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卜办事不精明，不善于考虑。他应下的活儿总是太重，弄得自己担不下来，临到结帐就发了愁，不知该怎么办好了，因此差不多永远赔钱。他涂油漆，装玻璃，糊墙纸，甚至应下修盖房顶的活儿。我还记得他往往应下一桩很小的活儿，却一连跑上三天去找铺房顶的工人。他是个高明的手艺人，有时候他一天能挣十个卢布之多，要不是因为他有一个心愿，不管怎样一定要当头儿，让人叫一声包工头，那他大概已经积下一大笔钱了。

　　他自己讲定价钱包下活儿来，可是他每天得付给我和另外的一些小伙子工钱，从七十个戈比起到一个卢布为止。遇到天气炎热而干燥，我们就做各种外部的工作，主要的是油漆房顶。由于不习惯，我的脚觉着烫，仿佛在烧红的铁板上走路似的，等我穿上毡靴，两只脚却又闷热。不过只是在起初的时候才这样，后来我也就习惯，一切都顺顺当当了。现在我生活在那些把劳动看做理所当做而不可避免的人们当中，他们像拉重车的马那样劳动，常常体会不到劳动的道德意义，甚至在谈话中从来不用“劳动”这两个字。跟他们在一起，我也觉得自己成了拉大车的马，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我所做的工作是理所当做的，不可避免的，这就使我的生活变得轻松，使我摆脱了种种怀疑。

　　起初一切都吸引我，样样事情都新奇，我好像重新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了。我可以睡在地上，可以光着脚走路，而这是非常痛快的。我可以站在普通人当中，不会使谁觉着拘束，遇到街上有拉马车的马倒在地上，我就跑过去，帮着把它扶起来，不怕弄脏自己的衣服。主要的是我靠我自己生活，不成为别人的累赘！

　　油漆房顶，特别是用我们自己的干油和油漆来做这工作，素来被人认为是很赚钱的活儿，因此就连萝卜这样的好手艺人也不看轻这种枯燥乏味的粗活儿。他穿着短裤，露出浅紫色的瘦腿，在房顶上走来走去，像是一只鹳。他用刷子涂漆的时候，我听见他沉重地叹口气，说：

　　“我们这些罪人真是倒霉啊，倒霉啊！”

　　他在房顶上走路跟在地板上一样地自由自在。尽管他有病，脸色白得跟死人一样，他却非常灵活。他跟年轻人那样不用搭脚手架就在拱顶上和教堂圆顶上涂油漆，只要有梯子和绳子就行。每逢他站在高处，离地面很远，挺直身子，不知对谁说起话来，他那样子总是有点可怕，他老是说：

　　“蚜虫吃青草，锈吃铁，虚伪吃灵魂！”

　　或者他正在想着什么，就说起话来回答自己的思想：

　　“什么事都会有！什么事都会有！”

　　每逢我下工回家，那些坐在门口凳子上的人，那些店员，顽皮孩子和他们的主人就纷纷对我的背影讲出种种讥诮和恶意的话来，起初这使我激动，甚至弄得我觉着奇怪。

　　“小利钱！”从四面八方传来喊叫声，“油漆工！赭石！”

　　对我最不客气的恰好是不久以前自己还是普通人、靠干重体力劳动糊口的那些人。我在商场里走过铁铺，他们仿佛一不小心似的把水泼了我一身，有一回甚至把一根棍子扔到我身上来。有一个鱼贩子，是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堵住我的去路，恶狠狠地瞧着我说：

　　“傻瓜，你没有什么可怜的！你父亲才可怜！”

　　我的熟人一遇见我，不知什么缘故都发窘。有的人把我看做怪人，小丑，有的人为我惋惜，有的人不知道怎样对待我才好。要了解他们是困难的。有一天我在我们的大贵族街附近的一个小巷子里遇见安纽达·布拉戈沃，我去上工，手里拿着两把长刷子，提着一桶油漆。安纽达认出了我，脸红了。

　　“请您在街上不要跟我打招呼……”她没有跟我握手，光是用发颤的声音又烦躁又严厉地说，她的眼睛里忽然闪出了泪光，“要是依您看来过这种生活是必要的，那也由您……由您，可是请您别再跟我来往了！”

　　我已经不住在大贵族街，而住在城郊玛卡利哈我的奶娘卡尔波芙娜家里了。她是个善良的、然而心境阴郁的老太婆，老是预感到要出什么坏事，不管做了什么梦都害怕，甚至看见蜜蜂或黄蜂飞进房间里来也觉得是不祥之兆。至于我做了工人，那在她看来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你这个孩子算是完了！”她难过地说，摇摇头，“完了！”

　　她的养子普罗科菲跟她同住在一所小房子里。他是一个卖肉的小伙子，长得身材魁梧笨重，年纪在三十上下，头发发红，唇髭挺硬。他在门道里遇见我，总是一声不响，恭恭敬敬地给我让路，要是他喝醉酒，就把张开的五个手指头一齐举到帽檐那儿行一个礼。每天傍晚他吃晚饭，我隔着木板间壁听见他嗽喉咙，叹气，一杯连一杯地喝酒。

　　“妈！”他低声叫着。

　　“什么？”卡尔波芙娜非常疼爱她的养子，这时候回答一声，“什么事，好儿子？”

　　“妈，我要待您厚道。在这尘世的痛苦生活中，我要给您养老送终，等您死了，我自己出钱给您办丧事。我早就说过这话，这是真话。”

　　我每天在太阳东升以前就起床，睡得很早。我们油漆工人吃得很多，睡得香甜，只是不知什么缘故每天夜里心跳得厉害。我没有跟同伴吵过架。诟骂、情急的发誓、诅咒（例如“巴不得你瞎了眼才好”或者“巴不得你害一场霍乱才好”）是成天价不停的，然而我们之间仍旧处得很和睦。那些工人疑心我是一个什么教派的信徒，就好意地拿我开玩笑，说是连我的亲爹都不认我做儿子了，同时他们又说他们自己很少到教堂里去，他们有很多人已经有十年没到教堂里去忏悔过。他们为这种疏懒辩白说，油漆工人在人当中所处的地位就跟乌鸦在鸟当中的地位一样。

　　伙伴们看重我，对我很尊敬。我不喝酒，不吸烟，过一种平静而规矩的生活，这显然中了他们的意。只有两件事情使他们不痛快，不赞成，那就是我不跟他们合伙偷干油，也不同他们一块儿去向顾主讨赏钱。偷主人的干油和油漆在油漆工人当中已经成为风气，不认为是偷了，引人注意的是就连萝卜这样公正的人每回下班也总要带走一点白粉和干油。至于讨赏钱，就连在玛卡利哈买下了房子的、可敬的老人也不觉着害臊，每逢我看见伙伴们在开始上工或者结束工程的时候成群结队地去向一个庸庸碌碌的顾主道喜，拿到一枚十戈比的银币，低声下气地道谢，我总是又烦恼又害臊。

　　他们如同一批狡猾的廷臣那样对待顾主，差不多每天我都要想起莎士比亚的普隆涅斯。

　　“大概天要下雨。”顾主瞧着天空说。

　　“要下的，一定要下的！”油漆工人们同意。

　　“不过，这不是雨云。也许不会下雨。”

　　“不会下雨，老爷！真的，不会下雨。”

　　他们在背后对顾主总是带着讽刺的态度，比方说他们看见老爷坐在阳台上看报，他们就说：

　　“他在看报，可是大概连吃的都没有呢。”

　　我没有到父亲家里去过。我下工回到自己家里，常发现房间里有字条，写得又简短又焦虑，那是姐姐写的，她时而在字条上告诉我说，父亲在吃饭时候不知怎的特别心事重重，什么东西也没吃，时而又说父亲差点绊了一跤，时而又说他坐在自己房间里，关上门，很久没出来。这一类消息使我激动，弄得我睡不着觉，有时候我甚至深夜到大贵族街去，走过我家门口，瞧着黑窗子，极力推测家里是不是平安无事。每到星期日，姐姐常来看我，然而是偷偷地来，装得不是来看我，而是来看奶娘的样子。等到她走进我的房间，她的脸色总是很苍白，眼睛带着泪痕，而且立刻哭起来。

　　“我们的父亲受不了这个局面！”她说，“万一他有个什么好歹（但愿别这样才好），那你的良心就要折磨你一辈子了。这真可怕，米萨伊尔！我用我们母亲的名义请求你：改悔吧！”

　　“姐姐，我亲爱的，”我说，“既然我相信我是在按良心行动，那我怎样改悔呢？你要了解我才好！”

　　“我知道你是按良心行动，可是说不定这种事可以换一个方式做，不致伤别人的心。”

　　“唉，圣徒啊！”老太婆在门外叹道，“你这个孩子算是完了！灾难会来的，我的亲人，灾难会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