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六日

同志们：

　　在这一年之春，极自然的我们都想检讨过去的工作，而愿新的成绩比过去更好。那么，就请我先说说我自己的事吧。

　　自从抗战以来，我就在全国文艺界协会帮一点忙，去年自然还是常为会务去跑腿，费去不少的时间。可是，办事并没有使我完全放弃了写作；我还在忙乱中时时拿起笔来。我以为，我们致力于文艺工作的人，什么都可以放弃，但不能放弃写作；我们的钢笔若是生了锈，恐怕我们的心与脑也就要生锈了！我们承认办事情足以防碍写作，但不应当借口忙碌而舍弃了写作；离开文艺，我们便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去年这一年中，除了小文小诗不算，我写了万行诗的多一半和三个话剧剧本。在元月，我和宋之的先生合写了《国家至上》——讲回、汉合作的四幕剧。我为什么改行写戏呢？一来是为学习学习；二来是社会上要求我，指定我，去写，我没法推辞。《国家至上》就是回教救国协会的友人，委托之的与我去写，而且指定须写一本戏剧的。

　　从2月到6月，我一直在写诗——《剑北篇》。诗不易写，我又是初学，所以写得很慢。本想在年底可以完成万行，可是只写了一多半。7月，我开始写张自忠将军殉国的剧本，也系受人之托，故把长诗暂行放置。这剧本极难写，虽然费去三个月的工夫，改正五次，结果仍是一无可取。10月间，又与之的先生合写《无形的防线》；11、12两月，我独自写成《面子问题》——三幕喜剧。

　　算起来，几千行诗，几十篇小诗、小文，和三个剧本，在量上实在不算怎么多；可是能在一边帮忙，一边写作，有此成绩也就嗟足自慰了。从质上说，这些作品中没有一篇能使我自己满意的。一个较好的剧本，或是几十行好诗，也许就应写一年；而我竟敢于一年中写成几千行诗，与三个剧本，其为胡来亦可知矣！青年朋友们，我郑重地向你们诉述：我的可取只是在于不服老，与不借口忙乱而把笔放在一边。我的错误是在太好进取，而忘了慎重。我希望你们在文艺创作上比我更有勇气，可是同时要知道文艺作品绝不该马马虎虎的写出。你们应勇于创作，但创作出来须细细的，耐心的，诚恳的，加以改正；改了一遍，再改一遍；然后，再改一遍。十年写一部小说，五年写一本戏剧，并不算少，不算慢！在抗战中，我们的确写出了不少东西来，但是有几篇真好呢？这值得我们深思一下！不错，为了应战，我们不能极度冷静的写作，我们是以笔代枪，要马上投奔前去；但是，我们也应晓得抗战是与建国齐进的，我们也应于混战一场之外，去从事建设伟大的文艺，使文艺在抗战中发出万丈光芒来！

　　还是忙碌，就不写下去了，我谨祝诸位努力于新文艺的建设，并祝健康。

老舍

原载1941年3月16日桂林《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