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过去了，冬天跟着也过去了。娜佳已经非常想家，天天惦记母亲和祖母。她也想念萨沙。家里的来信，口气平静，和善，仿佛一切已经得到原谅，被人忘掉了似的。五月间，考试完结以后，她动身回家去，身体很好，兴致很高，她中途在莫斯科下车，去看萨沙。他跟去年夏天一模一样，仍旧一脸的胡子，一头散乱的头发，仍旧穿着那件常礼服和帆布裤子，眼睛也仍旧又大又美，可是他的外表看上去不健康，疲惫不堪，他又老又瘦，不断地咳嗽。不知什么缘故，娜佳觉得他又灰色又土气。

　　“我的上帝啊，娜佳来了！”他说，快活地笑起来，“我的亲人，好姑娘！”

　　他们在石印工厂里坐了一会儿，那儿满是纸烟的气味，油墨和颜料的气味，浓得闷人。后来他们到他的房间里去，那儿也有烟气和痰的气味。桌上，在一个冰冷的茶炊旁边摆着一个破碟子，上面盖着一小块黑纸，桌上和地板上有许多死苍蝇。处处都表现萨沙把自己的私生活安排得马马虎虎，随遇而安，十分看不起舒适。要是谁跟他谈起他的个人幸福，谈起他的私生活，谈起对他的热爱，他就会一点也不了解，反倒笑起来。

　　“挺好，样样事情都顺当，”娜佳匆匆忙忙地说，“去年秋天，妈妈到彼得堡来看过我。她说奶奶没生气，只是常常走进我的房间，在墙上画十字。”

　　萨沙显得很高兴，可是不断地咳嗽，讲起话来声音嘶哑。娜佳一直仔细瞧着他，不能够断定究竟他真的病得很重呢，还是只不过她觉得如此。

　　“萨沙，我亲爱的，”她说，“要知道，您病了！”

　　“不，挺好。病是有病，可是不很重……”

　　“唉，我的上帝！”娜佳激动地叫道，“为什么您不去看病？为什么您不保重您的身体？我宝贵的，亲爱的萨沙。”她说，眼泪从她眼睛里流出来，而且不知什么缘故，在她的想象里浮起来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那裸体女人和花瓶、现在显得跟童年一样遥远的她那整个过去。她哭起来，因为在她眼里，萨沙不再像去年那么新奇、有见识、有趣了，“亲爱的萨沙，您病得很重很重了。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才能够让您不这么苍白，消瘦。我欠着您那么多的情！您再也想不出来您帮了我多大的忙，我的好萨沙！实际上，您现在是我顶亲切顶贴近的人了。”

　　他们坐着谈了一阵话。现在，娜佳在彼得堡过了整整一个冬天以后，萨沙，他的话语、他的微笑、他的整个体态，在她看来，成了一种过时的、旧式的、早已活到头、或许已经埋进坟墓里的东西了。

　　“后天我就要到伏尔加河去旅行，”萨沙说，“喏，然后去喝马乳酒。我很想喝马乳酒。有一个朋友和他的太太跟我一块儿走。他太太是个了不起的人，我老是怂恿她，劝她出外念书。我要她把她的生活翻转过来。”

　　他们谈了一阵，就坐车到车站去。萨沙请她喝茶，吃苹果。火车开动了，他向她微笑，挥动手绢，就是从他的腿也看得出来他病得很重，未必会活得很久了。

　　中午娜佳到了她家乡的那座城。她从车站坐着马车回家，觉着街道很宽，房子又小又扁，街上没有人，她只遇见那个穿着棕色大衣的、德国籍的钢琴调音技师。所有的房子都好像盖满了灰尘。祖母已经十分苍老，仍旧肥胖、相貌难看，她伸出胳膊搂住娜佳，把脸放在娜佳的肩膀上，哭了很久，不能分开。尼娜·伊万诺芙娜也老多了，丑多了，仿佛周身消瘦了，可是仍旧像以前那样束紧腰身，钻石戒指仍在她手指头上发亮。

　　“我的宝贝儿！”她说，周身发抖，“我的宝贝儿！”

　　然后她们坐下来，哭着，说不出话来。看得出来，祖母和母亲分明体会到过去已经完了，从此不会回来了：她们在社会上已经没有地位，没有从前那样的荣耀，也没有权利请客了，这就如同在轻松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中，半夜里忽然跑进警察来，大搜一通，原来这家的主人盗用公款或者铸造伪币，于是那轻松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从此完结了一样！

　　娜佳走上楼去，看见先前那张床，先前那些挂着素白窗帘的窗子，窗外也仍旧是那个花园，浸沉在阳光里面，充满欢乐，鸟语声喧。她摸一摸自己的桌子，坐下来，思索着。她吃了一顿好饭，喝茶时候吃了些可口的、油腻的鲜奶油。可是总好像缺了点什么，使人觉着房间里空荡荡，天花板低矮。傍晚，她上床睡觉，盖好被子，不知什么缘故，她觉着躺在这暖和的、很软的床上有点可笑。

　　尼娜·伊万诺芙娜走进来待了一会儿，她坐下，就跟有罪的人一样，畏畏缩缩，小心谨慎。

　　“嗯，怎么样，娜佳？”她停了一停，问道，“你满意吗？完全满意吗？”

　　“满意，妈妈。”

　　尼娜·伊万诺芙娜站起来，在娜佳的身上和窗子上画十字。

　　“你看得明白，我开始信教了，”她说，“你要知道，现在我在研究哲学，我老是想啊想的……现在有许多事情在我已经变得跟白昼一样豁亮了。首先我觉着整个生活应当如同透过三棱镜那样地度过去。”

　　“告诉我，妈妈，祖母的身体怎么样？”

　　“她好像挺好。那回你跟萨沙一块儿走后，你打来了电报，祖母看完电报，当场就晕倒了。她躺在床上一连三天没动弹。这以后她老是祷告上帝，老是哭。可是现在她好了。”

　　她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滴克搭克……”守夜人打更，“滴克搭克，滴克搭克……”

　　“首先，整个生活应当如同透过三棱镜那样度过去，”她说，“换句话说，那就是，在我们的意识里，生活应当分析成最单纯的因素，就跟分成七种原色一样，每个因素都得分别加以研究。”

　　尼娜·伊万诺芙娜后来又说了些什么，什么时候走的，娜佳都没听见，因为她很快就睡着了。

　　五月过去，六月来了。娜佳在家里已经住惯。祖母忙着张罗茶炊，深深地叹气。每到傍晚，尼娜·伊万诺芙娜就讲她的哲学，她仍旧像食客那样住在这所房子里，哪怕花一个小钱也要向祖母要。家里有许多苍蝇，房间里的天花板好像越来越低了。祖母和尼娜·伊万诺芙娜不出门上街，因为害怕遇见安德烈神甫和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娜佳在花园里和街道上蹓跶，瞧那些房屋和灰色的围墙，她觉得这城里样样东西都早已老了，过时了，只不过在等着结束，或者在等着一种年轻的、新鲜的东西开始罢了。啊，只求那种光明的新生活快点来才好，到那时候人就可以勇敢而直率地面对自己的命运，觉着自己对，心情愉快，自由自在！这样的生活早晚会来！眼前，虽然奶奶的家里搞成这样：四个女仆没有别的地方可住，只能挤在一个房间里，住在地下室里，住在肮脏的地方，可是总有一天，那个时代一到来，这所房子就会片瓦无存，被人忘掉，谁也想不起它来……给娜佳解闷的只有邻居院里几个顽皮的男孩。她在花园里走来走去的时候，他们敲着篱墙，笑着讥诮她说：

　　“新娘哟！新娘哟！”

　　萨沙从萨拉托夫寄来一封信。他用快活而歪歪扭扭的笔迹写道，他在伏尔加河的旅行十分圆满，可是他在萨拉托夫害了点小病，喉咙哑了，已经在医院里躺了两个星期。她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的心里充满一种近似信念的兆头。她感到不愉快，因为不管这兆头也好，想到萨沙也好，都不像从前那样激动了。她热切地要生活，要回彼得堡。她和萨沙的交往固然是亲切的，可是毕竟遥远了，遥远地过去了！她通宵没睡，早晨坐在窗口，听着。她也真听见了楼下的说话声音，惊慌不安的祖母正在着急地问一件什么事。随后有人哭起来……等到娜佳走下楼去，祖母正站在墙角，在圣像面前祷告，满脸泪痕。桌子上放着一封电报。

　　娜佳在房间里来来去去走了很久，听着祖母哭，然后拿起电报读了一遍。电报上通知说亚历山大·季莫费伊奇，或者，简单一点，萨沙，昨天早晨已经在萨拉托夫害肺痨病去世了。

　　祖母和尼娜·伊万诺芙娜到教堂去布置安魂祭，娜佳呢，仍旧在房间里走了很久，思索着。她看得很清楚：她的生活已经照萨沙所希望的那样翻转过来，现在她在这儿变得孤单，生疏，谁也不需要她，这儿的一切她也不需要，整个的过去已经跟她割断，消灭，好像已经烧掉，连灰烬也给风吹散了似的。她走进萨沙的房间，在那儿站了一会儿。

　　“别了，亲爱的萨沙！”她想，这时在她面前现出一种宽广辽阔的新生活，那种生活虽然还朦朦胧胧，充满神秘，却在吸引她，召唤她。

　　她走上楼去，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收拾行李，第二天早晨向家人告辞，生气蓬勃、满心快活地离开了这个城，她觉得，她从此再也不会回来了。

　　19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