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剑平从福建内地回到厦门。

　　伯母和伯伯看到离家两年多的侄子回来，都年轻了十岁。伯母的两只脚颠出颠进地忙着，亲手给剑平做吃的，煮了一碗金钩面线。田老大也喜欢得合不拢嘴。他一边看着剑平吃面线，一边跟剑平谈着家常。

　　“你叔叔……你叔叔……”谈到半截，田老大忽然脸沉下来，声音发颤地说，“没想到……他……他给人暗杀了……”

　　“唔。”剑平望望伯伯的脸，照样吃面线，顺嘴又问，“什么时候给暗杀的？”

　　“两个月前……”田老大说，喉咙叫眼泪给塞住了，“不知道跟谁结的仇，落了这么个下场！……”

　　剑平不乐意看见伯伯为了大雷的死那样悲伤。他撂下筷子，抹抹嘴，往里间走。

　　“伯母！”他叫着，“帮我找那件蓝布大褂，我要看李悦去。”

　　田老大一个人坐在厅里，心里暗暗难过：

　　“唉，这孩子也真心硬……好歹总是你叔叔，竟没一点骨肉情分……”

　　剑平穿上蓝布大褂，满心高兴地往李悦家走。他把大雷的死撂在一边了。

　　一推门进去，就看见李悦弯着腰，手里拿着一把锯，正在锯一块木板，锯末撒了一地。一只没有钉好的木箱子，搁在板凳的旁边。

　　瞧见剑平进来，李悦直起腰，怔了一下。

　　“你回来了。”李悦呆呆地说，“坐吧，我把这个赶好……”

　　李悦没有过来跟剑平握手，没有显着见面的快乐，甚至手里的锯也没有放下来。他照样弯下腰去，又锯那块木板。

　　“钉这木箱子干吗？”剑平问。

　　“不是木箱子，是棺材。……”李悦回答。一种被掩藏起来的哀伤在他阴暗的脸上现了一下，又隐没了。

　　里边传出哽塞的、抑制的哭声。

　　剑平心跳着，走进里间去。李悦嫂坐在床沿，拿一条手绢，捂着嘴，伤心地、窒息地哭着。床上小季儿躺着，小脸发紫，眼珠子不动，硬挺挺的像一个倒下来的蜡像。

　　剑平难过得说不出话。他明白这一对夫妇内心的哀痛。记得李悦对他说过，李悦嫂前些年害过一次大病，已经不能再生育，也许因为这缘故，才使他们平时把小季儿疼得像命根子。

　　李悦把木箱子钉好了。他静静地把小季儿抱在怀里，然后轻轻地放进木箱子里，轻轻地盖上木盖，仿佛怕惊动他心爱的孩子。他拿起锤子和钉子，忽然手发抖，额角的汗珠直冒。他一下一下地钉着，脸也一阵一阵地绷紧，好像那冬冬响着的锤子，正敲在他心坎上似的。

　　李悦嫂突然哭出声，扑过去，两手痉挛地掀着木盖，但木盖已经给钉上了。

　　李悦扔下锤子，叫剑平帮他把木箱子抬起来搁在肩膀上。他一手扶着，一手拿着锄头，对剑平说：

　　“我得先把这埋了。回头你来半山塘找我，我有话跟你谈……”

　　李悦歪歪地低着脑袋，似乎那看不见的悲哀压着他，比那压在他肩膀上的小棺材还要沉重。他一步一步地迈出了大门，如同一个扛着闸门走的人。剑平望着他微斜的肩膀和微弯的脊背，不由得联想到珂勒惠支石刻中那个低头瞧着孩子死亡的父亲……

　　剑平赶快追上去，替李悦拿锄头，跟着走。

　　两人在半山塘野地里刨了个土坑，把小季儿埋了。

　　半山腰传来女人哭坟的声音。李悦拉着剑平，急忙离开坟地，仿佛有意不让自己泡在悲哀的气氛里。剑平问起小季儿害病的经过时，李悦用手擦着脑门，像要擦去上面的暗影，嘘一口气说：

　　“别提了……是我看顾得不好……唉，别提了……咱们谈别的。——我派人捎去的信，你接到了吗？”

　　“接到了。”

　　“你回来得正是时候，大伙儿都在等着你。”

　　“我们在区委会讨论你的信，大家都赞成我回来。”

　　“吴坚有什么嘱咐吗？”

　　“他有信给你，大概后天郑羽来时，会带给你。”

　　山风绕着山脊奔跑，远远树林子喧哗起来。他们沿着挡风的山背面走。李悦说：

　　“我们早替你安排好位置了，你明天就得上课去。”

　　“哪个学校？”

　　“滨海中学附属小学，”李悦说，“这个位置，是陈四敏介绍的，他认识薛校长。”

　　“陈四敏？”

　　“对了，你还不认得他，他是我们的同志，两年前从闽东游击区来，去年在滨海中学当教员，掩护得很好。他也学会了排字。你走了以后，这一阵都是他帮着我搞印刷……”

　　“薛校长是个怎么样的人？”剑平问，“为什么我们要让他当厦联社的社长呢？”

　　“我正要把这些关系告诉你，坐下来吧！”

　　李悦拉着剑平在一座古坟的石碑上面坐下，山脚传来山羊咩咩的声音。

　　“薛校长名字叫嘉黍，”李悦开始说，“他是我们统战工作中主要争取的对象。首先，他比较有民主思想，社会声望高，有代表性；其次，他今年六十八，胡子这么长，起码人家不会怀疑他是共产党员。在厦门这样复杂的环境里，有这样一个人来当厦联社的社长，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听说，他从前在法国念书的时候，受了当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参加过旅欧学生组织的工学互助社，后来，大概是他本身的阶级局限了他吧，他没有再继续上进……据我们所了解的，他父亲是吉隆坡的一个有名的老华侨，相当有钱，二十年前死了。薛嘉黍从法国奔丧到南洋，把他父亲遗留下来的一个椰油厂拍卖了，英国的殖民政府向他敲去一大笔遗产税，他很生气，可是有什么办法呢，那是在英国的殖民地啊。他把剩下的遗产带回厦门，就在海边建筑这座滨海中学。不到五年工夫，他把遗产花得干干净净。有钱的亲戚都骂他，说他没出息，不会继承父业，把家毁了，但也有些人，倒喜欢他这个傻劲。他有点固执，还有点书呆子气，有时候进步，有时候保守。你说他戆直吧，他做事可一点也不含糊；你说他手头大吧，他自己可是节省得赛个乡巴佬。——滨海中学的校舍你也看过，全是现代化建筑，教职员和学生的宿舍，也都相当讲究；可是你要是跑进薛嘉黍的住宅，你会以为你跑错了地方，那是一所又矮又暗的旧式小平房，他老人家甘心乐意地住在里面。……正因为这缘故，他受到尊重。我还记得，前些年，他领头揭发教育厅长的劣迹，教育界人士都响应了他，结果教育厅长只好自己滚蛋了。厦门的官老爷，没有一个不讨厌他，可也没有一个不怕他，因为他是华侨，又是个‘毁家兴学’的热心家，又有那股戆直气——老百姓正喜欢他那股戆直气呢……”

　　“他跟陈四敏的关系怎么样？”剑平问道。

　　“很好。”李悦接下去说，“可以说，他相当器重四敏。他曾私下对四敏说：‘让我来干吧，凡是你不敢干的，都由我来出面。我不怕他们——我这么大年纪了，他们敢把我怎么样！’……你知道，毛主席指示我们要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我们通过薛嘉黍出面组织厦联社，正是为这个。我们就这样干起来了。厦联社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木刻研究会、剧团、歌咏团，还开办业余补习学校，成立书报供应所，出版刊物；我们尽量利用各个学校、社团、报馆和各个文化机关团体来进行活动。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七百多个社员，中间有一大部分是滨海中学的教员和学生。……”

　　“这回可以大干一下了！”剑平高兴地叫着。

　　“可是，不要忘记，这工作照样是艰苦而且复杂的。”李悦说，“前两天蒋介石颁布‘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你看见了吗？那里面明文规定，军警可以逮捕爱国分子，解散救亡团体……现在厦门的特务也多起来了，处处都有他们的眼线，这里的侦缉处长，就是南京派来的那个小头目赵雄。”

　　“赵雄？”剑平惊讶了，“是不是从前跟吴坚合演过《志士千秋》的那个？”

　　“就是他。从前他是吴坚的好朋友，现在他可是沈奎政的好朋友了。”

　　“沈奎政又是谁？”

　　“浪人的头子。”

　　“从前不是沈鸿国吗？”

　　“沈鸿国早完蛋了。对了，我还没告诉你大雷被暗杀的事。”

　　“我刚听我伯伯提过，我还没有详细问他。”

　　“我们该下山了，我还得去《鹭江日报》走一趟。”李悦站起来，边走边说，“这是两个月前的事：有一天晚上，大雷带了一个叫金花的女人，参加这里‘十二大哥’的金兰酒会，沈鸿国也在场，都喝醉了。据说金花是大雷刚替她赎身的一个歌女，沈鸿国乘醉调戏了她，她哭了。大雷挂了火，仗着酒胆子，把沈鸿国揍了一拳。当晚回家的时候，大雷就在半路上，吃了谁一枪，倒了……”

　　“这准是沈鸿国干的！”

　　“你听着——从前不是有一个名叫黑鲨的要暗杀你吗？——就是那家伙，在大雷死了的第二天，半夜里，被人用绳子勒死在烧酒街二楼上。据人家过后说，大雷的死，是沈鸿国指使黑鲨下的歹毒；黑鲨的死，又是大雷手下报的仇；但是也有人说，黑鲨的死是沈鸿国为着要灭口，才把他‘铲’了的。”

　　“正是狗咬狗！”

　　“还没完呢。过了半个月，沈鸿国把那个披麻戴孝的金花强要了去。据他对人说，他不过是要‘泄一口气’。那天晚上他喝得大醉，睡倒了。第二天，用人看他到晌午还不开门，就破门进去，这一下才发现，沈鸿国被菜刀砍死在床上，金花吃了大量的鸦片膏，也断了气……闹到这一步，事情不了也了啦。沈鸿国死了以后，福建自治会主委就换了沈奎政；沈公馆也由沈奎政接管了。他跟赵雄两人混得挺好……还有金鳄那家伙，从前是沈鸿国的一条看门狗，现在已经在赵雄的手下，当起侦缉队长来了。”

　　“这坏蛋！咱们跟他又是街坊，得当心。你看他会不会注意了你？”

　　“我这土包子样儿，谁还看上眼？”

　　剑平瞧瞧李悦，不错，李悦的确像个乡巴佬。

　　“这两年来，你就一直当排字工吗？”

　　“是的。”

　　“我觉得，你要是当个编辑，倒也是挺合适的。”

　　“不。”李悦淡淡地笑了，“拿掩护来说，再没有比排字更适合我的职业了。人家看不起排字的，不正是对我方便？再说，我要不干这个，谁来干这个呢？”

　　两人边走边谈，不知不觉到了山脚。剑平想打听一下秀苇的近况，不知怎的，忽然觉得脸上发烧，说不出口。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李悦似乎觉察到了，问剑平。

　　“没有什么……”剑平支吾着，有点狼狈。

　　“那末，晚上见吧。我约四敏今晚八点在仲谦家里碰头，你也来吧。”

　　两人分手了。

　　“不中用的家伙！”剑平生气地骂着自己，“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