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着下面牵连到一些比较复杂的人事，这里得请读者允许我先追述一下过去。

　　十七年前，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一九一八年，吴坚才十四岁，在厦门一个小学念书，同级中有两个跟他最要好的同学，一个叫陈晓，一个就是十七年后把吴坚送进监狱的赵雄。他们三个，每天放学后，总夹着书包到说书场去听《三国》，听到“关云长败走麦城”，小眼睛都闪着泪光。过后，赵雄买了一张“桃园三结义”的年画，挂在家里供奉，邀陈晓和吴坚结拜。三个小孩煞有介事地烧香起誓，还拿绣花针刺破指头，按着岁数排行，赵雄老大，陈晓老二，吴坚老三。

　　假如这三个小孩能预知他们未来的友谊不像刘关张那样，不用说，这一场结盟可能当天就散了伙。可是这个留到以后再谈吧。先说他们三个由小学而中学，由小孩而青年，“五四”的浪潮从北京冲到厦门，这小城市的青年，也起了些变化。他们三个，本来都是喜欢啃旧书的，现在呢，吴坚把所有的文言文一古脑儿看成仇敌，把当时用白话印成的杂志都当“新思想”；陈晓却死死捧着《古文辞类纂》不放，看到别人写白话文，就扭鼻子；赵雄一边哼唧着“薄命怜卿甘作妾，伤心恨我未成名”，一边又作起“月姊姊花妹妹”一类的新诗。三个青年碰到一块，争论起“白话与文言孰优”，吴坚和陈晓总是面红耳赤，谁也不让谁。赵雄插在中间就充老成，替他们排解。

　　“都少说一句吧。”他摆着大哥的样儿说，“咱们三个情逾骨肉，有什么不能相让呢？”

　　一句话把陈晓说感动了，便自动去拉吴坚的手说：

　　“老三，人各有志，你也对，我也对，全对。”

　　“不，我对，你不对。真理只有一个。”

　　“好，好，就算我不对吧。”陈晓笑了，“可是兄弟究竟是兄弟，总不能为这个失了和气啊。”

　　吴坚虽不说什么，心里却不高兴再提“结拜”这件事，认为这是“封建玩意儿”。

　　青年时代的赵雄处处显露头角，中学毕业后，他头一个发起组织厦钟剧社，演文明戏，他是台柱，扮男主角。吴坚长得秀气，扮女主角。卖国贼或日本军官这一类的反角，就由陈晓当。赵雄最卖力，又是演员，又是导演，又是编剧。那时候编剧只用口述，不用笔写，剧情也不出老一套。男主角总是“激烈生”，为救国而就义；女主角总是“悲旦”，最后大半是自杀；卖国贼不用说是和日本军官勾结的。女主角演到殉情一幕，台下总有人抹泪；男主角演到骂卖国贼一幕，台下也必定是鼓掌如雷。

　　有一次，演的戏里有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赵雄例外地改扮曹汝霖，出台时找不到话说，便肚转儿向观众做自我介绍道：

　　“我曹汝霖不能留芳百世，亦当‘遣’臭万年……”

　　台下哗然大笑。

　　陈晓躲在幕后做提示，暗暗叫糟，提醒他道：

　　“说错了！不是‘遣’，是‘遗’，是‘遗臭万年’……”

　　赵雄只好照着“遗臭万年”又说了一遍，这一下把观众的眼泪都笑出来了。

　　闭幕后赵雄很懊丧，下一幕是三贼被“五四”的学生群众包围住宅，曹、陆二贼由后门逃掉一场。那时布景是用竹搭纸糊的，扮曹汝霖的赵雄一听外面群众怒吼，想逃，谁料纸糊的边门不好拉，急得他只好从纸壁钻过去。这一下台下又哗然大笑。

　　第二天《鹭江日报》出现了这样一个调皮的标题：

　　“‘遣’臭万年曹汝霖钻壁”。

　　赵雄的名字倒跟着标题出远了。朋友们老远看见他，就跟他打趣：

　　“喂，‘遣’臭万年！”“哈罗，曹汝霖钻壁！”赵雄听了，心里虽然恼怒，脸上却笑哈哈。

　　七月的一天下午，赵雄和吴坚到海边游泳。海面有风，赵雄被急浪刮远，凫不回来，喊救命。岸上人面面相觑，有畏色。这时躺在沙滩上晒太阳的吴坚，听到喊救，立刻纵身入海。水流很急，到了他拉住了赵雄时，已经喘不过气来，浪冲得他头晕眼花，连连咽着海水。

　　“完了，这回可完了。”正当危急，一只游艇抛给他一个救生圈，他抓住了，这才拖着赵雄向游艇凫来……

　　过后，赵雄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再生”。他对人家说：

　　“这个名字是我纪念朋友的——生我者父母，再生我者吴坚哉！”

　　有时他当吴坚的面也这样说。吴坚并不感动，他不大喜欢听“之乎者也”一类书句。

　　陈晓总觉得扮演反角是一种委屈。卖国贼满脸奸相，人人臭骂还是其次，最叫他吃不消的是台下有他爱慕的女朋友。

　　女朋友叫林书月，才十六岁，因为迷上文明戏，跟陈晓混得挺熟。那时厦门报纸上虽说已经出现过鼓吹“社交公开，恋爱自由”一类的社论，但女学生敢剪头发，敢跟男子一起走路，还不常见。所以书月能够被街坊人家看作是个了不起的开通女子，当然也就不算是什么怪事。

　　书月看戏总带妹妹做伴儿，妹妹叫书茵，比姊姊小两岁，偏比姊姊老成。姊姊说：

　　“我就爱看吴坚演的戏：男扮女，扮起来比女的还俊……”

　　妹妹听了，低头不做声，暗地却笑姊姊脸大。

　　终于有一天，吴坚接到书月一封信，信里填满了露骨的、幼稚的、不知从哪儿抄袭来的词句，女性的主动和大胆把吴坚吓愣了。他不敢复信。从此只要有书月出现的场所，他总是借故躲开。

　　一九二五年开始，三个青年各奔前程。

　　赵雄决定赴考黄埔军校，临行前一天，厦钟剧社开了个欢送会。有会必演说的社友们登台说了好些冠冕堂皇的祝辞，最后由赵雄起来致答词时，他兴奋得满脸发亮，用他平时说惯的那套文明戏腔开口道：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内除国贼，外抗强权，正是今天祖国当务之急。方才诸位对兄弟勉励有加，兄弟既然投笔从戎，今后自当努力报国。洒碧血于疆场，为国家民族尽孝……”

　　会散后，吴坚问陈晓：

　　“你对赵雄去黄埔觉得怎么样？”

　　陈晓说：

　　“这个人么，心雄万夫，想做大事，将来一定是社会栋梁。我是小人物，我不希望像他那样。”

　　“你希望怎么样？”

　　“我么，一生无大志。”陈晓带着自嘲地回答，“我只希望做个社会上不受注意的一分子，找个能维持生活的职业，有个温柔体贴的伴侣，这样也就不虚度此生了。老三，你怎么打算？”

　　“我还在摸索。……”

　　不久以后，陈晓果然进一家钱庄当账房。他省吃俭用，积攒了些钱，准备将来结婚那天可以排场一番。他又加入本地的啼鹃诗社，闲空时就跟那些骚人墨客联句步韵，当做消遣，真的做起“社会上不受注意的一分子”来了。

　　吴坚进《鹭江日报》当编辑。

　　一九二八年冬天。赵雄穿着崭新的绿呢军装格登登地回来了，他逢人便大谈北伐。他说他在战场上如何“九死一生”，说得吐沫乱飞，并且解开皮绑腿，摆起大腿来让大家欣赏他挂过彩的伤疤。他觉得家乡父老，没有搭牌楼，悬灯结彩欢迎他一番，是大大不应该的。

　　可是他的绿呢军装也没有穿得多久，只过了两个冬天，就被他送到当铺里去了。

　　想到自己是“九死一生”的“北伐英雄”，竟然混不到一官半职，就一肚子火。他大骂“江浙派”，说他们是亲日派，霸占了福建地盘。

　　“咱福建人受排挤！在朝文武，没有咱福建人的地位！”他对人愤愤地诉不平，“福建是福建人的福建，要他妈的外江人来管，置福建人于何地！……”

　　吴坚有一次对他说：

　　“算了吧，你还是把做官的念头打消了，当教员吧。”

　　赵雄这才认为“屈就”地到第一中学去当体育教员。他重新组织厦钟剧社演文明戏。《志士千秋》一剧，就是这时期他自认为最得意的杰作。

　　可是“最得意的杰作”并没有使他得意。有人通知他，说日本歹狗要暗算他，原因是他演的戏侮辱了日本国体，于是这个身材像狗熊胆子像老鼠的所谓“北伐英雄”，吓得当天就逃到上海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