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师布拉戈沃骑着自行车来了。姐姐也开始常常到这儿来。我们又谈体力劳动，谈进步，谈在遥远的未来等待人类的神秘的未知数。医师不喜欢我们的农活，因为它妨碍我们争论，他说耕耘、收割、放牧之类的工作跟自由人是不相称的，人类逐渐会把所有这些生存斗争的粗鄙方式交给牲畜和机器去做，他们自己专门致力于科学研究。姐姐老是要求让她早点回家去，要是人们把她留到夜深，或者留她过夜，她就非常心神不定。

　　“我的天，您简直还是个孩子！”玛霞用责备的口气说，“是啊，这甚至可笑。”

　　“不错，这是可笑的，”姐姐同意说，“我承认这是可笑的，可是我既然没有力量克制自己，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我老是觉着好像我做得不对似的。”

　　到割草季节，我由于没有做惯而周身酸痛。傍晚我跟家里人一块儿坐在露台上谈天，我往往忽然睡着了，大家就对着我大声笑起来。他们叫醒我，把我安顿在桌子旁边吃晚饭，可是我睡意蒙眬，好像在梦中似的看见那些灯火、人脸、菜碟，听人们说话，却什么也听不懂。我一清早就起床，立刻拿起镰刀来，或者到建筑工地去，工作一整天。

　　遇到节日我留在家里，就会发现我妻子和姐姐瞒着我什么事，甚至仿佛要躲开我。妻子待我仍旧温存，不过她脑子里有了一种什么想法，却不肯告诉我。毫无疑问，她对农民的气忿正在增长，对她来说生活变得越发沉重了，然而她却不再向我抱怨。如今她倒乐意跟医师谈话，却不大乐意跟我谈话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省里有一个风俗，遇到割草和收粮食的季节，每天傍晚工人们就走到主人院子里来，主人就请他们喝白酒，连年轻的姑娘也喝一杯。我们没有照这个风俗做。割草人和村妇们就在我们院子里一直站到夜深，等酒喝，然后一边骂着一边走出去。在这种时候玛霞就严厉地皱起眉头，一声不响，或者气忿地低声对医师说：

　　“野人！贝琴涅戈人！”

　　在乡村里就跟学校里一样，新来的人总是受到无礼的、甚至敌意的对待。我们也受到了这种待遇。起初人们把我们看做两个头脑简单的笨人，认为我们买下庄园只是因为有了钱无处用罢了。他们笑我们。农民把牲口放进我们的树林里，甚至放进我们的花园里来。他们把我们的奶牛和马赶到他们村子里去，然后走来要求赔偿，说是踏坏了他们的庄稼。他们成群结伙地到我们院子里来，七嘴八舌地声明说，好像我们在割草的时候侵入了不属于我们所有的什么贝谢耶甫卡村或者谢明尼哈村的地界。我们还不很清楚我们的地界，因此我们听信这话，付了罚款，可是事后查明，我们割草的地段没有弄错。我们树林里的小菩提树被人剥掉了树皮。有一个杜别奇尼亚的富农没有牌照私自卖白酒，他买通我们的工人，一块儿用最奸诈的方式欺骗我们，把大车上的新车轮换成旧车轮，把我们耕田用的马轭弄到手再转卖给我们，等等。然而最可气的是库里洛夫卡建筑工地上出的事，在那儿村妇们每天夜里偷木板、砖头，瓷砖、生铁，村长带着证人到她们家里搜查，村社罚她们每人出两个卢布，然后这些罚款却被整个村社拿去喝酒了。

　　玛霞知道了这件事，就愤慨地对医师或者对我姐姐说：

　　“简直是畜生！这真可怕！可怕！”

　　我不止一次地听见她说，她后悔起意造学校了。

　　“您要明白，”医师劝她说，“您要明白，要是您造这个学校，或者一般的做好事，那您不是为了农民，而是为了文化，为了未来。农民越坏，也就越有理由要造学校。您要明白这一点才好！”

　　可是他的声调透露了他缺乏信心，我觉得他跟玛霞同样憎恨农民。

　　玛霞常到磨坊去，而且带我姐姐一块儿去。她俩笑着说，她们去看斯捷潘，他长得多么漂亮。原来斯捷潘只有跟男人在一起才显得迟钝，不爱说话，他跟女人在一块儿就随随便便，他的话也滔滔不绝了。有一回我来到河边洗澡，无意中听见他们在谈话。玛霞和克丽奥佩特拉两个人都穿着白色连衣裙，坐在岸边一棵柳树的宽大的荫影下面，斯捷潘站在旁边，把手放在背后，说：

　　“难道农民算是人吗？他们不是人，而且，对不起，他们是野兽，骗子。农民过的是什么生活呢？光是吃啦，喝啦，只求伙食便宜点就好，到酒馆里拼命灌酒。他们对你说不出一句好话，没有一点好样子，不懂什么叫礼数，就是粗野！他自己在烂泥里打滚，他妻子在烂泥里打滚，他孩子在烂泥里打滚。不管到了哪儿他倒头就睡，菜汤里有土豆，他干脆伸出手指头去捞，喝起克瓦斯来连蟑螂也一齐喝下去，连吹一口气把它吹掉都不肯！”

　　“要知道这是穷啊！”姐姐插嘴说。

　　“哪里是穷！不错，他们苦是苦的，可是苦跟苦不同，小姐。要是人关在监狱里，或者比方说瞎了眼睛，瘸了腿，那么实在，求上帝别让人落到这步田地才好，可要是他自自由由，有头脑，有眼睛，有手，有力气，有上帝，那他还缺什么呢？这是胡闹，小姐，这是愚昧无知，不是穷。比方说，要是您，好心的上流人，受过教养，有一片好心，打算周济他，那他就会昧下良心把您的钱拿去喝酒，要不然就更糟，他索性开一家酒店，拿您的钱去抢劫老百姓。您刚才说到穷。可是难道富裕的农民过活得好一些吗？对不起，也跟猪差不多。又粗又野，扯开嗓门哇哇地叫，蠢头蠢脑，横下里比直下里宽，一脸的肥肉，脸膛通红，你恨不能抡起胳膊来给他这个混蛋一记耳光才好。比方说，杜别奇尼亚的拉利昂就是个富裕的农民，可是恐怕他也在你们树林里剥树皮，不在穷农民以下。他爱骂人，他的那些孩子也爱骂人，他喝多了酒，就往泥塘里一滚，睡着了。小姐，他们都是些没出息的东西。跟他们一块儿住在村子里就跟住在地狱里一样。我讨厌它，那个村子。多亏主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我有吃有穿，在龙骑兵团里服满兵役，做过三年村长，现在成了自由的哥萨克，想上哪儿去就可以上哪儿去生活。我不愿意在村子里生活，谁也没有权利硬逼着我在哪儿生活。人家说，你有老婆啊。他们说，你得跟老婆一块儿住在小木房里。为什么非这样不可呢？我又不是她雇来的。”

　　“告诉我，斯捷潘，您是因为爱情才结婚的吗？”玛霞问。

　　“我们乡村里有什么爱情呢？”斯捷潘回答说，笑了笑，“太太，要是您有意知道的话，老实说，我是第二回结婚了。我并不是库里洛夫卡村的人，而是扎列戈希村的人，后来我是入赘到库里洛夫卡来的。这是说，爹妈不肯给我们分家，我们一共弟兄五个，我就鞠个躬，照这样子跑到一个外村来入赘了。我头一个老婆年轻轻的就死了。”

　　“怎么死的？”

　　“因为她蠢嘛。她老是哭，没来由地哭啊哭的，到后来就憔悴了。她一个劲儿地喝一种什么药水，好变得漂亮点儿，可是多半伤了内脏。我的第二个老婆是库里洛夫卡村的人，她有什么可取的呢？她是个乡下女人，村里的娘们儿，别的什么也不是。人家为她来找我提亲的时候，我心里活动了，我想她年纪挺轻，长得白白净净，家里样样都清洁。她妈就跟鞭身派教徒一样，喝咖啡，顶要紧的是她们过日子干干净净。所以我们就成了亲。可是第二天我们坐下来吃饭，我叫丈母娘给我拿一把调羹，她就去拿，我一瞧，她用手指头擦调羹呐。好家伙，我心想，这就叫做干净啊。我跟她们一块儿过了一年就走了。也许我该娶个城里人才对，”他沉默一会儿，接着说，“据说，老婆是丈夫的帮手。我要帮手干什么？我自己就会帮自己，做老婆的该跟我谈谈天，不过也别老是嘁嘁喳喳，应该有条有理，带感情地谈。缺了这种畅快的谈天还成个什么生活呢！”

　　斯捷潘忽然停住嘴，我立刻听见他哼起他那无聊而单调的“乌——溜——溜——溜”。这是说他看见我了。

　　玛霞常去磨坊，显然她在跟斯捷潘的谈话里找到了乐趣。斯捷潘那么真心而有力量地痛骂农民，这就把她吸引到他那儿去了。每逢她从磨坊回来，看守花园的呆子农民就对她喊道：

　　“小妞儿巴拉希卡！你好，小妞儿巴拉希卡！”他又学狗那样对她叫道：“汪！汪！”

　　她就停下来，注意地瞧他，仿佛她在这呆子的吠声中找到了她思想的解答似的。大概他也像斯捷潘的痛骂那样吸引她。家里等着她的却无非是一些消息，例如村里的鹅钻进我们的菜园，把白菜啄坏了几棵，或者拉利昂偷了缰绳，她就耸着肩膀冷冷一笑，说：

　　“您对这些人还能指望什么呢？”

　　她生气，心里满是怨恨。同时我却跟农民们处熟，越来越跟他们相好了。他们大多数是神经质的、爱生气的、受尽侮辱的人。这些人的想象力已经被扑灭，他们愚昧无知，见识贫乏而模糊，老是那一套关于灰色的土地、灰色的日子、黑面包的想法。这些人狡猾，然而跟鸟那样只把头藏在树后面。他们不会算计。他们不肯为二十个卢布而上您这儿来割草，可是您只要肯出半桶酒，他们就来了，其实二十个卢布可以买四桶酒哩。他们也确实肮脏、酗酒、愚蠢、骗人，不过尽管这样，人却觉得一般说来农民生活是立足在一个坚固健康的核心上的。不管农民赶犁走着的样子多么像是一头笨拙的野兽，也不管农民怎样用白酒灌醉自己，可是人只要走近前去细细一看，就会感到农民有一种不可缺少的、很重大的东西，而比方说玛霞和医师就恰好缺少这种东西，那就是农民相信人世间最重要的东西是真理，他和所有人民的得救都只在于真理，因此人间万物当中他最喜爱的莫过于公正。我对妻子说，她看见了玻璃上的斑点，却没有看见玻璃本身。她往往用沉默作为回答，或者像斯捷潘那样哼着：“乌——溜——溜——溜”……每逢这个善良聪明的女人气得脸色惨白，嗓音发颤地跟医师讲到酗酒和欺骗，我总是弄不懂，而且为她的健忘吃惊。她怎能忘记她父亲，那位工程师，也喝酒，而且喝很多，他用来买杜别奇尼亚的钱是借助于一连串没廉耻、昧良心的欺骗得来的呢？她怎么能忘了这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