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崇一來書雲：“師雲：‘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若曰多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之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竊意良知雖不由見聞而有，然學者之知，未常不由見聞而發。滯於見聞固非，而見聞亦良知之用也。今曰‘落在第二義’，恐爲專以見聞爲學者而言，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似亦知行合一之功矣。如何？”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人教人第一義。今雲專求之見聞之末，則是失卻頭腦，而已落在第二義矣。近時同志中，蓋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其功夫尚多鶻突者，正是欠此一問。

大抵學問功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卻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爲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既雲“擇”，又云“識”，其良知亦未嘗不行於其間，但其用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已失卻頭腦矣。崇一於此等處見得當已分曉，今日之問，正爲發明此學，於同志中極有益。但語意未瑩，則毫釐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二

來書雲：“師雲：‘《系》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心之本體即是天理，有何思何慮得！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體，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學者之蔽，大率非沈空守寂，則安排思索，德辛壬之歲著前一病，近又著後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發用，其與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別？恐認賊作子，惑而不知也。”

“思曰睿，睿作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其可少乎？沈空守寂與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爲喪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所以認賊作子，正爲致知之學不明，不知在良知上體認之耳。

三

來書又云：“師雲：‘爲學終身只是一事，不論有事無事，只是這一件。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卻是分爲兩事也。’竊意覺精力衰弱，不足以終事者，良知也。寧不了事，且加休養，致知也。如何卻爲兩事？若事變之來，有事勢不容不了，而精力雖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則持志以帥氣可矣。然言動終無氣力，畢事則困憊已甚，不幾於暴其氣已乎？此其輕重緩急，良知固未嘗不知，然或迫於事勢，安能顧精力？或因於精力，安能顧事勢？如之何則可？”

“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意，且與初學如此說亦不爲無益。但作兩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則君子之學終身只是“集義”一事。義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謂義。能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謀其力之所不及而強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爲致良知，而凡“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雲“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計較成敗利鈍而愛憎取捨於其間，是以將了事自作一事，而培養又別作一事，此便有是內、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義外”，便有“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病，便不是致真知以求自慊之功矣。

所云“鼓舞支持，畢事則困憊已甚”，又云“迫於事勢，因於精力”，皆是把作兩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學問之功，一則誠，二則僞。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誠一真切之故。《大學》言：“誠其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曾見有惡惡臭、好好色而須鼓舞支持者乎？曾見畢事則困憊已甚者乎？曾有迫於事勢因於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從來矣。

四

來書又有云：“人情機詐百出，御之以不疑，往往爲所欺，覺則自入於逆、臆。夫逆詐，即詐也；臆不信，即非信也；爲人欺，又非覺也。不逆不臆而常先覺，其惟良知瑩徹乎。然而出入毫忽之間，背覺合詐者多矣。”

不逆不臆而先覺，此孔子因當時人專以逆詐、臆不信爲心，而自陷於詐與不信；又有不逆、不臆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而往往又爲人所欺詐，故有是言。非教人以是存心，而專欲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以是存心，即是後世猜忌險薄者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不逆、不臆而爲人所欺者，尚亦不失爲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覺者之尤爲賢耳。崇一謂“其惟良知瑩徹”者，蓋已得其旨矣。然亦穎悟所及，恐未實際也。

蓋良知之在人心，亙萬古、塞宇宙而無不同。“不慮而知”，“恆易以知險”，“不學而能”，“恆簡以知阻”，“先天而天不違。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謂“背覺合詐”者，是雖不逆人，而或未能無自欺也；雖不臆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是或常有求先覺之心，而未能常自覺也。常有求先覺之心，即已流於逆、臆，而足以自蔽其良知矣。此背覺合詐之所以未免也。

君子學以爲己，未嘗虞人之欺己也，恆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未嘗慮人之不信己也，恆自信其良知而已；未嘗求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恆務自覺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則良知無所僞而誠，“誠則明”矣；自信則良知無所惑而明，“明則誠”矣。明、誠相生，是故良知常覺、常照。常覺、常照則如明鏡之懸，而物之來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誠，則無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覺矣；自信而明，則無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覺矣。是謂“易以知險，簡以知阻”，子思所謂“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者也。然子思謂“如神”，謂“可以前知”，猶二而言之，是蓋推言思誠者之功效，是猶爲不能先覺者說也。若就至誠而言，則至誠之妙用即謂之“神”，不必言“如神”；至誠則無知而無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