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对我说：“我留用您，纯粹是出于对您可敬的父亲的尊重，要不然您早就从我这儿滚开了。”我回答他说：“大人，您认为我会滚开，未免过奖了。”这以后我就听见他说：“把这位先生带走，他惹得我冒火。”

　　过了两天光景，我就给辞退了。自从我被人看做成人以来，我照这样更换了九次工作，这使得我父亲，一个城市建筑师，十分伤心。我在各式各样的机关里做过事，可是所有那九种职务却彼此相像，就跟这滴水和那滴水相像一样：我总得坐着写字，听愚蠢的或者粗鲁的训斥，等着革职。

　　我去见我父亲的时候，他正靠在一把圈椅上，闭着眼睛。他的脸又瘦又干，胡子剃光的地方颜色发青，如同一个天主教年老的管风琴琴师，脸上现出谦卑的、听天由命的神情。他没有理睬我的问候，也没有睁开眼睛，只是说：

　　“要是我那亲爱的妻子，你母亲，如今活在世上，那你的生活就会成为她经常苦恼的源泉。她死得这样早，我看倒是天赐之福了。”他睁开眼睛，接着说，“请你教一教我，你这倒霉的家伙，我拿你怎么办呢？”

　　从前我年纪小的时候，我的亲人和朋友都知道该拿我怎么办：有的劝我去参军，有的劝我进药房，有的劝我进电报局，可是现在我已经满了二十五岁，两鬓甚至出现了白头发，我已经参过军，做过药剂师，进过电报局，人间的一切工作我好像都已经干完，别人就不再劝我，只是叹气或者摇头了。

　　“你对你自己是怎样想的呢？”父亲接着说，“一般年轻人到了你这种年纪都有牢靠的社会地位了，可是你看看你自己：没家没业，穷叫化子，吊在你父亲的脖子上靠他养活！”

　　照例，他接着讲到现在的青年人都在自取灭亡，因为他们不信宗教，却相信唯物主义，过分的自高自大，还讲到业余演出应该加以禁止，因为这种东西引诱青年离开宗教，放弃自己的责任。

　　“明天我们一块儿去，你要跟主任赔罪，答应他以后勤恳地工作，”他最后说，“你一天也不应该没有社会地位。”

　　“请您听我讲一下，”我闷闷不乐地说，我对这种谈话根本不存一点好指望，“您所谓的社会地位是用金钱和教育换来的特权。没有金钱和没受过教育的人靠体力劳动来糊口，我看不出我有什么理由应当成为例外。”

　　“你一讲到体力劳动，你那些话就又愚蠢又庸俗！”父亲气恼地说，“你要明白，蠢材，没脑筋的家伙，你除了粗野的体力以外还有神灵，圣火，它使你远远地高出驴子和爬虫，使你接近神！几千年来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够得到这种圣火。你曾祖父波洛兹涅夫将军在包罗吉诺一带鏖战，你祖父是诗人、演说家、首席贵族，你伯父是教师，最后我，你父亲，是建筑师！波洛兹涅夫家历代的人传下这种圣火来，莫非是要你来扑灭它！”

　　“应当公平才对，”我说，“成千累万的人都在从事体力劳动。”

　　“让他们去从事体力劳动好了！此外他们也不会干别的！体力劳动什么人都干得了，就连十足的蠢货和犯人都会干，这种劳动正是奴隶和野蛮人的特点，圣火却只有少数人才能得到！”

　　再谈下去也无益了。父亲崇拜自己，对他来说只有他自己说的话才能使他信服。此外我很清楚地知道，他评论粗重劳动的高傲态度骨子里倒不是出于圣火之类的考虑，而是因为他暗自担心，生怕我去做工人，招得全城的人纷纷议论。主要的是所有我的同辈早已在大学里毕业，有了很好的前程，国立银行办公室主任的儿子已经做了八品文官，我这个独生子却什么也说不上！再谈下去是无益了，也不愉快了，可是我仍旧坐在那儿，无力地反驳他，希望他终于会了解我。其实，整个问题又简单又清楚，无非是我如何谋生的方法罢了，可是父亲没看出这种简单，却找出些堂皇得肉麻的话来跟我讲包罗吉诺，讲圣火，讲伯父，讲一度写过虚假的坏诗、如今已经被人忘记的诗人，粗暴地骂我是没脑筋的家伙和蠢材。我却多么希望他明白我的意思啊！不管怎样，我是爱我父亲和我姐姐的。我从小就养成习惯，遇事向他们要主意，这个习惯已经根深蒂固，日后恐怕也改不掉了。我做得对也好，不对也好，总是怕伤他们的心，我生怕父亲激动得涨红他那细脖子，深怕他中风。

　　“对我这种年纪的人来说，”我说道，“老是坐在一个不通气的房间里抄写，好比一架写字的机器，未免丢脸，难堪。这哪儿谈得上什么圣火呢！”

　　“这毕竟是脑力劳动啊，”父亲说，“可是算了，别再谈下去了。不管怎样我要警告你：要是你再不去上班，而追随你那种可鄙的倾向，那我和我女儿就不再爱你。我当着上帝发誓：我要取消你的继承权！”

　　我十分诚恳地想要证明我的动机完全纯正，我打算一辈子照这原则生活，我就说：

　　“对我来说继承权问题是不关重要的。我预先声明，我不要一切遗产。”

　　不知什么缘故，完全出乎我的意外，这些话深深侮辱了我父亲。他涨得满脸通红。

　　“不准你跟我这样讲话，蠢材！”他用尖细的声音叫起来，“坏蛋！”他又敏捷又灵便地用习惯的动作照准我的脸颊打了两巴掌，“你变得无法无天了！”

　　我小时候，父亲一打我，我一定站得笔直，手心对着裤缝，直直地瞧着他的脸。如今他打我，我张皇失措。仿佛我的童年仍旧在继续着似的，我挺直身体，极力直着眼睛瞧他的脸。我父亲苍老了，而且很瘦，可是他的瘦筋肉一定像皮带那么结实，因为他把我打得很痛。

　　我往后退，退到了前堂，他在前堂抓起他的伞，照准我的脑袋和肩膀又打了好几下。这时候姐姐推开客厅的门，想看一看为什么这样吵闹，可是她立刻现出害怕和怜悯的神情扭转身回去了，没有替我说一句求情的话。

　　我那种不预备回办公室而打算过新的劳动生活的心愿已经没法动摇了。剩下来要做的只有选择哪种行业，这是不大困难的，因为我觉着我很强壮，刻苦耐劳，最繁重的劳动也担得下来。我的面前摆着一种单调的工人生活，半饥半饱，四下里一股臭气，环境粗俗，经常盘算工钱和面包。而且谁知道呢？日后我下工回来，走过大贵族街，也许会不止一次地嫉妒靠脑力劳动生活的工程师多尔日科夫吧，可是现在我想到日后这种种苦处反而觉着高兴。从前我也想望精神活动，一会儿想象自己做教师，一会儿想象自己做医师，一会儿想象自己做作家，然而想望始终只是想望罢了。我对智力方面享受的爱好，例如对戏剧和阅读的爱好，曾经发展到入迷的地步，可是我究竟有没有脑力劳动的才干，那我就不知道了。在中学念书的时候，我对希腊语厌恶极了，因此我念到四年级，家人只好把我从学校里领出来。家里有很长一段时期请了家庭教师，给我补习功课准备考五年级。后来我在各式各样的机关里做事，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十分清闲地度过，而人家却对我说，这就是脑力劳动。我在读书和做事方面的活动并不需要什么脑力的紧张，也不需要什么才能或者个人的才干，更不需要创造的热情，那是一种机械的活动。我把这样的脑力劳动看得低于体力劳动，我瞧不起它，我认为这种劳动一分钟也不能成为人们过无忧无虑的闲散生活的借口，因为这种劳动本身不是别的，只不过是一种骗局，只不过是闲散的一种形式罢了。大概，真正的脑力劳动我还从来没有见识过吧。

　　傍晚来了。我们住在大贵族街，这是城里的一条主要街道。由于缺乏像样的城市公园，我们的beau monde每逢傍晚总到这条街上来散步。这条美丽的街道多多少少代替了公园，因为街道两旁生长着白杨，发散着一股股清香，特别是在雨后。另外从围墙里和小花园里露出一棵棵洋槐树、高高的紫丁香树丛、稠李树、苹果树。虽然春天是每年必来的，然而这种五月的暮色、这种娇嫩清新的绿荫、这种紫丁香的芬芳、这种甲虫的嗡嗡声、这种寂静、这种温暖，这一切多么新奇，多么不平常啊！我站在便门的门口，看那些散步的人。我跟其中大多数的人一块儿长大，从前一块儿玩过，现在我站在他们旁边却只能使他们发窘，因为我穿得寒酸，又不时髦，人家看到我的很窄的裤腿和又大又笨的靴子，就说这好比两条通心粉挂在海船上。此外，我在城里的名声很坏，这是因为我没有社会地位，常在便宜的酒馆里打台球，也许还因为我有两次被人硬拉去见宪兵军官，而在我这方面其实并没有犯什么过错。

　　街对面那所大房子里，工程师多尔日科夫家里，有人在弹钢琴。天色黑下来，星星开始在天空眨眼。这时候我父亲一面跟熟人点头，一面慢慢走过去，他戴着一顶旧的高礼帽，宽帽檐已经向上卷起来。他用胳膊挽着我姐姐。

　　“你看！”他对我姐姐说，同时他举起刚才用来打过我的那把伞指着天空，“你看天空！那些星星，连顶小的也算上，都是一个个世界！跟宇宙相比，人是多么渺小啊！”

　　照他说话的口气听来，倒好像他自己这样渺小，对他来说是非常荣耀和愉快的事似的。他是一个多么庸庸碌碌的人啊！不幸他是我们城里唯一的建筑师，就我的记忆来说，近十五年到二十年以来城里就没有盖过一所像样的房子。每逢人家来请他设计，他总是先画出大厅和会客室。如同旧日贵族女子中学的学生跳舞必得从炉子旁边跳起一样，他的艺术构思也只能以大厅和会客室做出发点，往前进展。他画好大厅和会客室以后，再画饭厅、儿童室、书房，各房间都有门通连着，结果那些房间就不免成了过道，每个房间都有两道以至三道多余的门。大概他的构思总是不清楚，非常杂乱，丢三落四。他每回都似乎觉着还缺点什么，就想出各种拼凑的办法，这儿添一间，那儿挤一间。我至今还记得那些又窄又小的前堂、又窄又小的过道、弯弯曲曲的小楼梯，那些楼梯通到阁楼上，人要站在阁楼里就非弯着腰不可，并且那里的地板是三层大台阶，像是浴室里的蒸浴床。厨房一定在房子底下，盖着拱顶，铺着砖地。房子的正面显出死硬冷酷的气派，线条干巴巴，却又怯生生。房顶低矮而扁平。在那些仿佛加了奶油的粗烟囱上必得扣着用铁丝编的罩子，罩子上总有一个吱哩吱哩响的黑色风向标。这些由我父亲设计造成的房屋彼此十分相像，而且不知什么缘故总是使我隐隐约约联想到他那顶高礼帽和他那死硬干瘪的后脑勺。日积月累，城里人也就看惯我父亲的平庸，于是这平庸生下根，变成我们的风格了。

　　父亲还把这种风格带到我姐姐的生活里来。首先他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克丽奥佩特拉（如同给我起的名字叫做米萨伊尔一样）。她年纪还小的时候，他就给她讲星星啦，古时候的圣贤啦，我们的祖宗啦，使她听得战战兢兢。他花很长的时间给她解释究竟什么叫做生活，什么叫做责任。现在她已经二十六岁，他却仍旧讲他的老一套，只许她跟他一个人出门，挽着他的胳膊。不知什么缘故，他想象早晚一定会出现一个规规矩矩的青年人，由于尊敬他的人品而愿意跟她结婚。她呢，崇拜我父亲，怕他，相信他的不平常的智慧。

　　天完全黑了，街上渐渐没有人了。对面房子里的音乐声停下来，街门大开，一辆由三匹马拉着的马车跑出来，沿着我们的街道跑去，一路上小铃铛轻柔地响着。这是工程师带着女儿坐车出来兜风。我却到了该睡觉的时候了！

　　正房里有我自己的房间，可是我住在院子里一个小屋里，这个小屋跟用砖砌成的堆房共用一个房顶。当初造这个小屋大概是为了存放马具的，墙上钉着大钩钉，可是现在这个小屋没用了，父亲三十年来在这屋里存放报纸，不知什么缘故还把这些报纸每半年装订成一册，不准人动一动。我住在这儿，父亲和他的客人看见我的机会就比较少。我觉着既然我不是住在一个真正的房间里，又不是每天到正房里去吃饭，那么父亲所说的我靠他养活的话听起来就似乎不那么使人难堪了。

　　姐姐在等我。她瞒过父亲把晚饭给我带来了：一小块冰凉的小牛肉和一小块面包。我们家里常常说这样的话：“钱要算计着花”，“省了小钱就来大钱”等等，姐姐经不起这些俗套头的压力，就千方百计节省开支，因此我们吃得很坏。她把碟子放在桌子上，她自己在我的床上坐下，哭起来。

　　“米萨伊尔！”她说，“你在怎样对待我们啊？”

　　她没有用手蒙住脸，她的眼泪滴在她的胸脯上，手上。她的神情悲伤。她一头倒在枕头上，让眼泪尽情地流出来，周身颤抖，发出抽抽搭搭的声音。

　　“你又辞职……”她说，“啊，这是多么可怕呀！”

　　“可是你要明白我的意思才好，姐姐，你要明白我的意思才好……”我说。她一哭，我简直急坏了。

　　仿佛故意捣乱似的，我的小灯里的煤油已经完全烧光，灯里冒出黑烟，灯就要灭了。墙上的旧钩钉显出凶相，它们的阴影跳动不定。

　　“可怜可怜我们吧！”姐姐坐起来说，“父亲非常忧愁，我心里难过，简直要发疯了。你将来怎么办呢？”她问道，她一面哭着一面向我伸出手来，“我求求你，我央告你，我凭我们去世的母亲的名义请求你：回去工作吧！”

　　“我办不到，克丽奥佩特拉！”我说，觉着再过一会儿我就要屈服了，“我办不到！”

　　“为什么呢？”姐姐接着说，“为什么呢？是啊，要是你跟你的上司处不好，那就另外谋一个差事也行。比方说，你何不到铁路上去工作呢？我刚才跟安纽达·布拉戈沃谈过，她断定铁路局肯用你，她甚至答应去替你奔走呢。看在基督份上，米萨伊尔，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吧，我求求你了！”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我就屈服了。我说：为那正在修建中的铁路去工作，我还从来没有想到过，那我不妨去试一试。

　　她带着眼泪快活地微笑着，握住我的手，可是她仍旧在流泪，因为她自己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泪了。我就到厨房里去取煤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