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雨的、泥泞的、阴暗的秋天到了。失业的日子来了，我常常一连三天没有事做，坐在家里，要不然就去做各种跟油漆无关的活儿，例如去拉沙土铺柏油路，每天挣二十个戈比。布拉戈沃医师到彼得堡去了。姐姐没有来找我。萝卜躺在家里害病，天天料着自己要死了。

　　我的心境也像秋天。这也许是因为我做了工人，才看清我们这个城的生活的内幕，差不多每一天我都有所发现，这种新发现总是惹得我灰心丧气。我那些同乡，早先我对他们倒没什么意见，或者单从外表看上去显得十分正派，现在却露出本相，原来是些下流的、残忍的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我们这些普通人受他们的欺骗，被他们克扣工钱。他们逼得我们一连几个钟头在寒冷的前堂里或者厨房里等着。他们侮辱我们，对待我们粗暴极了。秋天我在我们的俱乐部里给阅览室和两个房间糊壁纸。我糊好每一方壁纸，他们只付给我七个戈比，可是他们吩咐我在收据上写二十个戈比。我拒绝这样做，那位戴着金边眼镜、仪表堂堂的先生（多半是俱乐部的一个主任），就对我说：

　　“要是你这坏蛋再多费话，我就打你一嘴巴。”

　　仆役小声告诉他说我是建筑师波洛兹涅夫的儿子，他才有点发窘，脸红了，可是他立刻又恢复原样，说：

　　“滚他的！”

　　小铺卖给我们工人臭肉、坏了的面粉、泡过的茶叶。在教堂里警察总是推搡我们，在医院里医士和助理护士向我们敲诈，要是我们因为穷而没有给他们贿赂，他们为了报复就拿不堪下咽的食物给我们吃，在邮局里就连起码的小官儿也认为自己有权利把我们看做牲畜一样，对我们粗野无礼地嚷叫：“等着！你往哪儿钻？”就连那些看家狗都对我们不客气，特别凶恶地向我们扑过来。可是，自从我处在新的地位以后最使我吃惊的一种重大发现，就是社会上根本缺乏公平，这种情形老百姓叫做“他们忘了上帝”，很少有哪一天不遇到欺诈的事。在欺诈的人当中有卖给我们干油的商人，有包工头，有同事的工人，甚至有主顾本人。不消说，这里根本谈不到我们的任何权利，就连我们做工挣来的钱我们每一回都得站在黑门廊旁边，脱下帽子，哀求很久才拿得到，倒好像讨饭似的。

　　我在俱乐部阅览室隔壁的一个房间里糊壁纸。傍晚我刚打算下工，工程师多尔日科夫的女儿走进这个房间里来了，臂弯里抱着一捆书。

　　我对她点一点头。

　　“啊，您好！”她立刻认出我来，就对我伸过手来说，“跟您见面我很高兴。”

　　她微笑着，又好奇又困惑地瞧着我的工作服、浆糊桶、摊在地板上的壁纸。我挺窘，她也觉着不自在了。

　　“请您原谅我这么瞧着您，”她说，“人家对我谈了许多关于您的话。特别是布拉戈沃医师，他简直迷上您了。您姐姐我也已经认识，她是个亲切可爱的姑娘，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法说得她信服：您做平民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刚好相反，您现在成了城里最有趣味的人了。”

　　她又看一眼浆糊桶，看一眼壁纸，接着说：

　　“我本来请求布拉戈沃医师设法使我跟您比较亲密地交个朋友，不过他分明忘了，或者没有办到也未可知。不管怎样，我们总算相识了，如果您肯不拘礼节到我家里来玩，那我会十分感激您。我真想谈一谈！我是个普通人，”她说，向我伸过手来，“我希望您跟我在一块儿不会觉着拘束。我父亲不在家，他到彼得堡去了。”

　　她走进阅览室里去了，衣服沙沙响，我呢，走回家去，很久都睡不着觉。

　　在这个缺乏欢乐的秋天，有一个好心人，显然想多少使我的生活轻松一点，时而给我送来茶叶和柠檬，时而送来饼干，时而送来烤松鸡。卡尔波芙娜说这些东西每一回都是由一个兵送来的，可是究竟是谁派他来的，就不知道了。那个兵总要探问我身体是否健康，我每天是否吃到饭，我有没有御寒的衣服。等到严寒来了，那个人仍旧照这样趁我不在，派一个兵送来一条松软的毛线织的围巾，围巾上冒出一股柔和的、几乎闻不出的香水气味，我猜出我的好心的仙女是谁了。围巾上有铃兰的香气，这是安纽达·布拉戈沃所喜爱的香水气味。

　　将近冬天，活儿多起来，大家高兴多了。萝卜又活了，我们一块儿在墓园的教堂里做工，给那儿的圣像壁打好塑金的底子。这是一种又干净又清静的活儿，用我们的行话来说，是一种顺手的活儿。一天中间可以做出许多活儿，同时光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大家不骂街，不笑，不大声说话。这个地点本身就使我们不得不肃静庄重，而且它让人生出平静严肃的思想。我们站着或者坐着，专心做工，一动也不动，跟塑像一样。四周是一片墓园里所应有的、死气沉沉的寂静，因此要是有个工具掉在地上，或者长明灯的火苗发出爆声，这些声音听起来就又响又刺耳，我们都回过头去看一眼。经过长久的寂静以后，往往可以听见像蜜蜂飞过一般的嗡嗡声：这是教士在门廊里正在为去世的婴儿做安魂祈祷，声音很低，不慌不忙，要不然，一个画工正在拱顶上画鸽子和它周围的星星，轻声吹起口哨来，忽然醒悟过来，立刻就不出声了。再不然萝卜叹口气，回答自己的思想说：“什么事都会有！什么事都会有！”或者在我们的头上飘过一阵缓慢悲凉的钟声，油漆工人注意到大概有一个富足的死人抬过来了。……

　　白天我在这种寂静里，在教堂的幽暗里度过。在漫长的傍晚我总是去打台球，或者到剧院楼座去看话剧，穿一身新的花呢的衣服，那是我用做工挣来的钱买下的。阿若京家已经开始演剧，举办音乐会，现在却只有萝卜一个人在那儿画布景了。他给我讲他在阿若京家有机会看到的话剧和戏剧亮相的情节，我就带着嫉妒的心情听他讲。我很想去看排演，可是要到阿若京家去，我又下不了这个决心。

　　在圣诞节的一个星期以前，布拉戈沃医师来了。我们又争论，到傍晚总是打台球。他打台球的时候，脱掉上衣，解开衬衫胸前的扣子，不知什么缘故总是极力做出嗜酒如命的人的样子。他喝得不多，可是一喝酒就闹起来，而且在“伏尔加”那样便宜的下等酒馆里一个傍晚居然能够用掉二十个卢布。

　　姐姐又常上我这儿来了。他们俩一见面总是很惊讶，可是凭姐姐的又快活又负疚的脸色看得出来这种相逢并不是出于偶然。有一天傍晚，我们在打台球，医师对我说：

　　“您听我说，为什么您不到多尔日科娃家里去呢？您不了解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她是个聪明姑娘，迷人，心地单纯而厚道。”

　　我对他讲起春天工程师怎样对待我。

　　“这是废话！”医师笑着说，“工程师是工程师，她是她。真的，好朋友，别惹她不高兴，好歹上她那儿去一趟吧。比方说，我们明天傍晚就去找她。您肯去吗？”

　　他说动了我的心。第二天傍晚我就穿上那身新的花呢衣服，心里很激动，到多尔日科娃家里去了。仆役不像那天早晨我以谋事人身份到这儿来的时候那样傲慢和可怕，家具也显得不那么豪华了。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正在等我，像老朋友那样迎接我，友好地紧紧握住我的手。她穿一件灰色呢料的连衣裙，袖子肥大，她那种发式等到过了一年在我们城里流行起来的时候被大家叫做“狗耳朵”。她的头发从两鬓起一直盖到耳朵上，由于这个缘故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的脸显得好像宽了一些，这一次我看上去，她很像她父亲，她父亲的脸就长得宽，绯红，神态有点像马车夫。她长得美丽优雅，可是不年轻了，看上去有三十岁光景，其实她至多不过二十五岁。

　　“亲爱的医师，我多么感激他呀！”她给我让座，说，“要不是他，您就不会到我这儿来。我闷得要死！父亲走了，撇下我一个人，我不知道在这个城里该怎么办好了。”

　　然后她问我目前在哪儿做工，挣多少钱，住在哪儿。

　　“您只花您做工挣来的钱吗？”她问。

　　“是的。”

　　“幸福的人啊！”她叹口气说，“依我看来，生活里的一切坏事都是由闲散，由烦闷无聊，由心灵的空虚来的。人习惯了靠别人过活的时候，这一切就不可避免了。您不要以为我是在装模作样，我真心对您说：做富人是没有趣味，也不愉快的。大家说，人都是靠不义之财去结交朋友，因为一般说来正当的财富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

　　她用严肃冰冷的眼光瞧一眼四周的家具，仿佛想把家具点一点数似的，接着说：

　　“舒适和安乐有一种魔力。它们能够逐步吸引那些甚至意志坚强的人。以前父亲和我过得并不富裕，简简单单，现在呢，您看见我们在怎样过活。说起来骇人听闻，”她说，耸了耸肩膀，“我们一年要花到两万！而且是在外省！”

　　“人们往往把舒适和安乐看做金钱和教育的不可避免的特权，”我说，“我觉得生活的安乐可以跟任什么东西，甚至跟最繁重肮脏的劳动结合起来。您父亲阔绰，可是照他说来他做过一阵机车司机，当过普通的加油工人。”

　　她微微一笑，怀疑地摇摇头。

　　“爸爸有时候吃克瓦斯泡的面包渣汤，”她说，“这简直是寻开心，胡来！”

　　这时候传来门铃声，她站起来。

　　“富人和受过教育的人应当跟大家一样都做工，”她接着说，“要是有安乐的话，那就应当人人有份。任何特权都不应当有。哎，算了吧，别谈哲学了。请您跟我讲点快活的事吧。请您谈谈油漆工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可笑吗？”

　　医师来了。我开始讲油漆工人，可是因为不习惯而觉得拘束，就跟民族学家那样讲得严肃而没有力量。医师也讲了几个工厂工人的生活逸事。他身子摇摇晃晃，哭起来，跪下去，甚至学醉汉的样子躺在地板上。这简直是演员的表演，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瞧着他，笑得流出了眼泪。后来他在钢琴那儿坐下来，用他那柔和好听的男高音唱着，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站在旁边，给他挑选歌曲，他唱错的时候就纠正他。

　　“我听说您也会唱歌？”我问。

　　“这还用问！”医师吃惊地说，“她是个了不起的歌唱家，演员，您还要问！您说到哪儿去了！”

　　“从前我认真干过这一行，”她回答我的问题说，“可是现在我把它丢开了。”

　　她在一个矮凳上坐下，对我们讲起她在彼得堡的生活，模仿一些著名歌唱家的模样，学她们的声调和唱歌的姿态。她在纪念簿上画医师的肖像，然后画我的肖像，画得不好，结果把我们两个人画得很相像。她笑，胡闹，做出可爱的鬼脸。她做起这些事来比谈不义之财自然得多，我觉着她刚才对我讲财富和安乐仿佛不是认真地在讲，而是模仿什么人的话似的。她是个出色的喜剧演员。我暗自把她跟我们的小姐们摆在一起，就连美丽端庄的安纽达·布拉戈沃都比不上她。这两个人的区别是很大的，好比人工培育出来的上等玫瑰和野玫瑰之间的区别一样。

　　我们三个人一块儿吃晚饭。医师和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喝红葡萄酒、香槟、加白兰地的咖啡。他们碰杯，为友谊，为智慧，为进步，为自由干杯。他们没有喝醉，只是脸红了，常常无缘无故大笑起来，笑到流出眼泪。为了免得显出烦闷的样子，我也喝红葡萄酒。

　　“那些有才能的、天资特富的人，”多尔日科娃说，“知道该怎样生活，顺着自己的道路走去。至于普通人，比方拿我来说，就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会做，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瞧着深奥的社会潮流，随它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去。”

　　“难道人能瞧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吗？”医师问。

　　“不对。这是因为我们看不见。”

　　“是这样吗？所谓社会潮流，那是新文学捏造出来的东西。我们没有这种东西。”

　　争论开始了。

　　“任何深奥的社会潮流，不但我们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过，”医师大声说，“新文学捏造出来的东西多的是！它还捏造过一种在乡村工作的知识分子，然而您就是找遍我们的村子，恐怕也只能找到一个穿着短上衣或者黑上衣的村学究，写起‘也’字来倒会写错三笔。有文化的生活在我们这儿还没开始呢。那种野蛮、那种十足的粗鄙、那种微不足道，跟五百年前一模一样。潮流啦，思潮啦，有倒是有过，可是话说回来，那些东西都浅薄渺小，为种种庸俗的、一个钱也不值的利益服务。难道在这儿看得见什么严肃的东西吗？要是您以为您发现了深奥的社会潮流，您顺应它而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那种把昆虫从奴役里解放出来或者从此不吃牛肉饼之类合乎当代风气的工作，那么我该给您道喜了，小姐。我们得学习，学习，再学习，至于深奥的社会潮流，我们得等一等：目前我们还没有长大成人，谈不到那种东西，凭良心说那种东西我们一点也不懂。”

　　“您不懂，我却懂，”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说，“上帝才知道您今天是多么乏味！”

　　“我们的任务是学习再学习，竭力积累尽量多的知识，因为只有在有知识的地方才会有严肃的社会潮流，将来人类的幸福都包藏在知识里。为科学干杯啊！”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必须给我们自己安排另外一种生活了，”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沉默一阵，想了一阵以后说，“像这种一直过到现在的生活是一个钱也不值的。我们别再谈它了。”

　　等到我们从她家里出来，教堂里已经敲两点钟了。

　　“您喜欢她吗？”医师问，“她挺好，不是吗？”

　　圣诞节的头一天我们在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家里吃饭，后来在这段节日里差不多天天到她家里去。她那儿除了我们以外没有外人，她说得对：她在这个城里除了我和医师以外连一个朋友也没有。我们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谈话上。有时候医师随身带来一本书或者杂志，大声念给我们听。事实上他是我生平所遇见的头一个有学问的人。我不能判断他的知识是不是广博，不过他经常讲出他的知识来，因为他希望别人也知道。每逢他讲到有关医学的事，他的话总是跟我们城里任何一个医师都不同，给人留下一种新颖独特的印象，我觉得只要他有意，他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他也许是当时唯一对我有重大影响的人。我跟他见面，不断读他拿给我的书，结果我渐渐开始感到需要知识，知识给我的缺乏欢乐的劳动充满高尚的精神。我已经觉着奇怪，早先我竟不知道，比方说，全世界是由六十种简单的物体构成的，不知道干油是什么，油漆是什么，而且好像没有这些知识也行了。跟医师的结交甚至也把我从精神上提高了。我常跟他争论，虽然我总是保留我自己的看法，可是由于他，我还是渐渐发现我并没有把一切事情都弄明白，我就极力形成尽量明确的信念，好让良心的指示明明白白，没有一点含混的地方。不过这个全城最有学问最优秀的人仍旧离着完美很远。他的风度、他那种喜欢把任何谈话都变成争论的习惯、他那好听的男高音，甚至他那种亲热，都有点粗野，缺乏教养，每逢他脱掉上衣，只穿一件绸衬衫，或者在酒馆里丢给仆役一点赏钱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文化到底是文化，他的心里却仍然有个鞑靼人在活动。

　　到主显节他又到彼得堡去了。他是早晨动身的，午饭以后姐姐来找我。她没有脱掉皮袄和帽子，坐在那儿一声不响，脸色很白，眼睛瞧着一个地方发呆。她一阵阵发冷，看得出她强忍着病痛。

　　“你多半感冒了。”我说。

　　她的眼睛里满是泪水，她站起来，去找卡尔波芙娜，没有对我说一句话，倒好像我得罪了她似的。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她用沉痛的责备口气说：

　　“奶妈，我一直活到现在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什么呢？你说说看：我岂不是糟蹋了我的青春吗？我在一生的最好岁月里却只知道记账、倒茶、数戈比、招待客人，以为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些更高尚的事了！奶妈，你要明白，我也有人的要求啊！我要生活，可是人家却把我变成一个带钥匙的女管家。这真可怕，真可怕呀！”

　　她把一串钥匙往门外一丢，钥匙当啷一响掉在我的房间里。这些是食器橱上的钥匙、厨房柜子上的钥匙、地窖的钥匙、茶叶匣的钥匙，也就是当年我母亲带过的那些钥匙。

　　“啊，哎，天呐！”老太婆害怕地说，“圣徒啊！”

　　姐姐回家去的时候，到我这儿来捡起钥匙，说：

　　“你原谅我吧。近来我起了点古怪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