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玛霞的信来了。

　　“亲爱的、好心的米·阿，”她写道，“善良温柔的我们的天使（那个老油漆工人就是这样称呼您的），请您原谅，我就要跟父亲到美国去参观展览会了。过几天我就要看见海洋，离杜别奇尼亚那么遥远，想着都可怕！它遥远，辽阔，跟天空一样，我很想上那儿去自由一下，我得意，我发狂，您看，我的信写得多么不连贯啊。亲爱的，善良的，给我自由吧，赶快把那根至今还完好地连结着您和我的线扯断吧。讲到当初我遇见您，认识您，那就像是一道从天上射下来的光，照亮了我的生活；可是后来我做您的妻子，那却错了，这一点您是明白的，犯错误的感觉至今压在我的心头，我跪下来求您，我的慷慨的朋友，在我动身去做海上旅行以前，赶快，赶快打个电报给我，说您同意纠正我们的共同错误，搬掉我翅膀上唯一的这块石头，我父亲承担这一切麻烦，答应我说不会用过多的手续来麻烦您。那么现在我自由了，可以向四面八方飞去了吧？对吗？

　　“祝您幸福，求主保佑您，请您原谅我这个有罪的人。

　　“我活着，我健康。我挥霍金钱，做了许多蠢事，每一分钟都在感激上帝，幸好像我这样的坏女人没有生孩子。我在演唱，而且获得了成功，不过这不是我入迷了，不，这是我的避风港，我的修道室，我现在从中得到了休息。大卫王有一个戒指，上面刻着几个字：‘一切都会过去’。人难过的时候，看看这几个字就会高兴起来，不过人高兴的时候看了它们又会难过起来。我给自己定做了一个这样的戒指，刻着这几个埃及字，这个护身符使我免得入迷。一切都会过去，就连生活也会过去，这就是说：什么也不需要。或者只需要自由感，因为人在自由的时候就什么也不需要，什么也不需要，什么也不需要了。扯断那根线吧。紧紧拥抱您和您的姐姐。请您原谅而且忘掉您的玛。”

　　姐姐躺在一个房间里，萝卜躺在另一个房间里，他又生过一场病，现在正在复元。我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姐姐正巧悄悄地走到油漆工人那儿去，在他身旁坐下，开始念书。她每天给他念奥斯特洛夫斯基或者果戈理的作品，他听她念，眼睛瞧着一个地方，并不发笑，摇着头，有时候暗自嘟哝说：

　　“什么事都会有！什么事都会有！”

　　如果剧本里描写到什么丑恶的、不成体统的事，他就用手指头戳一下那本书，仿佛幸灾乐祸地说：

　　“就是它，虚伪！毛病就出在它身上，虚伪！”

　　剧本的内容、含义、复杂而艺术的结构，都吸引他。他赞叹他的本领，却永远也不提他的姓名：

　　“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本事，把这些东西配搭得那么合适！”

　　现在姐姐只轻声念了一页，就念不下去了：嗓子里出不来声音了。萝卜拿起她的手，努动发干的嘴唇，用沙哑的声音很低很低地说：

　　“正派人的灵魂又白又光滑，跟白垩粉一样，有罪的人的灵魂却好比浮石。正派人的灵魂是清亮的干油，有罪的人的灵魂是煤焦油。人应当干活，应当伤心，应当有病，”他接着说，“凡是不干活，不伤心的人，就上不了天堂。那些脑满肠肥的要倒霉，那些强横霸道的要倒霉，那些富足的要倒霉，那些放债的要倒霉！他们看不到天堂。蚜虫吃青草，锈吃铁……”

　　“而且虚伪吃灵魂。”姐姐接着说，笑起来。

　　我把信又看一遍。这时候厨房里走进来一个兵，不知是由谁派来的，每个星期来两次，给我们送来茶叶、法式白面包、松鸡，那些东西有香水气味。我没有活儿做，只好一连好几天待在家里，大概那个给我们送面包的人知道我们穷。

　　我听见姐姐跟那个兵讲话，快活地笑着。随后她躺下来，吃着面包，对我说：

　　“当初你辞掉工作，做油漆工人的时候，我和安纽达·布拉戈沃从一开头就知道你做得对，可是我们不敢说出口来。你说，究竟是什么力量在妨碍我们把我们所想的据实说出来？就拿安纽达·布拉戈沃来说吧。她爱你，崇拜你，她知道你做得对，她跟姐妹一样地爱我，知道我做得对，恐怕心里还羡慕我，可是不知一种什么力量在妨碍她来找我们，她躲着我们，怕我们。”

　　姐姐把手放在胸前，热情地说：

　　“她多么爱你啊，要是你知道就好了！这种爱情她只对我一个人说过，而且是悄悄的，在黑地里。她把我带到花园里幽暗的林荫道上，小声对我说，她把你看得多么宝贵。你看，她始终没有出嫁，就因为她爱你啊。你为她歉然吗？”

　　“是的。”

　　“面包是她送来的。不错，这是可笑的，何必瞒着呢？从前我也可笑，愚蠢，现在我已经摆脱这些，已经谁也不怕，愿意想什么就想什么，愿意说什么就大声说出来，我变得幸福了。当初我住在家里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幸福，现在就是要我做皇后我也不干了。”

　　布拉戈沃医师来了。他得了博士学位，如今住在我们城里，在他父亲家里休假，说是很快就又要到彼得堡去了。他打算研究抗伤寒的疫苗以及大概是抗霍乱的疫苗，他打算出国深造，然后回来做教授。他已经辞去军职，穿着宽松的啥味呢上衣和很肥的裤子，打着漂亮的领带。姐姐欢欢喜喜地欣赏他的领带上的佩针、袖扣、大概为了漂亮才插在上衣胸前衣袋里的红绸手绢。有一回我们闲着没事，我和姐姐就按照记忆算一算他有多少套衣服，结果断定他至少有十套上下。他分明仍旧爱我的姐姐，可是他甚至在开玩笑的时候也没有说过一次他要带着她到彼得堡或者国外去，我简直想不出来要是她活下去，她会怎么样，她的孩子会怎么样。她光是无休无止地幻想，不认真地考虑未来，她说随他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吧，就是丢掉她也没关系，只要他自己幸福就好，至于她，有过以往那段生活也就满足了。

　　他来看我们的时候，照例很专心给她听诊，要求她当着他的面把药水连同牛奶一齐喝下去。这一回也是这样。他为她听诊，逼她喝下一杯牛奶，这以后我们的房间里就弥漫着一股杂酚油的气味。

　　“这才是乖孩子！”他说，从她手里接过杯子来，“你不可以说很多的话，近来你却像喜鹊那样嘁嘁喳喳。请你别说话了。”

　　她笑起来。随后他走进萝卜的房间，我正好坐在那儿，他亲热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哦，你怎么样，老头子？”他弯下腰去凑近那个病人，问道。

　　“老爷……”萝卜轻轻努动嘴唇说，“老爷，我要冒昧奉告……我们都在上帝手下活着，大家都得死……我说一句老实话……老爷，您不会进天国！”

　　“那有什么办法呢，”医师开玩笑地说，“地狱里也总得有人去啊。”

　　忽然我的知觉出了点毛病，我好像在做梦，梦见去年冬天那天夜里我站在屠宰场的院子里，普罗科菲跟我并排站着，他身上冒出一股胡椒酒的气味。我使劲控制自己，揉我的眼睛，却立刻觉着好像在到省长那儿去听训似的。这类情形在这以前或者以后都没发生过，我把这种像是做梦的古怪回忆解释做由于我的神经过度疲劳。我重又到了屠宰场，重又在省长面前听训，同时我又模糊地感到实际上并没有这种事。

　　等到我醒过来，却看见我已经不是在家里，而是在街上，跟医师一块儿站在路灯旁边了。

　　“真叫人难过啊，真叫人难过啊，”他说，眼泪流下他的脸颊，“她高兴，经常发笑，抱着希望，可是她的情形没有希望了，我的好朋友。您那个萝卜恨我，一个劲儿要我明白我待她不好。他按他的想法是对的，不过我也有我自己的观点，我一点也不为过去发生过的事后悔。人应当爱，我们大家都应当爱，不是吗？缺了爱就没有生活；谁怕爱，躲开爱，谁就不自由。”

　　他渐渐转到别的话题上去，谈到科学，谈到自己的论文，那篇论文在彼得堡受到人们的喜爱。他谈得热烈，再也想不起我的姐姐，想不起他的难过，想不起我了。生活在吸引他。我暗想：那一个有美国，有刻着字的戒指，这一个有博士学位，有学者的前程，只有我和我姐姐还是老样子。

　　我跟他告别以后，就走到路灯那儿，把玛霞的信再看一遍。我想起，生动地想起今年春天有一天早晨，她怎样到磨坊里来看我，躺下来，用皮袄盖在身上，她想装得像一个普通的村妇。另外有一回，也是在一天早晨，我们正从水里捞捕鱼的篓子，河边的柳树忽然把一颗颗大水珠洒到我们身上，我们就笑起来……

　　大贵族街上我们的家里已经一片漆黑了。我爬过围墙，照从前的办法，从后门走到厨房里去取一盏灯。厨房里没有人。火炉旁边有一只茶炊嘘嘘地冒汽，在等我父亲。“现在，”我想，“谁给父亲倒茶呢？”我举着灯，走进那个小屋，在那儿用旧报纸好歹给自己铺了床，躺下来。墙上的椽钉照旧严厉地瞧着我，它们的影子闪闪摇摇。天很冷。我觉着好像姐姐一定马上就要走进来，给我送来晚饭，可是立刻想起她在害病，躺在萝卜家里，于是我觉着奇怪：我怎么会爬过围墙，躺在这冰凉的小屋里。我的神志乱起来了，我看见了种种荒唐的事。

　　门铃响了。这是我从小就熟悉的铃声：先是铁丝擦着墙沙沙地响一阵，然后厨房里响起短促悲凉的铃声。这是父亲从俱乐部里回来了。我站起来，向厨房走去。厨娘阿克西尼娅看见我，把两只手一拍，不知什么缘故哭起来。

　　“我的亲人！”她小声说，“亲爱的！啊，我的天！”

　　她由于兴奋而不住用两只手揉搓她的围裙。窗台上立着四个瓶子，里面盛着白酒，酒里泡着果子。我给自己斟了一茶杯，一口气喝完，因为我渴得很。阿克西尼娅刚刚擦过桌子和凳子，厨房里弥漫着一种气味，那种气味是干净的厨娘所掌管的明亮舒适的厨房里常有的。这种气味和蟋蟀的叫声，从前在童年时候，总是引诱我们这些孩子，到这儿，到厨房里来，让我们听神话，玩“老K”……

　　“克丽奥佩特拉在哪儿？”阿克西尼娅小声问，匆匆忙忙，透不过气来，“你的帽子在哪儿，少爷？听说你太太到彼得堡去了？”

　　她远在我母亲生前就来做事，从前给我和克丽奥佩特拉在木盆里洗过澡，现在依她看来我们仍旧是孩子，必须开导才成。足足有一刻钟的工夫，她在我面前摊开她的种种想法，这是一个老仆人在我们没有见面的这段时期里，在厨房的宁静里，凭她的深谋远虑想出来，积累起来的。她说我们可以逼医师跟克丽奥佩特拉结婚，只要吓唬他一下就成，又说如果好好写一份呈文，主教就会解除他的第一次婚姻，还劝我最好瞒住我的妻子悄悄把杜别奇尼亚卖掉，把钱放在银行里存起来，写上我的名字。她还说如果我和姐姐在父亲面前跪下来，苦苦哀求一番，他也许会原谅我们，又说我们应当向圣母做一回祈祷……

　　“好，去吧，少爷，跟他去谈一谈吧，”她听见父亲的咳嗽声以后说，“去吧，去讲一讲，鞠个躬，您的脑袋不会掉下来的。”

　　我就去了。父亲坐在书桌那儿，正在画一个别墅的草图，那别墅有哥特式的窗子和近似消防队瞭望台的粗塔，这是一张非常死板而平庸的草图。我走进书房，在正好可以看见那张图纸的地方站住。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来找父亲，可是我至今还记得我一看见他的瘦脸、他的红脖子、他那印在墙上的阴影，我就恨不得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照阿克西尼娅所教的那样跪在他的面前。可是我一看见那座有哥特式窗子和粗塔的别墅，就止住了自己。

　　“您晚上好。”我说。

　　他看一看我，立刻低下眼睛去看那张草图。

　　“你有什么事？”过了一会儿，他问。

　　“我是来告诉您：姐姐病得很重。她快要死了。”我闷闷地加了一句。

　　“是啊，”父亲叹道，摘下眼镜，把它放在桌子上，“你种什么就收什么。你种什么，”他又说一遍，离开书桌站起来，“就收什么。我请你回想一下：两年前你来见我，就在这个地方我请求过你，要你离开你的迷途，我对你提起义务和荣誉，提起你对祖先所负的责任，我们必须神圣地保持祖先的传统。那时候你听了我的话没有呢？你忽视我的忠告，固执地继续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这还不够，你又把你姐姐引到你的迷途上去，促使她失去道德和廉耻。现在你们两个人都倒霉了。是啊，你种什么就收什么！”

　　他一边说，一边在书房里走来走去。大概他以为我是来请罪的，大概他在等我为我自己和我姐姐讨饶。我觉得身上发凉，我打抖，好像害了热病似的，我用嘶哑的声音费力地说话。

　　“我也请您回想一下，”我说，“就在这个地方我也请求过您，要您了解我，要您细细想一想，一块儿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怎样生活，为了什么而生活，您在回答的时候却谈祖先，谈那位写诗的祖父。刚才我对您说您的独生女已经没有希望了，您又谈祖先，谈传统……您这么大的年纪，跟死已经不是隔着万重山，在世上只能再活五年或者十年了，却还是这样的轻率！”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父亲厉声问道，听我责备他轻率，显然感到受了委屈。

　　“我不知道。我爱您，我非常痛心：我们彼此离得这么远。所以我来了。我还爱您，可是姐姐已经跟您彻底决裂了。她不能原谅您，永远也不会原谅您。一提起您的名字，就会勾起她对过去，对生活的憎恶。”

　　“这是谁的错呢？”父亲叫道，“这是你的错，混蛋！”

　　“好，就算是我的错吧，”我说，“我承认我在许多方面有错，然而，为什么您的生活，您认为我们也必须照这样过的生活，是这样的乏味，这样的平庸呢？为什么您三十年来所盖的这些房子里，没有一个人能教导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才不会犯过错呢？全城一个正直的人也没有！在您这些房子，这些该死的小窝里，人们把自己的母亲和女儿从世界上排挤出去，折磨子女……我那可怜的母亲啊！”我绝望地接着说，“可怜的姐姐啊！人必须用白酒，用纸牌，用诽谤来麻醉自己，必须做下流事，假仁假义，或者在几十年里不住地画，画，才能不发现所有暗藏在那些房子里的恐怖。我们这座城已经存在了几百年，在这几百年里它没有为祖国献出一个有益的人，一个也没有！凡是稍稍带点生气的、稍稍发出点亮光的东西在萌芽时期就统统被你们扼杀了！这座城只培养小店主、酒馆老板、办事员、教士，这是一座不必要的、没益处的城，即使它忽然陷进地底下去也不会有一个人可惜它。”

　　“我不要听你的话，混蛋！”父亲说，从桌子上拿起一把尺子来，“你喝醉了！你醉成这样居然敢来见你的父亲！我最后一次告诉你，而且也把这话转告你那不顾道德的姐姐：你们休想在我这儿得到任何什么东西。我已经把不听话的孩子从我的心里抹掉了，如果他们由于不听话，由于顽固而受苦，我并不怜惜他们。你可以回到你来的那个地方去！无论上帝怎样用你们来惩罚我，我也温顺地忍受这种考验，我像约伯一样会在痛苦和持久的工作中找到安慰。在你没有改邪归正以前不准你跨过我的门坎。我是公正的，所有现在我说的话都是有益于你的，如果你希望自己好，你就该终生终世记住我以前对你说的和现在说的这些话。”

　　我挥了挥手，走出去。我不记得后来那天夜里和第二天我是怎样度过的了。

　　据说我在街上走来走去，没戴帽子，摇摇晃晃，大声唱歌，顽皮的男孩成群结伙跟在我的背后，大声喊叫：

　　“小利钱！小利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