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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你如果有福氣獨自坐在窗內，靜悄悄的沒一個人來打擾我，一點鐘，兩點鐘的過去，嘴裏銜着一支菸，躺在沙發上慢慢的噴着煙雲，看它一白圈一白圈的升上，那末在這靜境之內，你便可以聽到那牆角階前的鳴蟲的奏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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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曉得你們這兒的兵怎樣，據我所看見的大都是面黃肌瘦，一層皮子包着突出來的骨頭。至於我們那兒的也差不多，也是一層皮子包着突出來的骨頭的，可是滿臉卻罩着的是一層慘白的菸灰色，——大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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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先生給我的信，如果都能保存起來，我想可以有一百來封。可惜民國十五年的京報事變，二十一年的上海戰爭，我都損失了不少書物，那些書物裏面準有幾十封魯迅先生的信；加以平時不小心，居住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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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生逝世五週年紀念會講紀念魯迅先生，我想，最好用學術演講。今天有曹靖華先生講“魯迅與翻譯”，郭沬若先生講“魯迅與王國維”，都是極有價值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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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先生常說：“許多往事，知道的人浙漸少了，要是不趕緊寫，實在是可惜的。”但是他的生活，永遠在思想的鬥爭中，似乎無暇記述這些往事，他的願望並沒有充分地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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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了許景宋先生在第六卷四期《抗戰文藝》上《民元前的魯迅先生》以後，我很覺得感奮。魯迅先生和我們永別已四年了，第一念好似已經有了四十年；但是無怪的，我們在這四年裏面，做了多少照耀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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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魯迅先生的未完成的作品，似乎已經有人提到，手邊沒有書籍，不能確切徵引。其中以劇本《楊貴妃》爲最令人可惜。魯迅先生對於唐代的文化，也和他對於漢、魏、六朝的文化一樣，具有深切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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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元年的新年，我在紹興初級師範學校。陰曆十一月十三日的午飯時分，我們的學校得到了消息，說：“革命政府今日成立於南京，改用陽曆，今日就是陽曆的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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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弟手足：藝風社的展覽會快開了，你叫我寫一篇文字來批評你的思想和藝術。這事在一個意義上是容易得很的，因爲我無論如何不瞭解你的思想和藝術，我總可以站在老兄的立場，說幾句冒充的內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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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歲以上的人，每把求學叫做讀書；這讀書，也就是四十歲以下的人所稱的求學。（雖然四十歲只是一句含混話，並不極端附和錢玄同先生一過四十歲即須槍斃之說，但是到底隱隱約約有一條鴻溝，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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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縣是一片平原，境內連土堆般的小山也沒有，就有也只是幾個小山般的土堆。河流大小雖有幾條，毛病卻在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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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聽一位雲南朋友潘孟琳兄談及，雲南有一種挑販，挑着兩個竹簍子，口頭叫着：“賣東西呵！”這種挑販全是紹興人，挑裏面的東西全是紹興東西；顧主一部分自然是紹興旅滇同鄉，一部分卻是本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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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看紅葉，特地跑到紹興去。上海是春天連蝴蝶也不肯光降的，秋天除了墓地裏的法國梧桐呈着枯黃以外，紅葉這一樣東西從未入夢，更何論實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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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遊宗傑：你是好遊的，我願同你講講我去年在里昂時的遊興。在那裏的時候，每年暑假我必到山中或海邊旅行，而且每逢禮拜日，只要沒有約會或緊要的事務，我也必到鄉間去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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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月大清早上與諸位講夜的事情，未免十分的得罪；然而今夜是有特別意義的，所以不惜來荒廢您所要計劃今天一日大事的時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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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乎北京乎！別來五年了。經過豐臺以後，火車着慌，如追隨火光的蛇的急急遊行。我，停了呼吸，不能自主的被這北京的無形的力量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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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把戲的老人船停泊在蘇彝士運河口的波得賽特，旅客們在岸上游逛以後乘坐小划船兩兩三三的回到船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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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別忽然聽到一陣雜擾的聲音，大家都趕到船邊去看，見岸上一大羣水手，正在撤去船上的梯子，船與岸兩者間所藉以交通者只有兩個梯子，正在撤去的就是二者之一，也就是我到船上來時所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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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難兄難弟”裏面有一個胖弟弟——王博士。這個胖弟弟的樣子生得那樣胖胖白白，和藹可親！他的性情又是那樣天真爛漫，篤實敦厚！凡是和我們這個胖弟弟做過朋友的，想都能得到這樣的印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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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幾個“難兄難弟”裏面，居然有着三個學徒，這也可算是這幾個人的奮鬥史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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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談到“難兄難弟”的又一個——李公樸先生。上節談過的章先生是銀行練習生出身；倘若練習生可算是摩登學徒的另一名稱，那末李先生卻也有着相類的發源，他原來做過鎮江一家京廣洋貨店的學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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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家長”外，我們還有幾個“難兄難弟”，倘若這裏所用的“難”字可作“共患難”的“難”字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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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昨天和諸位談過了“故事的象徵”，現在要在這一個觀點之下來談逆流中的一個文化堡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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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從蘇聯一個又一個的五年經濟計劃實行奏效之後，經濟學家都喜談“計劃經濟”，其實不但經濟應有計劃，就是讀書也應該首先有一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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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同時被捕的幾個“難兄難弟”，關於他們的生平，我已和諸君談過了。最後要談到我們的一個“難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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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要談談我們的“家長”。稍稍留心中國救國運動的人，沒有不知道有沈鈞儒先生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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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住的高等法院看守分所裏的這個病室，因爲是新造的，所以比較的清潔。牆上的白粉和牆上下半截的黑漆，都是簇簇新的；尤其僥倖的是，沒有向來和監獄結着不解緣的臭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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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高等法院是在道前街，我們所被羈押的看守分所卻在吳縣橫街，如乘黃包車約需二十分鐘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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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次所談的情形，已可看出《生活》週刊的創辦並沒有什麼大宗的開辦費。寥若晨星的職員三個，徐先生月薪二十幾塊錢，孫先生月薪幾塊錢，我算是主持全部的事業，月薪最多的了，每月拿六十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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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再續談《生活》週刊的事情以前，其中有兩件事可以先談一談。第一件是關於我的婚姻，第二件是我加入時事新報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