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周汝昌一九五六年一月九日

  抒情詩之作,詩人所以抒寫個人之喜怒哀樂,然決不能脫離敘事、寫景,甚至說理。屈子《離騷》、杜老《北征》其顯例也。此外,即不含有說理部分之抒情詩,亦無不有其說理之成分。所以者何?理者思想,而詩人不能無思想故。玉言自了,無煩舉例。粵在古昔,悲愴、怨慕、憤激、慷慨之作,最足以引起讀者之共鳴。所以者何?不合理底社會制度之下,大多數被壓迫、被剝削之羣衆,無不有其悲愴、怨慕、憤激、慷慨故。洎乎現代,且不必說經濟基礎既已改易,上層建築必然變更,即如人民當朝,治理天下,則所謂悲愴、怨慕者,舉已烏有;即其憤激、慷慨,亦別有原因,別有對象,大異乎舊時。抒情詩人苟其不能深入羣衆,感羣衆之所感,言羣衆之所言,則固已自外於時代,自異乎人羣,其所作將覆成爲何等作品乎哉!於此,更不須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之原理以繩之也。詞屬於抒情詩,表現作風、創作途徑,自當無以異乎上所云云。

  不佞一病,身心兩方損失匪輕,惟於作詞,小有進益,或可謂爲塞翁失馬。至於詞之形式是否宜乎今之創作,又別一事矣。此上

  玉言吾兄史席

顧隨拜手 一月九日上午


  剛公項疽已愈,自上週起已登臺,適間到寒齋來,說元氣仍未恢復,然病已去身,可無憂耳。言兄比何如?過年後未得手書,頗念也。


  明日起上課兩週,每週六小時,補缺課,趕進度,暫時間恐不得作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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