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敏寺旁边有一座古老的诺曼底皇宫，在亨利八世时被烧毁。两边的偏殿幸免于难。爱德华六世把上议院和下议院分别设在这两个偏殿里。

    现在两个偏殿和两间大厅都不存在了。已经全部翻造了。

    我们已经说过，现在再说一遍，今日的上议院与往昔的上议院已经毫无类似之处。在拆毁旧殿的时候，他们或多或少的把往昔的习惯也拆毁了。掘纪念碑的丁字镐对法律和习惯也有影响。一块古碑倒下来的时候，不会不带走一条古老的法律。把一个一向设在方厅里的元老议会迁到圆厅里，它就不再是同样的东西了。软体动物的形状是随着外壳变的。

    如果你希望保存一件古老的事物，不管它是属于人类的还是属于神的，是一个法典还是一种教义，是一个古代贵族制度还是一个祭司制度，千万不要去修理它，连外表也不要动。顶多打上一个补钉就够了。譬如说，耶稣会就是天主教教义的补钉。对待建筑物同对待一种制度是一样的。

    陰影应该留在废墟里。衰老的权力在新装饰过的屋子里是不会舒服的。荒芜的宫殿配上破破烂烂的制度最合适。

    叙述昔日上议院内部的情形，等于叙述完全陌生的事物。历史就是黑夜。历史没有第二种面貌。凡是退出舞台的东西，没有不立刻消失在朦胧里的。布景一换，一切都忘掉了。往事的同义词是：不为人知。

    英国爵士们的法庭设在西敏寺大厅，最高的立法厅设在一间特殊的大厅里，叫做“爵士之家”，house of the lords。

    除了不经国王召集从来不开会的英国上议院以外，西敏寺大厅里还有两个大法庭，它们的权力虽然比上议院低，但是比其他一切司法机关的权力都高。在大厅上层，它们占用两间毗连的套房。第一个是御席法庭，规定由国王出席主持；第二个是大法官法庭，由大法官出席主持。前者是“正义”法庭，后者是“慈悲”法庭。大法官可以奏请国王开恩赦免；不过这是罕有的事。这两个法庭现在还存在，它们解释法律，作一些修改；法官的技巧在于把法典雕成判例。通过这个躁作，让法律尽可能地产生一些公道。西敏寺大厅是一个制造法律、适用法律的庄严的神殿。这个大厅的圆顶是栗木的，蜘蛛不可能在上面结网。其实法律里的蜘蛛网已经够多了。

    这儿又是法庭又是议会。这两个东西组成了至高无上的权力。长期议会自从一六四○年开始以来，就感觉到需要这一把对革命有利的两刃利剑。因此长期议会声明它不但有立法权，同时还有司法权。

    这个双重的权力，从远不可考的时期起，就赋给上议院了。我们刚才说过，法庭设在西敏寺大厅，立法厅设在另外一间大厅里。

    这个另外的大厅，也就是“爵士之家”，是一个狭长的屋子。白天，光线从四个深深嵌在屋顶上的窗户里透进来，除此以外，国王的华盖上面还有一个带窗帘的、有六块玻璃的牛眼窗。夜里，除了装在墙上的十二座半圆形的多支蜡烛台以外，并无其他的照明设备。威尼斯的元老厅比这儿还要暗。这些掌握生杀之权的猫头鹰喜欢昏暗。

    爵士们聚会的大厅上面是一个拱形圆顶，梁是金黄色的，还有许多多面体塑像。下议院的大厅是平顶的。君主国的每一个建筑物都有它的意义。爵士们的长厅，一头是门，另外的一头是国王的宝座。离门几步的地方横着一道木栅，类似一条边界，说明平民到此为止，再过去就是爵士们的地盘了。在宝座右首是一个壁炉，上端有纹章，另外有两个大理石浮雕，一个内容是五七二年卡司窝弗征服不列颠人的胜利；另外一个是丹斯塔布尔城的地图，上面有四条大街，类似世界的四个部分。国王的宝座是放在一个有三级台阶的平台上的。宝座叫做“国王的椅子”。

    两边墙壁上挂的是伊丽莎白赐给爵士们的壁毯，上面是一幅幅的西班牙无敌舰队从离开西班牙起、一直到在英国面前覆灭为止的连环画。巨大的船身都是金线和银线绣的，因为年深月久，已经发黑了。宝座右首，在蜡烛台隔开的挂毯那儿，放着为主教们预备的三排席位；左面放着为公爵、侯爵和伯爵们预备的三行席位，排列成行，一层一层的，中间留着走道。第一排三个凳子上坐的是公爵，第二排三个凳子上坐的是侯爵，第三排三个凳子上坐的是伯爵。子爵们的席位是横列在宝座对面的，在子爵背后和木栅中间才是男爵们的两条凳子。宝座右首的高凳子上，坐的是坎特伯雷和约克的两位大主教；中间一排席位上坐的是轮敦、窦汉姆和温彻斯特的三位主教，其余的主教都坐在下面的凳于上。在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其他的主教中间有个极大的区别，大主教是“上天指定的”主教，其他的主教，不过是“上天认可的”主教。在宝座右首，还有一个替威尔士亲王设的座位，左首则是一些为皇族公爵预备的折叠式的椅子；在这些椅子后面有一级台阶，那是专为未成年的爵士们设的席次，他们没有发言权。到处都是百合花，爵士们以及国王头顶上的四壁上，饰着巨大的英国国徽。爵士们的儿子和贵族阶级的嗣子都站在华盖后面和墙壁中间，有权观看辩论。在大厅尽头的宝座和三面上议员的议席中间，留着一块很大的四方形空地，铺着华丽的地毯，交织着英国国徽，放着四个羊毛坐榻：一个在宝座前面，上面坐着大法官，两边放着权标和大印；一个在主教们的席位前面，上面坐着裁判官，他们是国家的顾问官，有权投票而无权发言；一个在公爵、侯爵和伯爵们前面，上面坐着国务大臣；还有一个在子爵和男爵们前面，上面坐着皇家书记官和议会书记官，并且有两个属员伏在上面跪着写字。在这个地方的正当中，是一张很大的桌子，铺着桌布，放着一卷卷的文件、记录册子、传票和几只巨大的雕花银墨水壶，四只角上放着高蜡烛台。爵士们根据年资，也就是说，每人依照自己的爵位建立日期就座。席次根据爵位划分，同样的爵位又以年资区别前后。在木栅那儿站着黑杖侍卫长，手里拿着权杖。门里边的是侍卫军官；门外边的是黑杖司仪官，他的职务是在开庭时用法国话大叫三次：“开——哟！”把重音放在第一个字上，声音特别严肃。司仪官旁边站着大法官的持权标的律师。

    在皇家的仪式中，普通的爵士们戴冠冕，神职爵士们戴主教帽。

    大主教的帽子上绣着公爵冠；普通的主教因为地位比子爵低，帽子上绣着男爵帽。

    我们应该指出一个有教育意义的奇怪现象。在宝座、主教和爵士们的席位中间的这个方形空地上，跪着官员。这跟法国开国时两个朝代的古议会的情形相同。法国政权的表现方式也如同英国的一样。远在八五三年，英克马写了一篇de ordinatione sacri palatip①，他描述的简直就是十八世纪西敏寺上议院议会的情形。委实奇怪！现场记录远在九百年前就已经写好了。

    ①拉丁文：《皇家会议一瞥》。

    历史是什么？历史是把古人的事情告诉现在的人。英克马却恰恰相反，把现在的事情告诉古人了。

    议会必须七年召开一次。

    上议员们关着门秘密讨论。下议员的辩论则是公开的。公开贬低身分。

    爵士的数目没有限制。召集上议员是对王权的威胁。这是统治的手段。

    在十八世纪初期，上议院的名额已经很多了。后来还在不断地增加。削弱贵族阶级是个有政治意义的策略。伊丽莎白把贵族阶级压缩到六十五名爵士，大概是犯了错误。数目越少越厉害。在集会中，会员越多头儿越少。詹姆士二世懂得这一点，他把上议员增加到一百八十八人，或者说一百八十六人，如果我们不把寝宫里的朴茨茅斯和克利夫兰两位公爵夫人算进去的话。在安妮做女王的时候，连主教计算在内，一共是二百零七个爵士。如果不把女王的丈夫肯伯兰公爵计算在内，一共是二十五位公爵，最早的是诺弗克公爵，他是天主教徒，没有列席；后进的是剑桥公爵，汉诺威的选帝侯，虽然他是个外国人，却出席参加议会。温彻斯特是“英国独一无二的”侯爵，如同阿斯托加是西班牙独一无二的侯爵一样；他是雅各宾党人，没有出席。有五位侯爵，最早的是林赛侯爵，末一个是罗狄安侯爵。七十九位伯爵，最早的是德贝伯爵，末一个是伊斯来伯爵。九位子爵，最早的是希尔佛尔子爵，末一个是隆斯德尔子爵。六十二位男爵，最早的是阿布加文尼男爵，末一个是赫维男爵，赫维爵士是最末了的男爵，称为“殿后上议员”。至于德贝，因为他前面有牛津伯爵和什留斯布里及肯德伯爵，所以在詹姆士二世时是第三位伯爵；可是到了安妮在位的时候，却变成了最早的伯爵。还有两位大法官的爵位已经从男爵的名册中消失了：一个是维鲁南男爵，历史上承袭这个爵位的是培根爵士；另外一个是维姆男爵，历史上承袭这个爵位的是杰弗理！两个可怕的名字。在一七○五年，二十六位主教只有二十五位出席，吉士特的主教职位是一个空缺。在主教当中，有些是爵位很高的贵族，如牛津的主教威廉·泰尔波，是新教的首领。其他的都是些卓越的博士，如约克的大主教约翰·沙普，做过瑙威池修道院院长；罗彻斯特的主教诗人托马斯·斯普刺特，是个患中风的老头儿；还有林可恩的主教韦克，他后来死在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任上，是波胥埃的劲敌。

    在重要的关头上，这一群庄严的爵士接到了国王召集议会的通知以后，穿着长袍，顶着假发，戴着主教的高冠或者带羽毛的帽子，靠着议院的墙壁各就各位；他们一排一排的脑袋和墙上在暴风雨中覆灭的、隐隐约约的无敌舰队，都仿佛在说：“连暴风雨也服从英国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