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花园里或者院子里干活，莫伊谢伊常常站在我身旁，把手背在后面，用他那对小眼睛懒洋洋地、满不在乎地瞧着我。这总惹得我十分不痛快，弄得我只好丢下工作一走了事。

　　我们从斯捷潘那儿听说这个莫伊谢伊是将军夫人的情夫。我发现人家来找她借钱的时候，总是先找莫伊谢伊，有一回我看见一个乡下人，全身发黑，大概是煤炭工人，在他面前跪下来。有时候他跟别人小声商量一阵，自己拿出钱来，并没有去报告太太，因此我推想他遇到机会来了，自己拿出钱来做交易。

　　他在我们花园里窗跟底下开枪打鸟，从我们地窖里拿走食物，事先也不问一声就把我们的马牵走。我们生气，不再相信杜别奇尼亚是属于我们的了，玛霞脸色发白地说：

　　“难道我们得跟这些混蛋再相处一年半吗？”

　　将军夫人的儿子伊万·切普拉科夫在我们铁路上做乘务员。一个冬天，他变得瘦多了，弱多了，只要喝一杯酒就能醉，到了不见太阳的地方就觉着冷。他穿着乘务员的制服很不痛快，而且很难为情，不过他认为自己的职务有油水，因为他可以把蜡烛偷起来卖掉。我的新地位在他心里勾起一种可笑的感触，他又是惊奇又是羡慕，而且抱着模糊的希望，但愿他也有同类的机遇才好。他用欣赏的眼睛瞧着玛霞，问我现在进餐时候吃什么东西，他那难看的瘦脸上就现出忧郁而甜蜜的神情，他的手指头也动起来，倒好像摸着了我的幸福似的。

　　“听着，小利钱，”他忙忙乱乱地说，每隔一分钟就点一回烟。他站着的地方总是很脏，因为他吸一支烟要用十根火柴，“你听着，现在我的生活糟透了。主要的是每个小小的军官都可以吆喝我：‘你这看车的！你！’老兄，我在火车上听够了各式各样的话，你要知道，我现在明白了：生活是一片肮脏！我母亲毁了我！在火车上有一位医师对我说：如果父母放荡，他们的子女就会成为酒鬼或者罪犯。原来是这样！”

　　有一回他摇摇晃晃地走进院子里来。他的眼睛茫然地乱看，他的呼吸困难。他又笑又哭，嘴里说着什么，仿佛发着高烧在说胡话似的。在他那些乱糟糟的话里我只能听懂这样几句：“我的母亲啊！我的母亲在哪儿？”他哭着说这几句话，好像小孩子在人群中跟母亲走散了似的。我就把他领到我们的花园里去，把他安顿在树荫底下，然后那一整天和一整夜我跟玛霞轮流守在他的身旁。他病了，可是玛霞带着憎恶瞧着他那苍白湿润的脸，说：

　　“难道这些混蛋在我们的院子里还要住上一年半吗？这真可怕！这真可怕呀！”

　　那些农民惹得我们多么伤心啊！在最初那段时期，在春天那些月份，在我们那么巴望幸福的时候，我们却遭到多么沉重的失望！我的妻子要办一个学校。我为那学校画了一个草图，容纳六十个孩子。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也赞同，可是劝她在库里洛夫卡村办学校，那是个大村子，离我们有三俄里远。顺便要说到，库里洛夫卡村原有一个学校，在那里有四个村子的孩子去读书，我们杜别奇尼亚也包括在内，可是这学校又旧又挤，在那儿的朽烂地板上走路已经有危险了。三月末，按照玛霞的心意，她奉派担任了库里洛夫卡村学校的监督人，四月初我们三次召集会议，劝告农民说他们的学校又挤又旧，非修建新学校不可。地方自治局执行处派人到场，平民学校的学监也来了，他们也都劝告农民。每次开完会以后，农民总是围住我们，要我们请他们喝一大桶白酒。我们被人群围住，觉着很热。我们不久就筋疲力尽，回家去了，心里很不满意，而且有点发窘。最后农民总算给学校拨出一块地，然后他们得用自己的马从城里把全部建筑材料运回来。他们刚忙完春播作物，头一个星期日就从库里洛夫卡和杜别奇尼亚赶着大车去运砖回来奠地基。天刚亮他们就动身，可是直到夜深才回来；那些农民喝得醉醺醺的，说是他们累得要命。

　　仿佛故意捣乱似的，整个五月一直下雨，天冷。道路坏了，泥泞不堪。从城里回来的大车照例绕到我们的院子里来，那是多么可怕呀！瞧，大门口出现了一匹马，叉开前腿，大着肚子，在把车拉进院子里来以前深深低下头去。车上装着一根二十俄尺长的圆木，看上去又湿又滑。车子旁边走着一个农民，因为有雨而把衣服裹紧身子，把衣裾掖在腰带里，他眼睛并不瞧着脚底下，也不绕过泥塘，却大踏步走着……随后又出现一辆大车，装着薄木板，然后又出现一辆，装着圆木，再后又是一辆……正房前面那块空地渐渐挤满了马匹、圆木、木板。农民和包着头、把连衣裙底襟掖起来的农妇气冲冲地瞧着我们的窗子，吵吵嚷嚷，要太太出来，粗野的咒骂声传来。莫伊谢伊站在一旁，我们觉得他看见我们受到侮辱仿佛高兴似的。

　　“我们再也不管运了！”农民们喊道，“我们累坏了！让她自己去运吧！”

　　玛霞脸色发白，惊慌失措，以为他们马上就要冲进房子里来了，就打发人送出半桶酒去，这以后吵闹声才平息，长长的圆木一根连一根地爬出院子去了。

　　我准备到建筑工地去，我妻子激动起来，说：

　　“农民们凶得很。只求他们别对你胡闹才好。不，等一等，我跟你一块儿去。”

　　我们一块儿坐着车到库里洛夫卡村去，在那儿木工们要我们赏他们一些酒钱。木架已经搭好，是奠立基石的时候了，可是瓦工还没来，结果只好窝工，木工们抱怨起来。后来瓦工总算来了，不料又发现没有沙土，不知怎的大家忘了这儿要用沙土。农民们利用我们束手无策的局面，要三十个戈比运一车沙土，其实从工地到河边去装沙土不到四俄里远。他们一共要运五百多车才够用。误会啦，谩骂啦，纠缠啦，闹个没完，我妻子生气，瓦工的包工头季特·彼得罗夫是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挽住她的胳膊说：

　　“你瞧着吧！你瞧着吧！你只要给我运来沙土，我就一下子给你派十个人来，两天里头就把活儿做完。你瞧着吧！”

　　可是沙土运齐了，过了两天，四天，一个星期，在准备奠基的那个地方仍旧张开着一条空荡荡的沟。

　　“这简直要叫人发疯！”我妻子激动地说，“这些老百姓是什么样的人啊！什么样的人啊！”

　　正在这种乱糟糟的时候工程师维克托尔·伊万内奇到我们这儿来了。他随身带来用纸包着的一瓶葡萄酒和凉菜，吃了很久，然后在露台上躺下来睡觉，呼呼地打鼾，招得工人们摇着头说：

　　“可了不得！”

　　他来了，玛霞并不高兴，她不相信他，同时却又跟他商量，他饭后睡了一大觉，醒来心绪恶劣，对我们的农活批评一阵，或者后悔买下杜别奇尼亚，因为它给他带来那么多的损失，在这种时候可怜的玛霞脸上总是现出难过的神情。她向他抱怨起来，他就打着呵欠说，应当把农民打一顿才对。

　　他把我们的婚事和我们的生活叫做喜剧，他说这是任性，胡闹。

　　“她已经出过这类的事，”他对我讲到玛霞，“有一回她自以为是歌剧演员，就离开我走了。我找了她两个月，我最可爱的人，单是电报费我就花了一千卢布。”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称呼我教派信徒，油漆工先生，也不像以前那样用赞许的态度对待我的劳动生活，而只是说：

　　“您是个怪人！您是个不正常的人！我不敢预言，不过您的下场好不了！”

　　玛霞夜间总睡不好，老是坐在我们寝室的窗前想什么。吃晚饭的时候不再有笑声，她也不再做可爱的鬼脸。我心里难过，天下雨的时候每颗雨点都像小子弹似的打进我的心里，我恨不得跪在玛霞面前，替天气赔罪才好。农民们在院子里闹，我也觉着自己有罪。我往往一连几个钟头坐在一个地方不动，一心想玛霞是个多么出色的人，多么了不起的人。我热烈地爱她，凡是她说的话，她做的事都使我陶醉。她倾向于安静的书房工作，她喜欢长时间看书，研究点什么。她只凭书本了解农业管理，然而她的知识却使我们惊奇，她出的主意全都合用，没有一个在农业管理中是白费的。此外她又多么高尚，多么风雅，多么温和啊，只有受过极好的教育的人才会那么温和！

　　对这个具有健康活跃的智慧的女人来说，我们现在生活中的这种杂乱环境以及种种小烦恼和小是非是痛苦的。这一点我自己也看出来了，一到晚上我就睡不着觉，苦苦思索，喉咙里发堵，恨不能哭一场才好。我翻来覆去，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我坐车进城，给玛霞运来书籍、报纸、糖果、花卉。我跟斯捷潘一块儿捕鱼，一连几个钟头淋着雨在凉水里走来走去，让水没到脖子上，为的是捉到一条山鲶鱼，给我们的饭菜添一点花样。我低声下气地求农民们别闹，请他们喝酒，花钱买动他们的心，对他们许下种种的愿。此外我还做了多少蠢事啊！

　　最后雨总算停了，土地干了。我清早四点钟光景起床，走进花园，看见露珠在花朵上闪光，鸟儿和昆虫叫出一片嘁嘁喳喳的闹声，天上一点云也没有，花园、草场、河流都那么美，可是我想起了农民，想起了大车，想起了工程师！我和玛霞坐一辆轻便的马车到田野上去看一看燕麦。她赶车，我坐在她身后。她的肩膀微微耸起来，风戏弄她的头发。

　　“靠右边走！”她对迎面来的人嚷道。

　　“你很像赶车的。”有一天我对她说。

　　“很可能！我祖父，也就是工程师的父亲，本来就是赶车的。你不知道吧？”她回转身来问我，而且立刻表演赶车的怎样吆喝，怎样唱曲子。

　　“谢天谢地！”我听着她的声音暗想，“谢天谢地！”

　　我又想起了农民，想起了大车，想起了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