警兵都睡了，剩下的不过是少数值班的。他们人少，我们人多，他们没有准备，我们有准备；他们气衰，我们气锐；这个时间，敌人的不利也正是我们的有利……”
四敏认为北洵的说法有点言过其实，夸大了可能性。他指出半夜这个时间并不能像北洵所说的那么理想……
“那么，你说什么时间才算对我们有利呢？”北洵问。
“我认为，最有利的时间是在傍晚六点半。”
“六点半？”北洵惊讶了，“那怎么行！”
“你听我说，”四敏说，“这时候，警兵大多数是在吃饭，他们的枪支都搁在警卫室里，这是我们抢夺武器的最好机会。把有枪的变成空手，把空手的变成有枪，敌我对比的力量就变了。在这样的形势下面，谁手里有武器，谁就能取得胜利……”
北洵默然，他还没有把四敏的意见琢磨好，剑平已经兴奋地说他同意四敏的“六点半”。接着他又说：
“我们可以叫郑羽去跟吴七联系，叫吴七来劫狱。他手里有一批人马，可以跟我们里应外合。……”
吴坚赞同“里应外合”这个办法。但对吴七和他那一批所谓人马，却表示不信任。
“再说，吴七是只没笼头的野马，”吴坚补充说，“把他交给郑羽，也不恰当。吴七只有李悦才把握得住。可惜李悦跟我们一样，关在这儿。”
剑平隐隐觉得内疚。
“仲谦，干吗你老不吭声呀？”四敏问道。
仲谦犹豫了一会，口吃地表示他对这一个暴动计划，还存着一些“不放心”，他说他听听大家的讨论，仍然觉得没有什么把握，因此他认为与其乱动，还不如静观待变。他又说，最近大家分析时事，都说国民党很有可能被迫走上抗日。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说，“只要时局一有转变，我们都有释放的希望，又何必——”
“幻想！机会主义！等死！”剑平气得翻身坐起来，冲着仲谦直喘着说。
“你让仲谦说完……”四敏拉了剑平一下。
仲谦气狠狠地盯了剑平一眼，也喘喘地说：
“干吗给我扣帽子！难道只有你说的是对，我说的就不对？别太主观了，年轻人，这是大伙儿生死存亡的事，我有权说出不同的意见，或者只说出坏的一面让大家参考。比方说，我们坐牢的人，几乎都是秀才兵，像我，我一辈子也没拿过枪，就算到时能抢得到一杆，我也不懂得怎么放。这是老实话！我相信好些人都跟我一样。当然喽，剑平和四敏是例外；可是，只有他们两个，顶事吗？再说，这监狱里有个守望楼，楼上日夜有警兵守望，放着机关枪，你们考虑到没有？还有，厦门是个小岛，要是敌人临时把海陆两路都封锁了，我们往哪儿跑？想进也总得想到退呀！……”
“你简直是个失败主义者！”剑平冷蔑地说。
仲谦像挨马蜂螫了一下似的翻身坐起来，脸变得铁青，在昏黄的灯光下，他那深陷的眼睛像两个黑森森的窟窿。
“认识自己的弱点，不等于就是失败主义！”他回答剑平，气得声调发颤，“年轻人，不要忘记你自己失败的教训！这回要是再出岔儿，可没有第二个吴七替我们坐牢了。”
剑平很想破口报复几句，但当他看到仲谦那张集中了全人类的善良和忧患的苦难的脸，他的气又降下来了。
“都躺下来吧，”四敏出声说，“好好儿谈，吵什么……”
两人又都躺下来。四敏这才婉转地指出仲谦见解的错误，吴坚和北洵接着也批评他一通。仲谦不做声，半天才喃喃地说：
“是的，也许我想得不全面，也许我想得不全面……”
“不过，”四敏又说，“刚才仲谦提到守望楼，这倒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守望楼的确是个要点。要是我们不能把它攻破，我们就休想冲出去……”
于是吴坚把他所知道的有关守望楼的情况告诉大家。他说，守望楼有三道铁门，楼上有警钟，有瞭望台，有机关枪，日日夜夜有六个警兵在那里轮流守望。据说二十年前，这儿曾发生过一次劫狱：五六十个内地的“三点会”攻进来，把他们的一个被监禁的头目劫走。双方开了火，结果警兵死了二十来个，“三点会”死了十来个。从那次以后，这监狱里才盖了这座守望楼……
四敏说：
“不光是守望楼，就是周围的环境，也都得精细地调查，究竟这监狱里有多少屋子？多少警兵？多少武器？……”
四敏这么一提，剑平、北洵、仲谦三个都哑住了。仲谦说：
“是呀，我们到现在连周围的环境都还没有弄清楚，这怎么行啊！”
吴坚说：
“让我把我调查到的，介绍给大家吧：这里面有四十二个警兵、五个看守、一个看守长、一个管狱员、一个门房、三个厨子、两个杂工；五十三杆长枪、九把手枪、两挺机关枪；犯人一共二百四十三个，中间八十六个是政治犯；全监狱的屋子共四十一间，大小牢房共十六间；政治犯在三号牢房有五个、四号牢房有七个、六号牢房有三十九个、七号牢房有三十五个（七号牢房另外还有五个非政治犯）；外面的围墙有两丈多高，上面有电网；守望楼是在左边侧角，管狱员办公室有电话一个，看守长房里有一只狗，会吠，不会咬人……”
四个人肃静地听着，微微显着惊奇。这一连串流水账似的数目字，从吴坚的口里吐出，似乎是那么平易，可是对他们却又是那么切实需要，正如迷了方向的船长获得他所需要的航海图和测天仪一般。
剑平这时候才领会到，为什么过去一些日子，老看见吴坚向老姚打听监狱的情况，有时还跟警兵和看守东拉西扯。这些监狱的看门狗平时对吴坚也都格外客气，好像他是牢里的特殊人物。
他们又继续讨论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