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钟光景，一轮明月照着花园。在舒明家里，祖母玛尔法·米哈伊洛芙娜吩咐做的晚祷刚刚完事，娜佳到花园里去蹓跶一会儿，这时候她看见大厅里饭桌上正在摆小吃，祖母穿着华丽的绸衫在忙这样忙那样。安德烈神甫，大教堂的大司祭，正在跟娜佳的母亲尼娜·伊万诺芙娜谈一件什么事，这时候隔着窗子望过去，母亲在傍晚的灯光下，不知什么缘故，显得很年轻。安德烈神甫的儿子安德烈·安德烈伊奇站在一旁，注意地听着。

　　花园里安静，凉快，宁静的黑影躺在地上。人可以听见远处，很远的什么地方，大概是城外吧，有些青蛙呱呱的叫声。现在有五月的气息了，可爱的五月啊！你深深地呼吸着，热切地想着：眼下，不是在这儿，而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在天空底下，在树木上方，远在城外，在田野上，在树林里，春天的生活正在展开，神秘、美丽、丰富、神圣，那是软弱而犯罪的人所不能理解的。不知因为什么缘故，人恨不得哭一场才好。

　　她，娜佳，已经二十三岁了。她从十六岁起就热切地盼望着出嫁，现在她总算做了安德烈·安德烈伊奇的未婚妻，这个青年现在正站在窗子里面。她喜欢他，婚期已经定在七月七日，可是她并不高兴，夜里也睡不好，兴致提不起来……厨房是在地下室那一层，从敞开的窗子里，她听见人们忙忙碌碌，刀子叮当响着，安着滑轮的门砰砰地开关，那儿飘来烤鸡和醋渍樱桃的气味。不知什么缘故，她觉得整个生活似乎会永远像现在这样过下去，没有变化，没有尽头！

　　这时候有一个人从正房走出来，在门廊上站住。这人是亚历山大·季莫费伊奇，或者简单地叫做萨沙。他是大约十天前从莫斯科来到她们家里做客的。很久以前，祖母的一个远亲，贵族出身的穷寡妇玛丽亚·彼得罗芙娜，一个带着病容的、瘦小的女人，常到她们家来请求周济。她有个儿子名叫萨沙。不知什么缘故，大家都说他是出色的画家，等到他母亲去世，祖母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就送他到莫斯科的科米萨罗夫斯基学校去念书。大约两年以后他转到一个绘画学校去，在那儿差不多念了十五年书才勉强在建筑系毕业。可是他仍旧没做建筑师，却在莫斯科的一个石印工厂里做事。他差不多每年夏天都到祖母这儿来，总是病得很重，以便休息调养一阵。

　　他现在穿着一件常礼服，扣上纽扣，下身穿一条旧帆布裤子，裤腿下面都磨破了。他的衬衫没熨过，周身上下有一种没精神的样子。他很瘦，眼睛大，手指头又长又瘦，留着胡子，黑脸膛，不过仍旧挺漂亮。他跟舒明家的人很熟，如同自己的亲人一样，他住在他们家里，觉得跟在自己家里似的。他每回来到这儿所住的那个房间，早就叫做萨沙的房间了。

　　他站在门廊上，看见娜佳，就走到她面前去。

　　“你们这儿真好。”他说。

　　“当然，挺好。您应当在这儿住到秋天再走。”

　　“是的，大概会这样的。也许我要在你们这儿住到九月间呢。”

　　他无缘无故地笑起来，在她身旁坐下。

　　“我正坐在这儿，瞧着妈妈，”娜佳说，“从这儿看过去，她显得那么年轻！当然，我妈妈有弱点，”她沉默了一会儿，补充说，“不过她仍旧是个不同寻常的女人。”

　　“是的，她很好……”萨沙同意道，“您的母亲，就她本人来说，当然是一个很善良很可爱的女人，可是……怎么跟您说好呢？今天一清早我偶然到你们家的厨房里去，在那儿我看见四个女仆干脆睡在地板上，没有床，被褥不像被褥，破破烂烂，臭烘烘，还有臭虫，蟑螂……这跟二十年前一模一样，一点变动也没有。哦，奶奶呢，求上帝保佑她，她毕竟是个老奶奶，不能怪她了。可是要知道，您母亲多半会讲法国话，还参加演出。想来，她总该明白的。”

　　萨沙讲话的时候，总要把两根瘦长的手指头伸到听话人的面前去。

　　“不知怎么这儿样样事情我都觉得奇怪，看不惯，”他接着说，“鬼才明白为什么，这儿的人什么事都不做。您母亲一天到晚走来走去，跟一位公爵夫人一样，奶奶也什么事都不做，您呢，也一样。您的未婚夫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也是什么事都不做。”

　　这种话娜佳去年就听过了，仿佛前年也听过。她知道萨沙一开口，总离不了这一套，从前这种话引得她发笑，可是现在不知什么缘故，她听着心烦了。

　　“这些话是老生常谈，我早就听厌了，”她说，站起来，“您应当想点比较新鲜的话来说才好。”

　　他笑了，也站起来，两个人一块儿朝正房走去。她又高又美，身材匀称，这时候挨着他，显得很健康，衣服也很漂亮。这一点她自己也体会到了，就替他难过，而且不知什么缘故觉得挺窘。

　　“您说了许多不必要的话，”她说，“喏，您方才谈到我的安德烈，可是要知道，您并不了解他。”

　　“我的安德烈……去他的吧，您的安德烈！我正在替您的青春惋惜呢。”

　　等到他们走进大厅，大家已经坐下来吃晚饭了。祖母，或者照这家人的称呼，老奶奶，长得很胖，相貌难看，生着两道浓眉，还有一点点唇髭，说话很响，凭她说话的声音和口气可以看出她在这儿是一家之长。她的财产包括集市上好几排的商店和这所有圆柱和花园的旧式房子，可是她每天早晨祷告，求上帝保佑她别受穷，一面祷告一面还流泪。她的儿媳，娜佳的母亲，尼娜·伊万诺芙娜，生着金黄色头发，腰身束得很紧，戴着夹鼻眼镜，每个手指头上都戴着钻石戒指。安德烈神甫是一个掉了牙齿的瘦老头子，看他脸上的表情，总仿佛要说什么很逗笑的话似的。他的儿子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娜佳的未婚夫，是一个丰满而漂亮的青年，头发卷曲，样子像是演员或者画家。他们三个人正在谈催眠术。

　　“你在我这儿再住一个星期，身体就会养好了，”奶奶转过身对萨沙说，“只是务必要多吃一点。看你像个什么样儿！”她叹口气，“你那样儿真可怕！真的，你简直成了个浪子。”

　　“挥霍掉父亲所赠的资财以后，”安德烈神甫眼睛里带着笑意，慢吞吞地说，“就跟不通人性的牲口一块儿去过活了……”

　　“我喜欢我的爹，”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说，摸摸他父亲的肩膀，“他是个非常好的老人。善良的老人。”

　　大家沉默了一阵。萨沙忽然笑起来，拿起餐巾捂住嘴。

　　“这么说来，您相信催眠术喽？”安德烈神甫问尼娜·伊万诺芙娜。

　　“当然，我也不能肯定说我相信，”尼娜·伊万诺芙娜回答，脸上做出很严肃的、甚至严厉的表情，“不过必须承认，自然界有许多神秘而无从理解的事情。”

　　“我完全同意您的话，不过我还得加一句：宗教信仰为我们大大地缩小了神秘的领域。”

　　一只很肥的大火鸡端上来。安德烈神甫和尼娜·伊万诺芙娜仍旧在谈下去。钻石在尼娜·伊万诺芙娜的手指头上发亮，后来眼泪在她眼睛里发亮，她激动起来了。

　　“虽然我不敢跟您争论，”她说，“不过您也会同意，生活里有那么多解答不了的谜！”

　　“我敢向您担保：一个也没有。”

　　吃过晚饭以后，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拉小提琴，尼娜·伊万诺芙娜弹钢琴为他伴奏。十年以前，他在大学的语文系毕了业，可是从来没在任何地方做过事，也没有固定的工作，只是偶尔应邀参加为慈善目的召开的音乐会。在城里大家都称他为艺术家。

　　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拉小提琴，大家默默地听着。桌子上，茶炊轻声地滚沸，只有萨沙一个人喝茶。后来，钟敲十二下，小提琴的一根弦忽然断了，大家笑起来，于是忙忙碌碌，开始告辞。

　　娜佳送未婚夫出门以后，走上楼去，回自己的房间，她和母亲住在楼上（楼下由祖母住着）。楼下，仆人把大厅里的灯熄了，萨沙却仍旧坐在那儿喝茶。他老是照莫斯科的风气喝很久的茶，一回要喝七杯。娜佳脱了衣服上床，很久还听见女仆在楼下打扫，奶奶发脾气。最后一切都安静了，只是偶尔听见萨沙在楼下自己的房间里用男低音不时咳嗽几声。