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書數道及所收表本澄清堂大王法帖，想法眼所鑑定是尤物。抗戰期間亦曾收得一冊，是有正書局所印，適於架上帖堆中檢出，翻閱一過，覺與吾兄所藏表本未必同出一源。此本並不分卷，又吾兄所舉“九日採菊”及“又頃水雨”兩帖，此亦無有；惟卷首亦刻“澄清堂帖”，次行低一格刻“王右軍帖”，俱作楷書，字體則學率更而失之板滯。下有收藏者八印，內一漫漶不可辨識，亦有邢子願印，白文曰“邢侗之印”。第一帖爲“且極寒”，最末爲“昨得期書”，不知高齋所收亦如此不？內有數帖與“大觀”重複，舊曾兩兩對勘，覺“澄清”略具規模，遠不如“大觀”之精彩。而“四月廿三日羲之頓首昨書”一帖，“澄清”帖之“書”竟刻成“”，竟不復成字。惟“三月廿四日羲之白末春”帖與“羲之頓首昨得書問所疾”二帖是章草，不佞於他帖未見過，每一閱覽，覺其欹斜傾仄，嫵媚橫生，風華蓋世，與漢代章草之專謹相較，信是即所謂古質而今妍者也。但恨其非真跡，上石原刻初榻而已，未識兄本中亦有之否？

　　蒙下問《書譜》中諸疑，不佞亦不能代剖，“”如非“恥”，更不可識，如果是“恥”，“止”旁又不可寫作“”，“”是“乍”之草也。如釋作“非”，則“”又不可寫作“”也。私意釋“恥”，但於義較長耳。“希風妙”之“”，不佞舊讀爲“和”，雖未必是，但較“敘”字爲可通。至於“草不兼真，殆於專”之“”，舊亦只讀作“謹”，因晉唐諸賢草書“謹”皆作“”故。“專”者，執而不化之意；“謹”者，拘而無放之意，謂“草不兼真，殆於專謹”，似不可通，實則前賢作草，法度至嚴，縱橫往來，向背迎送，皆有一定尺寸，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故有“匆匆不及草書”之說。夫匆匆之間，不作草書，則草之“專謹”可知。至於真書，雖於縱橫往來向背迎送之際，不能不有法度，然點畫斷而不聯，運筆時可以隨時斟酌情勢，截長補短。將無作有，是以盡有從容之餘地，不似草書之兔起雀落，稍縱即逝，苟非胸有成竹，往往勢同畫虎。後賢作楷，侷促如轅下駒，不是算子，亦等脫，實由唐代方格眼子爲厲階。晉賢楷書，隨字體本來之方圓大小長短肥瘠而寫之，此真合乎辯證法所謂客觀存在不隨人意志爲轉移。但如能掌握其規律而運用之，又可以左右逢源者矣。他不必論，即如黃庭經，每遇重字，便爾變體，自首至尾，更無一字（“一字”之“一”或當爲“兩”耳。此意兄自得之，不須縷）體式雷同，此又辯證法所謂於個別見一般、於一般見個別者也。每一瀏覽，反覺草書窘於繩墨。淪陷中困居北京，數曾臨寫，勝利以後，荒廢至今，老病侵尋，深恨不復能修此勝業。

　　又來書謂拙草真得伯英“不真而點畫狼藉”之妙，獎譽過當，甚感惶慚，然而私心亦竊自喜。伯樂相馬，相賞於牝牡驪黃之外；伯牙聽琴，能辨於高山流水之音，非我魚兄不能於拙草下如是評語也。不佞比來雖不認真習書，然於書法時時有悟入處，即如作草，每於斷處行以楷法，此雖細節，然初學粗心，往往見不及此，即不佞病初愈時，亦尚千里萬里。然則吾兄所謂“點畫狼藉”者，至當不易而又得吾心之所同然者矣。若夫伯英，豈敢，豈敢。

　　本答來問，縱筆至此，溢出題外，今賡前言，以竟此幅。“有乖入木之”，“”定是“術”，然以文義與文律求之，當是“微”，而非“術”，或是虔禮筆誤焉？得起之於九泉而問之耶。“自通觀”之“”，不佞舊只讀作“闕”，蓋“朔”草作“”，則“闕”字左下之“”作“..”自合法，至“欠”之爲“..”，又不需說也。疲極　即奉

　　魚兄過眼

顧隨拜手　四月十二日上下午

　　晉唐諸賢於“氵”皆作“”，凡“”則言或“ㄔ”或“亻”之草也。惟“堇”之爲“”，迄今尚不能曉其規律與其來源之所自，故平生草書，“謹”只作“”，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