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小铺的房顶和前门涂过油漆，明晃晃的，就跟新的一样，窗子里照旧开着鲜艳的天竺葵。三年以前在齐布金家里和院子里出过的事，差不多给人忘光了。

　　老头子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仍旧跟往常一样算是主人，不过实际上一切事情全由阿克西尼娅掌管了。她买东西，卖东西。不管什么事，不得她的同意就办不成。砖厂经营得挺好。由于修铁路需用砖，砖价已经涨到二十四卢布一千块了。村妇和村姑用大车把砖运到火车站上，装进火车，做这样的活儿，一天赚四分之一卢布。

　　阿克西尼娅跟赫雷明家年轻的一辈人搭伙经营，他们的工厂现在叫做赫雷明兄弟公司了。他们在火车站附近开了一家饭铺，那个贵重的手风琴已经不是在工厂里，而是在这个饭铺里奏乐了。邮政局长也在做一种什么生意，常常到饭铺去。火车站站长也一样。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送给聋子斯捷潘一个金表，他常从衣袋里拿出那个表，放到耳朵旁边听一听。

　　村里人谈到阿克西尼娅，都说她有很大势力。不错，每逢她早晨坐上马车到自己的砖厂去，脸上挂着天真的笑容，漂亮，幸福，以及后来到了砖厂，在那儿发命令，人都会感到她有很大势力。家里也好，村里也好，砖厂里也好，人人都怕她。遇到她上邮政局去，邮政局长总是很快地站起来，对她说：

　　“请您赏光坐一坐，克谢尼娅·阿勃拉莫芙娜！”

　　有一回有个上了岁数、可是装束时髦的地主，穿一件细呢料的长外衣和一双高统的漆皮靴，卖给她一匹马，跟她谈来谈去，谈得入了迷，竟迎合她的心意，压低价钱对她让步了。他跟她握了很久的手，瞧着她那快活、狡猾、天真的眼睛，说：

　　“为了您这样的女人，克谢尼娅·阿勃拉莫芙娜，随您喜欢什么，我都愿意照办。不过，请您说一声：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单独相会，没人来打搅我们？”

　　“那随您的便，什么时候都行！”

　　这以后，那个上了岁数的花花公子差不多天天坐着车到小铺来喝啤酒。啤酒挺难喝，苦得跟艾草一样。地主摇头，可是仍旧喝下去了。

　　老齐布金已经不管生意上的事。他身边不带钱了，因为他怎么也分不清真钱和假钱，可是他一声不响，绝不对任何人提到这个弱点。不知怎的他变得健忘了，要是人家不给他东西吃，他也不要。他们已经惯了，吃饭时候总不记得找他。瓦尔瓦拉常常说：

　　“昨天我们那口子又没吃东西就上床睡了。”

　　她满不在乎地说这句话，因为她也惯了。不知什么缘故，不论冬夏，他总穿一件皮大衣，只有遇到很热的天气才不出门，坐在家里。他照例穿着那件皮大衣，裹得严严的，竖起衣领，在村子里蹓蹓跶跶，顺着大路到火车站去散步，或者从早到晚坐在教堂门口附近的长凳上。他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行人向他鞠躬，可是他不理，因为他跟先前一样，仍旧不喜欢农民。要是人家问他话，他总是合情合理、客客气气地回答，不过答话很简单。

　　村子里传播着一种流言，说是他的儿媳妇把他从自己家里赶出来了，不给他东西吃，说是他靠施舍活着。有人听了高兴，有人替他难过。

　　瓦尔瓦拉长得越发胖，皮肤也越发白了。她仍旧在做好事，阿克西尼娅也不来过问。现在，果酱多得很，他们来不及吃完，新果子就又收下来了。果酱凝成糖块，瓦尔瓦拉不知道拿它怎么办才好，差点哭出来。

　　大家已经开始忘记阿尼西姆。有一天他写了一封信来，是用韵文写成的，用的是大张的纸，仿佛呈文一样，而且写的仍旧是先前那一笔好字。显然他的朋友萨莫罗多夫跟他在一块儿服刑。那些诗句下面，有一行字却是用难看的、几乎认不清的笔迹写出来的：“我在这儿一直害病，我很痛苦，看在上帝份上帮帮我。”

　　有一回，那是秋天一个晴朗的日子，将近黄昏，老齐布金坐在教堂大门附近，竖起皮大衣的衣领，只有鼻子和帽檐还看得清。这条长凳的另一头坐着包工头叶利扎罗夫，跟他并排坐着的是学校看守人亚科夫，他是一个脱了牙齿、大约七十岁的老头儿。“拐杖”和看守人正在聊天。

　　“孩子应当养活老人，供老人吃喝……孝敬爹娘，”亚科夫有气地说，“她呢，一个做儿媳妇的却把公公从自己家里撵出来了。老头子没吃没喝，上哪儿去好呢？他三天没吃东西了。”

　　“一连三天啊！”“拐杖”吃惊地说。

　　“他就这么坐着，老是一句话也不说。他已经变得衰弱了。何必闷声不响呢？告她一状就是，反正法院也不会夸奖她。”

　　“法院夸奖谁？”“拐杖”没听清，问道。

　　“什么？”

　　“那娘们儿不错，她也算卖力气了。干他们那行生意，不那么办就不行……我是说，不能不犯罪……”

　　“他打自己的家里给撵出来了，”亚科夫接着气愤地说，“你得自己挣下钱，买下房子，然后才能撵人啊！嘿，你想想看，真有这样的女人！简直是瘟疫嘛！”

　　齐布金听着，一动也没动。

　　“不管是自己的房子也好，别人的房子也好，只要暖和，娘们儿不骂人，那就都是一样……”“拐杖”说，他笑起来，“我年轻时候，很疼我的娜斯达霞。她是个文文静静的小女人。那当儿她老爱说：‘买所房子吧，马卡雷奇！买所房子吧，马卡雷奇！买匹马吧，马卡雷奇！’她临死，还一个劲儿地说：‘你买一辆快马马车吧，马卡雷奇，免得自己走路。’我呢，什么也没给她买，只给她买过蜜糖饼干。”

　　“她的丈夫又聋又笨，”亚科夫接着说，没听“拐杖”的话，“十足的傻瓜，活像一只笨鹅。他能懂什么？拿根棍子照准鹅脑袋兜头打下去，它也还是不会懂啊。”

　　“拐杖”站起来，要回到工厂的家里去了。亚科夫也站起来，两个人一块儿走，边走边谈。等他们走出大约五十步去，老齐布金也站起来，跟着他们勉强地走，他迈步不稳，倒好像在光滑的冰上走路似的。

　　村子已经笼罩在薄暮的昏暗里，那条大路蜿蜒地爬上坡去，好比一条蛇，太阳只照到大路的上半部了。老太婆们从树林里回来，身边带着小孩子。她们提着装满片状蕈和乳蘑的篮子。村妇和村姑成群地从火车站回来，她们已经在那儿把砖装进车厢了。她们的鼻子和眼睛底下的脸颊布满红色的砖末。她们在唱歌。领头走着的是丽巴，眼睛望着天空，用尖细的嗓音唱着，声音发颤，仿佛在得意，在高兴：谢天谢地，白天总算过去，可以休息了。她母亲，做短工的普拉斯科维娅，也夹在人群里，抱着一个包袱走着，跟往常一样，一边走一边喘气。

　　“你好，马卡雷奇！”丽巴一看见“拐杖”，就说，“你好，亲爱的！”

　　“你好，丽宾卡！”“拐杖”叫道，挺高兴，“姑娘们，娘们儿，爱这个阔绰的木匠吧！哈哈！我的孩子们，孩子们！（“拐杖”鼻子一酸，哭出来了。）我亲爱的小斧子！”

　　“拐杖”和亚科夫往前走去，可以听见他们在谈话。他们走后，人群遇见了老齐布金，大家忽然静下来。丽巴和普拉斯科维娅稍稍落在大家的后面。等到老头子跟她们走到并排，丽巴就深深地一鞠躬，说：

　　“您好，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

　　她母亲也鞠躬。老头儿站住，没说话，瞧着她俩。他的嘴唇抖动，眼睛里满是泪水。丽巴从母亲的包袱里拿出一块荞麦面馅饼，递给他。他接过去，吃起来。

　　太阳已经完全落下去：大路的上半部的阳光也消失了。天黑下来，凉下来了。丽巴和普拉斯科维娅往前走去，她们在自己胸前画了很久的十字。

　　19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